研究中國近代文學史，周作人這個人是一個難以繞過的人物，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人物。但是，偏偏這個人又是一個性格十分複雜、經歷十分跌宕的人。因此，在評論這個歷史人物時，在論者基本上調子一致的情況下，也時有雜音出現。我個人不是研究近代中國文學的人，但年輕時讀過周作人的許多書，也許是當時已經出版的全部的書，對此人頗感興趣，因此不揣譾陋，也想發表點意見。
促使我想發表一點意見的最直接的動力，來自我最近讀的一篇文章《另一個周作人》，作者傅國湧，見《書屋》，二○○一．十一，頁二三—二七。文章一開頭就說：「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周作人和真實的周作人是有很大距離的。」這裡使用了「真實的周作人」這樣一個詞兒，意思就是說，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周作人是不「真實」的或者竟可以說是「虛假」的。如果想勉強把周作人劃分為幾「個」的話，那麼只有兩「個」：一個是五四時期向著舊勢力衝鋒陷陣的勇猛的戰士，一個則是在日寇侵華後成為日本的華北教育督辦的民族敗類臭名永垂的大漢奸，兩者都是真實的。兩個周作人的歷史都是同一個周作人寫成的。從生理學上來講，一個人不可能劈成兩個。傅國湧先生的意思大概是說，我們現在一般知道的周作人是後者，是不真實的，只有前者真實。前者是「另一個周作人」。
我個人對於這種提法有不同的看法，現在想提出來供大家討論。
我們感謝傅國湧先生對「另一個周作人」搜集了豐富翔實的資料。他在本文中有時也提出一些對周作人的看法，比如「其實起碼在一九二八年以前，周作人的血並沒有冷卻、凝固，沒有躲進他的書齋，品苦茶、寫小品文，而是盡到了一個知識分子應盡的責任」。（頁二四t，二一開頭）又如傅先生講到，一九二二年三月，李大釗、陳獨秀、蔡元培、汪精衛、鄧中夏等一大批非常有影響的知識分子，在北京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旨在反對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周作人、錢玄同、沈兼士、馬裕藻等則大倡信教自由。傅先生說：「八十年後回過頭來看這段公案，如果不因人廢言，是非是很清楚的，周作人他們『少數』人無疑站在正確的一面。」（頁二五a）
傅先生在不厭其詳地列舉了前期周作人的豐功偉績之後，對他轉變的過程和原因也作了一些分析。他寫道：「他後期的變化（大致上在一九二七年冬天以後）在思想、性格上的根源也許由來已久，但李大釗的慘死，北新書局被迫停業，《語絲》被禁止（周作人和劉半農曾到一個日本朋友家避了一次難），這些變故對他的轉變恐怕都產生了相當深刻的影響。」「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周作人發表了《閉戶讀書論》，我把這看做是他生命的分界線，從此以後那個曾和民族共同體共命運，與大時代同呼吸的周作人就徹底告別了過去，回到書齋。那一年周作人僅僅四十四歲，離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也不到十年。」（頁二七t）我認為，傅先生的分析是完全正確的，特別是他提到了「在思想、性格上的根源也許由來已久」，更具有真知灼見。魯迅和周作人同出一個破落的書香門第，幼年所受的教育和環境熏陶幾乎完全一樣。但是，到了後來，兩人卻走了截然不同的兩條道路，其中思想和性格上的根源起著主導作用。這樣說，可能有背於某一些教條。但是，如果不這樣解釋，又當怎樣去解釋呢？
傅國湧先生的文章《另一個周作人》就介紹這樣多。我在上面已經說到過，傅先生筆下「另一個周作人」是真實的，這裡指的是五四時期叱吒風雲的周作人。這當然是「真實的」。但是，日寇入侵後當了華北教育督辦的周作人也是「真實的」。看樣子，傅先生是想給前一個周作人打抱不平，「發潛德之幽光」。實際上，根據我個人的觀察，第一個周作人，「另一個周作人」，現在也沒有完全被遺忘，在五四運動的資料中還能夠找到他的材料。我認為，我們所面臨的困難是如何實事求是地評價像周作人這樣一個知識分子。這種人的生命歷程變動太大，幾乎是從一個極端變到另一個極端，令人抓不住重點，也不知道從何處下手。
我在上面的敘述中，好像是把周作人的生命歷程分為前後兩大部分，這是不夠精確的。實際上應該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由五四運動到一九二八年。在這個階段中，周作人是那一群對準舊堡壘衝鋒陷陣的最英勇的戰士中的一員。第二階段，約莫自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日寇正式入侵。在這一個階段中，周作人回到了書齋，「閉戶讀書」，邀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且到寒齋吃苦茶」，倡導小品文，寫寫打油詩。這一批人批閱新生國文試卷，發現了一些錯別字，如獲至寶，詩興大發，紛紛寫詩加以諷刺，引起了魯迅的強烈不滿。這可以說是一個過渡階段，主要原因是由周作人的思想和性格所決定的。第三階段就是日寇正式大舉入侵後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寇垮臺。令人奇怪的但也並不太奇怪的是，在第一階段，周作人風華正茂時就常常發表不喜歡談政治的言論。但是到了第三階段，他不但談了政治，而且身體力行當了大官，不是共產黨的官，也不是國民黨的官，而是外來侵略者的官。這一頂漢奸的帽子是他給自己戴上的，罄東海之水也是洗不清的。在這個問題上，同周作人境況類似的人往往祭起動機這個法寶來企圖逃脫罪責。我沒有研究過周作人，不敢亂說。即使他有的話，也自在意料之中。我們是動機與效果的統一論者，但是歸根結底，效果起決定性的作用。
在這裡，我忽然想到了汪精衛。他同周作人有十分相似的經歷，但更為鮮明、突出。年輕的汪精衛，一腔熱血，滿懷義憤，到北京來想炸死攝政王，不幸失敗被俘。他寫了一首有名的詩：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
詩句豪氣沖天，擲地可作金石聲。可惜他沒能如願，他被營救了出來。從那以後，在長達幾十年的漫長的時期中，汪精衛活躍在國民黨的政壇上，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極盡雲譎波詭之能事，最終充當了日偽政權的主席。我在什麼地方讀到過他的一番談話，大意是說：如果他不出來充當日偽政府的主席，日寇殺中國人將會更多。這就是汪精衛的動機論。這話大有佛祖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氣概，真不知人間尚有「羞恥」二字！
從周作人和汪精衛事件中，我想到了兩個問題：一個是人生的壽夭問題，一個是保持晚節的問題。這兩個問題有區別，又有聯繫。我先從第一個問題談起。除非厭世自殺的極少數人以外，人類，同其他一切生物一樣，沒有不想壽而想夭的。在人們的口頭語中有大量這樣的話，比如「長命百歲」、「壽比南山」、「福壽雙全」等等。對皇帝則說「萬歲」、「萬壽無疆」等等頌詞。在許多年前中國造神運動達到頂峰的時候，我們不是也都狂呼「萬歲」和「萬壽無疆」嗎？總之，在一般人的思想中，長壽是一件好事。這對絕大多數的人來說也是正確的。但對極少數的人來說，長壽不但不是好事，而是天大的壞事。比如，如果周作人在五四運動中或者其後不久就死掉的話，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將永遠成為一個新文化的鬥士。然而他偏偏長壽了，長壽到成為不齒於人類的大漢奸賣國賊。對周作人來說，長壽不是一種不折不扣的災難嗎？再比如汪精衛。如果他那「引刀成一快」的願望得以實現的話，他將成為同岳飛等並列的民族英雄，流芳千古。然而他偏偏又長壽了，長壽到成為比周作人更令人憎恨的狗屎堆，遺臭萬年。對汪精衛來說，長壽也成了一場災難。這種想法，古代人也有過。唐代大詩人白居易有一首詩：
周公恐懼流言後，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
◇
王莽就是死得太晚了。他因長壽而露了馬腳，成為千古巨奸。
談到這裡，就同第二個問題聯結上了：保持晚節的問題。中國自古以來一向非常重視晚節的問題。《戰國策．秦策五》說：「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也。」宋代的大政治家韓琦在《在北門九日燕諸曹》一詩中寫道：「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寓意深遠，值得玩味。中國還有「蓋棺論定」的說法，意思是，人只要活著，不管年紀多大，就有變的可能。只有蓋棺以後，才能對他論定。周作人和汪精衛晚節不保，沒有蓋棺，即可論定了。我們從這兩個人身上可以「學習」到很多東西，他們是地地道道的反面教員。
我們的祖國早已換了人間。在今天的國勢日隆，人民生活迅速提高的大好形勢下，保持晚節的問題還有什麼現實意義嗎？有，而且很迫切。一些曾經出生入死為人民立過大功的人，一旦晚節不保，立即墮落為人民的罪人，走上人民的法庭，這樣的例子還少嗎？我們每個人都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