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米特里耶維奇……
安娜．芭芙洛斯卡雅……
伊凡．彼得洛夫斯基……
◇ ◇
一位頭戴白色假髮、腿肚肥壯的老人，身穿十九世紀宮廷服裝，站在門口高聲唱名。十幾位八九歲男孩女孩等在門廊，先後應聲，手牽手，步入小廳堂：男孩穿著排扣密集的近衛軍上衣，女孩拖著舊俄小姐的長紗裙。廳堂中央站著兩位同樣是舊俄裝扮的太太，含笑頷首，每一對孩子上前屈膝行禮，然後撒手站開，排成兩排。沿牆坐滿了家長，牆上有托爾斯泰畫像。如電影中的皇家舞會，圓舞曲奏響了，一位古裝舞師引領著孩子們，轉圈、穿插、歸攏、再轉圈，時而群舞，時而單舞。之後，兩位女孩一位男孩站到被讓出的空間，漲紅了臉，口齒不清地開始朗誦簡單的對白：
不，索尼婭！
不，娜塔莎！
◇ ◇
那天離開托爾斯泰故居，走不多遠，便是這座托爾斯泰博物館，適巧撞見這群孩子和家長。他們被安排在館廳玩一場小舞會，鄭重其事，如成人禮，以上對白，摘自《戰爭與和平》首卷羅斯托夫家的一段描寫：我眼瞧新俄的孩子們通身古裝，跨越蘇維埃父祖，與舊俄和解了。
雅斯納亞．波里亞那，舊俄的存證；莫斯科，滿目蘇維埃；彼得堡完好如昔，街上走著蘇聯人。停留期間，碰上聖彼得堡建城三○七年慶典，涅瓦大街浩浩蕩蕩大遊行。擊鼓的女孩忽然同時向空中扔出棍子，一把接住，繼續前進，每一方陣的尾端跟著老百姓，拖兒帶女，笑逐顏開：總算不再是政黨組織的大遊行了，冬宮廣場上，幾台搖滾樂隊震天價響，台下人民拱出幾個圈，胖大嫂、瘦老頭、俊小夥子俏姑娘，接二連三躥入其間，晃頭頓腳，忘乎所以——我曾在北京的酒吧幾番被年輕人慫恿拉扯著，羞於跨出一小步，好似捂著沒人在乎的貞操，那天，在冬宮廣場，遲疑片刻，忽然我跳河自殺般躍入歡騰舞蹈的人群，管自渾身抽搐了。一位面容善良的大姐隨即閃過來陪我蹦跳，在音響轟鳴中用英語大聲問道：你是契丹？
俄羅斯。臨到清理此行的感受，處處滯礙。西歐是連綿的整體，每到一國，歷史有問必答。來到原以為熟識的俄羅斯，除了核對記憶中的文學，我對這廣袤的國家，其實陌生。封閉年代讀托爾斯泰、看蘇里柯夫，只當是「外國文藝」，與法、義、英、德閃爍混同；到中年，在美國，我才分明讀出托爾斯泰書中那個遙遠的西方——不論在普希金故居還是阿赫瑪托娃的噴泉屋，在冬宮博物館抑或特列季亞科夫美術館，在舊俄時代還是蘇維埃，俄國佬從未忘記，並以種種相悖的方式，在乎西方。蘇俄不是西方，一如我們學了一場蘇聯，還是中國：這是我此行的確認。
但是漫長的西化畢竟改變了中俄，談論這持續的改變，很有趣，然而很難。從彼得大帝到尼古拉二世，俄國人聚焦兩百多年的想像，是歐洲；從列寧到戈巴契夫，這想像被長期阻滯，一九九○年，再度復活；中國人，自清末到一九四九年，也曾分享英美與歐洲的影響，一九四九年到七十年代末，蘇聯遂成為我輩幾乎唯一能夠想像的「外國」。到了八十年代，中國人的世紀妄想重新迎向歐美，不久，蘇聯消失了。蘇聯消失，在後冷戰的世界框架中認知俄國，成為可能。
回看一九四九年，不能想像中斷與西方的呼應後，中國人的心目中，沒有一個蘇聯——問題理應一反：沒有蘇聯，不會有中國的一九四九年——主義和政體的移植，是顯在的一面，舊俄文藝的影響，是潛在的一面：即便那文藝帶著俄羅斯性格的激狂，即便中俄的西化佈滿深刻的錯位，蘇聯之於中國，仍是封鎖年代的間接西化，如光照，如遠峰，經由舊俄文學，幾代中國人這才不至於熄滅朝向西方的想像：當年另有更切實的方位足以取代這想像嗎？今天，我們有什麼更聰明的理由，看輕舊俄文藝？它來自蘇聯，並以舊俄文藝的能量，在人性與良知的層面，疏離，並抵禦蘇聯。
問題回到西化。
不論俄羅斯西化多麼主動、長久、深化，中途阻隔著七十多年的蘇聯政權；不論中國的西化多麼被動、短暫、淺表，其間一度投靠蘇聯——過去百年，中蘇關係的精神層面很難迴避舊俄文學。這份文學的效應，在十九世紀的沙俄文人，是追求歐洲所定義的人權與自由，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文人，是響應蘇俄模式的暴力革命。無論叫做自由還是革命，這報應，在中俄幾代文人中形成不同的版本：在俄羅斯，十九世紀的偉大名單幾乎是一整個桀驁不馴，乃至捨身謀反的集團。在中國，民國的眾多犧牲者曾經是俄國革命的倣傚版，此後，大多數的歸順而沉默固然受制於仿蘇制度，猶觸及中俄兩國深在的歷史差異與文化層面。
俄羅斯，氣血方剛，年輕的帝國，幾代作家既是帝制的反派，又是俄羅斯文化的締造者；老熟而世故的中國，精於苟且，伺機應變，臨到鴉片戰爭和甲午戰敗，不為強國，不為西化，會有近百年與蘇俄強權的聯盟麼？今天的中國人，既不清楚，也很難理解：李鴻章眼裡恃強凌弱的沙俄，孫中山聯俄聯共的一時謀略，實在是清末民初無可奈何的歷史記憶——革命前，張慶桐辜鴻銘與托爾斯泰的神交，實屬兩國西化與反西化進程的遙相夢囈；革命成功後，蘇維埃文化席捲中國，則是共產國際政治藍圖強行實施的遠東版——唐德剛先生寫道，昔年八國聯軍最為凶暴者，是俄國佬。這凶暴，我輩不得親見。但在塔可夫斯基一部黑白電影中，穿插著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一段紀錄片影像：黑龍江北端的蘇聯紅軍排列成行，舉著長長的木棍，一而再，再而三，將一船船奮力對峙的中國漁民推進江水，場面野蠻而傲慢。那是我狂熱閱讀俄國文學的少年時代，同期，中蘇公然決裂。
回到文學。
中俄西化的正題、反題，僅是歷史學政治學的案頭工作嗎？近二十年，我們被告知，師從法俄系統的暴力革命，遺患纍纍；而俄國文學與俄國革命，又被當今的中國學者指為是俄羅斯東正教及聖愚傳統的內因與後果。姑不論這推斷是否確然，是否出於歷史的同情，但在若干研究者那裡，已獲得嚴肅的審議。是的，為揭示文藝與極權的關係，早有一組名字時或被各國論者相對應：瓦格納與希特勒，托爾斯泰與列寧，魯迅與毛澤東——雖然，這對應與它試圖揭示的危險，可能同樣危險——然而西化之於文藝，文藝之於政事，政事之於歷史的大災禍，或許果然潛伏著種種線索，種種隱秘的答案。
年輕時哪懂得《復活》的大量段落，此行細讀，托爾斯泰早就對他的時代實行暴力謀反的革命者，充滿厭惡，但在監獄調查中，他不斷追問自己為什麼同情政治犯。青年托爾斯泰閱讀所有西歐啟蒙著作，服膺美國早期民主精英，但他到底活在俄國，走出他的莊園，我相信，當年的雅斯納亞．波里亞那一帶住著豬狗不如的農民，而他在自己的貴族同類中，確乎目擊殘暴與冷漠。倘若時地錯置，才具分殊，倘若托爾斯泰不是信奉《新約》的貴族，不主張「勿以惡抗惡」，不是寫出《戰爭與和平》的那位作者，我便由這個人的愛憎，看見了民國時代的左翼人士和共產黨員。
不是嗎，早期的左翼青年莫不崇拜俄羅斯文學。
雖然西歐列強曾經攻陷北京，但念及西歐的文藝天才，我不會想起中國。福樓拜、波德萊爾、蘭波、馬奈、畢加索……他們和祖國的關係，沒有血痕。可是在百年中國的無數廝拼與禍端中，或隱或顯，的確閃爍著俄羅斯文學。先前，中國的革命者相信十月革命——準確地說，是十月政變——乃是拯救中國的信號，足可興邦，如今，若干新一代書生宣佈俄羅斯文學可能是一組有毒的文獻，並藉此警告暴力革命的無邊禍害。
事情果真是這樣麼？在同樣的暴力背後，什麼是中俄歷史的真差異？同樣的強國之路，什麼是中國自己的資源？自清末直到今天，幾代中國文人在英美憲政與法俄革命之間，再三懷抱事後的憬悟、歷史的悔恨，而面對自己的歷史，魯直的俄國人斷然動手，幾度翻臉：彼得大帝的全盤西化，是一回，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回，戈巴契夫與葉爾辛的搗毀鐵幕，又是一回，時在一九九○年。
這是文學的藥性嗎？這是俄羅斯性格的厲害。中國怎樣呢，辯辭當然是現成的，且情有可原：何必與歷史傷和氣，古老帝國自有古老的療法，一時極端，幾番錯亂，之後，潛行不輟的因循之道是，進進退退，此進彼退，總之，是忸怩其態地轉型著，化變著，照樣舉國發財——俄羅斯文學，或歐美隨便哪國的文學，果然在中國很重要麼？倘若責備俄國文學之於中國革命的負面影響，則左右中國的幾代強人，哪裡在乎文學。
列寧懂文學，說他隔一陣就要讀讀托爾斯泰描述刈草或賽馬的段落，此也何以他假借文學，鼓吹革命；普丁熱愛文學嗎，他懂得利用文學家。數年前，他走到年邁的索爾仁尼琴面前，以一國之尊，向他頒獎致敬。索爾仁尼琴，這位老黨員兼政治犯，在流放中絕望於歐美資本主義現代性，比他的十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