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高遠眺，晴日微風，對岸是一座城。多瑙河流經奧匈，帝國的起因與這無分國界的大河或有瓜葛。無知是一項頑固的知識，直到從匈牙利皇宮露台遠望多瑙河——遼闊浩瀚，寧靜的波濤混合著灰赭與淺翠色——我才被告知：西岸叫做布達，東岸叫做佩斯。
如大部分歐洲皇宮，這裡早已闢為國家博物館，掛滿油畫，間有雕刻。也如俄羅斯，匈牙利油畫大致起於十八世紀初端，在西歐視線之外，不被矚目。稍一巡視，不期然驚異而傷感了：我竟完全忘了匈牙利繪畫，可是中廳幾件作品多麼眼熟：古匈牙利勇士戰勝土耳其人，貴婦人的紫羅蘭盛裝，兩位被囚禁的貴族含淚而坐……我豁然想起「文革」初年借得幾天、久久翻看的一本匈牙利畫冊。六七十年代我們的油畫幻象頂多由俄羅斯抵達幾個東歐小國。畫得多好啊！仔細瞧著獄中男子的淚光，那時節我無論如何弄不明白怎能畫出來。現在原作在前，很久很久不知如何感慨。那麼細膩、逼真、三流，再典型不過的小國作品——而我們從未有過這等水準的寫實——配著沉重的鏡框，現在每幅畫凝著宮廷高窗的微光，窗外，山下，靜靜多瑙河。
不能說東歐諸國是被遺忘的舊邦。中國人早先但知蘇聯，今日則斜睨美國，平時可曾想起匈牙利？我們瞭解，或者說，看得起這些小國麼？其實社會主義大國最是急於忘卻社會主義小國，眼下中國暴富了，可是瞧人家的首都，好意思談什麼城市規劃、城市建設：前年布拉格之行，無話可說，當中國尚在清末，捷克早已是中歐首屈一指的工業國——布達佩斯，十八世紀便已奠定帝都的規模與氣象，大於維也納，近乎巴黎，雖經社會主義整治，出街走看，昔年帝國的恢弘，廓然猶在，細審之下，不免有莫斯科與聖彼得堡那份身世凋零之感——好幾條大街的帝國舊樓荒敗了，經年封塵，門牆蕭然，部分被棄置，部分刷新起用，店舖景象尚有倦容，顯然大欠資金與管理。餐館侍應樂於收受歐元，零找匈幣，四星酒店不及京滬的二流賓館——家家各有一本經，本地國民如何度過東歐事變後的二十年？多瑙河兩岸旅遊街區卻是舊貌新顏，欣欣向榮，畫廊、酒吧、古董鋪、名牌店，西歐那套後現代花樣一學就像，門面光鮮雅潔，細節動足腦筋，如沉淪的富家重獲新主，處處打點得格外精神，猶在昔年豪華大街與十九世紀宏大紀念碑群一帶，帝都的體格再度煥發了自己的尊貴與姿色。相形之下，聖彼得堡似也遜色幾分——大戰毀劫，極權糟蹋，歐陸的家底仍然富厚，經得起歷史的存續而翻新，布達佩斯，又是一例。
李斯特。佩斯城主街安德拉什大道旁，帝國音樂廳門首是他巍然端坐的全身雕像，不遠處是李斯特音樂學院，數層之高的正牆，眾多雕刻圍繞著正中間如教主般巨大的李斯特石刻，街心公園濃蔭下又是他的大銅像，瘋狂彈奏，長髮飛起像是凝固的波浪，不消說，他的故居掛滿他的油畫肖像，每個角落是他的銅像、石雕像、木雕像。一架過於豪華的大鋼琴琴首豎著雕飾繁複的銀質大燭台，頂端三尊小小的雕像分別是貝多芬、舒伯特與門德爾松，燭台正中，由一對天使左右拱衛著，是青年李斯特浮雕像。看來他的同胞太過崇拜這位天才，讓音樂眾神烘托他，特製這枚燭台敬獻李斯特。有哪位音樂家被這般無節制地做成雕像？李斯特顯然被他的時代寵幸有加——他至今被寵幸：午後故居關閉兩小時，館員說，這兩小時履行的每日功課，是仔細擦拭每件雕刻與用具。它們一塵不染，但為當天下午的開放，必須擦拭，然後小心地放回原位。
隔壁，毗連故居的另一端，是李斯特研究院，也是李斯特音樂學院的小型分院。樓道裡坐著一對匈牙利少男少女，懷抱提琴，偷偷抽煙，等候試奏的傳喚：多好看的東歐臉，惺忪無辜，像鹿，或者羊。當我徘徊故居，隔壁傳來琴聲：先是焦慮的西貝柳斯，接著是門德爾松的英姿勃發，靜息片刻，有人說話，再接著，徐緩的巴哈。
安德拉什街左右夾道排列著一種雅緻的樹，樹葉細嫩，色青灰，叫不出名目。樹下有長椅，背對故居的一枚椅面漆成黑白琴鍵。坐了一坐，望見李斯特故居對過大樓的灰牆面排開一長列小小的照片，配著圓形黑框。為什麼將人像嵌在臨街牆面上？過街細看，照片鵝蛋大小，黑白，瓷質，如墓園的遺像，有軍人、官員、工農、演員，還有稚氣未脫的男孩，典型社會主義公民。巡看十數枚，每件遺像標明的卒年都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我怦然心跳，猛想起匈牙利事件，很快，找到了納吉的肖像：那位著名的改革首腦，戴著眼鏡，像個教授——「鄧小平是中國的納吉，應該把他送上絞刑架」，這是江青說的話，一九七六年江青被捕，我在文件傳達會上聽到這句最高指示。此刻我不確定這份小小的知識——其實是記憶——事關匈牙利，還是中國，但我立刻重新審看所有遺像，心跳更劇烈，遺像中的目光依次看著我：他們全都死於絞刑。
十分鐘後，我站在大樓內部地下室的小小行刑室門口：如擺放工具的儲藏室那麼小，水泥牆面，黃燈照亮一具簡單的絞刑架，頂端垂著脆裂的麻繩，結成圓圈，基座平放著死囚站立的木墩。外間是當年審訊室，有扇門通向狹窄的走廊，走廊兩端十餘間囚室，每間五六平方，頂端小窗被漆黑，角落橫著木床。每一囚室的牆面掛著三四位囚徒生前的照片：將軍、高官、記者、藝術家，還有一臉忠厚的東歐胖婦女，燙著五十年代流行的捲髮——這座大樓建於一八八○年，一九三七年歸屬匈牙利法西斯組織「箭十字黨」黨部，名曰「忠誠之屋」。一九四四年，大樓地下室闢為秘密監獄，懲治反戰者、猶太人和吉卜賽人。戰後，蘇匈聯手發起清洗運動，逾百萬人受審，被刑者過半。一九五六年，這裡由匈牙利國家安全部接管，那些遺像的主人就在地下室等候提審，隨即一個接一個弔死在那枚木樁——現在這些冤魂走出地牢，以他們的面容，朝向大街和路人，年復一年，提醒城市——誰曾目擊行刑麼？此刻我停在絞架兩米不到、被攔索止步的門邊。那木樁，沉默，簡單，如現代藝術的裝置，只是展品。我看著，期待內心恐懼，試著藉助想像……這是無法繼續的想像。電影試圖想像，還原死亡。《卡廷慘案》裡每位波蘭軍人被分別押進行刑室的一刻，霍然明白了，渾身一緊，抽搐著，同時，如約好似的，顫聲叨唸《聖經》。沒有一位受刑者能夠唸完，後腦轟然一槍。現代電影模擬血漿飛濺，太過真實——那麼，絞刑，當人被套牢、猛然懸空的一刻，究竟怎樣？
我沒想到在布達佩斯遭遇這份經驗，沒想到這座被稱作「恐怖之屋」的紀念館正在李斯特老家對面。李斯特也沒想到。他的魏瑪故居的窗簾和帷幔出於同一設計：橫向三色粗條紋。那是他的帝國政府遠道致送的禮物，賦以匈牙利國旗三色圖案，意思是，請不要忘記祖國——很難，尤其是，不便對中國同胞詳細描述這座紀念館（僅僅一座樓裝得下我們的故事嗎），二○○二年，匈牙利右翼黨派建立了這座不歸屬當地博物館系統的紀念館——被納粹佔領時期和一九五六年，構成館內陳列的兩組受難者，在一至四層展室中，我重溫大量蘇式社會主義實物，包括無數份人事檔案。影像室不停播映著一九五六年擁向街頭的布達佩斯人民，唱著歌，昂揚快樂，是那種珍貴的粗粒子黑白影像。人叢中哪幾位日後被弔死在地下室？博物館中央天井停著一輛廢棄的蘇軍坦克，昂起炮口，坦克邊，直達樓頂的高牆，一幅緊挨一幅，密密麻麻貼滿逾千名受難者的照片，太過密集了，難以看清他們的臉，以至整面牆一片斑駁的黑白。
記這一筆，此下如何敘述？這是我此行最重要的經歷。之後我出神端詳大街上的匈牙利人，越過他們的臉，看見那排遺像，那尊絞刑架，內心是對匈牙利人的傷痛和尊敬，還有，銳利的，帶著苦味的嫉恨——我只能稱之為嫉恨——這小小國家能有這樣一座紀念館，我們沒有。什麼也沒有。「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一句詩出在一個國家，原來並非虛妄。種性與歷史是什麼關係呢？匈牙利地接西亞，早古，據說匈奴人被漢軍驅逐，趕到這裡，之後兩千年，韃靼人與土耳其人進攻歐陸，大致最先抵達匈牙利。博物館許多大畫畫著古代歐亞的爭戰，皇宮露台的帝王騎馬像兩端各有一位被降伏的石雕戰俘：我不瞭解匈牙利歷史，但知道一九五六年事件。中國迄今尚且談不得一九五七年，年輕人誰曉得遠在布達佩斯的慘劇和內傷？
那麼談李斯特。現在我有點明白他的樂句何以柔情萬種，頃刻，悲怒交加。我不喜浪漫主義音樂的動輒鋪張，但在李斯特的祖國，我想聽聽好久不聽的李斯特。停留匆匆，不及尋訪音樂廳，翌日在皇宮左近老教堂聽一場為遊客舉辦的演奏會——如我在布拉格聽過的那場一樣——或許經濟改革兼旅遊業遲於捷克，本地的出演者尚在十二分認真獻藝謀錢的階段，個個棒極了。舒伯特的《聖母頌》由一位男中音演唱，歌喉渾圓，恰如其分地帶著東歐人格外擅長的多情的轉調。音樂在歐洲無分國界，頭一次聆聽男聲《聖母頌》，我忘了是在布達佩斯，默默聽著，心裡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