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姍姍來遲。大齋期的最後三個星期天氣清朗而嚴寒的……復活節的時候還是滿地的雪，但是突然之間，第二天起了一陣暖和的風，烏雲籠罩，溫暖的雨傾瀉了三天三夜。到禮拜四，風平息下來，灰色的濃霧瀰漫大地，傍晚，天空晴朗了……隔年的草顯出綠色；雪球花和紅醋栗的枝芽，和黏性的樺樹的嫩枝因為汁液而漲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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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年前，我在上海屋簷下讀著列夫．托爾斯泰這段描述，自以為望見了遙遠的「蘇聯」。日後領教漫長寒冬，巴望春暖，是長住紐約的經驗——紐約的緯度比北京更北，接近瀋陽——每年總要捱到四月中旬吧，一樹一樹望過去，忽然，星星點點，春芽初綻，給好太陽照耀著，鮮綠幼嫩，燦爛而歡愉。那是我一年中最感動的幾天。之後，不消一個禮拜，綠葉滋長，覆蓋全樹，春意就給送走了。
去歲自伊斯坦布爾歸來，《華夏地理》雜誌即與我說定今春去俄羅斯。幾時啟程呢，我決定扣準四月底群樹爆芽的時分。轉念一想，俄羅斯回春想必更遲吧。拜託編輯專門做功課，回說北緯五六十度之間的俄羅斯，恐怕要過五月中旬這才見綠的。我相信了，行期延至五月。十八日，飛臨莫斯科，時在當地黃昏，移動的視野間散佈著東正教教堂的圓形金頂，一閃一閃，下望夕陽普照的大地，濃綠鋪展，蔓延天際：遲了，最迷人的幾天顯然早已過去，入城沿途一路是高大的松柏、樅樹、美麗的白樺，稠密蔥蘢，跡近初夏。替我探知俄國春訊的青年不明白，我所計較的只是細芽初露的那幾天。
看不見的雲雀在天鵝絨般的綠油油的田野和蓋滿了冰的、刈割後的田地上顫巍巍地歌唱著……鶴和鴻雁高高地飛過天空，發出春的叫喊……彎腿的小羊在牠們那掉了毛的咩咩地叫著的母親身邊跳躍……可以聽見池旁浣衣的農婦們快活的閒談，和農民在院子裡修理犁耙的斧聲。真正的春天已經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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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蘇聯的情熱，冷卻很久了。長住紐約，走訪歐陸，到底使我漸入理知，回看俄羅斯。這些年幾乎每歲去到西歐，去過，還想再去。不少老畫友結伴訪俄，歸來傾談，我有心聽著，並不熱切地想去看看。葉爾辛或普丁的新俄消息多是政事，看了幾部解體後的俄國電影，還是大好，而且大氣：俄國佬究竟厲害。那部一以貫之的長鏡頭所拍攝的《俄羅斯方舟》最是迴腸蕩氣，結尾，盛裝的舊俄人群滔滔煌煌步出宮廷，忽然是徹骨寒冬，歷史的長夜……「在俄國，俄國失去了俄國」，某日讀到，自以為懂得了，然而電影、詩，以至文學，便是俄羅斯麼？我已學會審慎分辨：文藝歸文藝，國家是國家。
啟程前夜，自己也有點詫異：我將托爾斯泰七冊長篇漢譯本塞進行囊：高植翻譯的四卷本《戰爭與和平》，周揚、謝素台合譯的上下冊《安娜．卡列尼娜》，汝龍翻譯的《復活》。這些周正的漢譯舊版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上市，一九七八年左右再版，沿襲早先的樸素版式。我買齊了，珍藏著，如今紙頁蒼黃，並排存放在我從紐約攜回的小古董桌屜間。上一回重讀，第四遍，及今快要十六七年了，時在四十歲；初讀，那是太早了，十四五歲，「文革」期間。
出於難以申說的理由，中年後幾乎喪失了閱讀小說的興味。十餘次歐洲行，也從未攜帶某國文學的譯本，以助遊興。閱讀托爾斯泰卻是我耽溺的積習，為解說這積習，怕要寫長長的論文。我只顧再三再四讀，每次臨到讀完，竟起感傷：幸福完結了。歐美小說各有光華，不過哪裡還能讀到這般從容不迫、豐饒厚重的舊俄文學？普希金，那是另一位莫札特；陀思妥耶夫斯基，沒辦法，我總難匯聚重讀的勇氣；唯托爾斯泰，今次我將第五遍鑽進他的大部頭麼？那存放舊俄小說的桌屜猶如老窖，久藏著，是留給自己老來的禮物，慢慢享受：是的，這是我輩難以磨滅的蘇俄情結；而過去三十年，蘇俄記憶卻又在中國消褪太速了：或因大規模「反修」，繼之結交美國，抑或多年來的物質狂歡？以中國世世代代的文化根性，漢民族原本與俄國不親——閱讀乃私人之事，論及文學，似乎僅托爾斯泰便足以賞我遼闊無邊的文學版圖。或者竟為幾冊舊書我便以為俄羅斯存放身邊麼？去或不去，概不在懷，以至臨到動身仍不能重燃以往的情熱，我於是帶上托爾斯泰，好似靠了他，便可捂暖了去俄的路途，而老來重讀的幸福，就此提前預支了。
登機。起飛。我仍詫怪自己毫無心肝的平靜，有如尋常出差，若是走訪西歐哪會這樣呢，唯願到了，就會興奮起來吧。好幾回中歐往返的航程途經俄羅斯，明知飛越托爾斯泰母國的上空，並未怎樣感觸，略有所念，只因托爾斯泰，照直說，是為文學。俄羅斯給予我輩太早的異國想像，這想像早經渙散支離，被蘇聯，被新俄，也被我自己篡改而擱置了，猶如童年衣裝，不再合體，至少，我仍會將俄羅斯隨口說成蘇聯。
屏幕指示飛行已近外蒙溫都爾汗。居然想起林彪，他倉皇出走的第一念，便是蘇聯。記得在山溝聽說他的出奔，啊！要去蘇聯？我正迷狂著蘇聯的繪畫，畫中的蘇聯……在機聲轟鳴中取出《戰爭與和平》首卷，翻開讀。老版本的珍貴是在每一姓名與地名下，印一道橫線，以示醒目，這排版的通例起於民國，曾為張愛玲所喜，特意說起，後來的書籍印刷即予廢除了。逐頁讀著，很快，我兀自狂喜了，泛黃書頁轉瞬勾連遙遠而重疊的閱讀，那些淡忘的情節，次要的人物，挨個兒出現了——初中時節我就認識他們啊——或者，還未讀到，便在迅速復明的記憶中提前站了出來：驃騎兵連長皆尼索夫，宮廷寵臣斯撇然斯基，鎮定的將軍巴格拉齊翁，公子哥阿那托里，農民老炮兵屠升，還有，妙啊！那位英俊的流氓道洛號夫：
他走在總司令面前，舉槍致敬……把一雙明亮的藍眼睛像他望著團長時那樣大膽地望著總司令。「我只要求一件事，大人，」他用明亮的、堅決的、從容的聲音說。「要求給我一個機會改過，證明我對於皇帝陛下和俄羅斯的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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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場。下午六點。當我在地鐵站口望見克里姆林宮塔尖，陽光燦爛如同正午——五月間，俄羅斯天色向晚延至夜裡九十點鐘，到了六月，終宵通明的白夜開始了。多好啊，時間在這裡變得何等慷慨，單是明亮的黃昏與白夜，就對俄羅斯心生嚮往——在紅場影像中，永遠不變的區域是宮牆、尖塔、列寧墓、閱兵廣場，還有聖瓦西里教堂如奶油蛋糕般叢集旋轉的彩色圓頂。現在我終於知道了環繞紅場四方的地形：西北端是由小小的舊皇宮拱門進入，東南出口是廣場石鋪地面的延伸，漫長傾斜，下到莫斯科河的河岸；正對列寧墓，是建於十九世紀末的古姆商場，今已安裝昂貴的玻璃天頂，如同米蘭與巴黎的豪華時尚購物區。列寧墓背後，西南端，紅色宮牆阻斷視線，繞過去，其實是美樹翩翩的皇家公園，佈滿市民和遊客，鋪種著從未見過的北方花朵，青藍紫白，密密層層。宮牆一角的聖壇燃著不熄的火，供著二戰期間殊死奮戰幾近毀滅的八座城市的碑石。從那裡設置的宮門進入幾代俄國首腦辦公的龐大內院，內院盡頭，站著幾座古老的東正教堂：黎明，傍晚，遠自莫斯科河對岸望去，刺目霞光被教堂的集體尖頂分割了，鐘聲大作。
一八一二年春，彼洽，十六歲，莫斯科男孩，羅斯托夫伯爵家的小兒子，渴望從軍，為國效命，那天他瞞著家人擠進克里姆林宮三聖一體門前的密集群眾中，瞻仰吾皇亞歷山大：
所有的臉上都有一種共同的激動和狂喜的表情。一個女商人站在彼洽旁邊嗚咽著，流出眼淚。「父，天使喲！親愛的！」她一面說，一面用手拭著眼淚。「烏拉！」大家叫喊……彼洽，發狂般地，咬緊牙齒，兇狠地睜大眼睛，用臂膀推著向前擠，並且喊著「烏拉！」，好像準備在這個時候把他自己和所有人殺死，但在他周圍擁擠著同樣兇狠的面孔，發出同樣的呼叫聲，「烏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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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走近通向廣場的拱門，霍然一驚：史達林與普丁並排走來！普丁挺著體育家的寬胸膛，一掠頭髮，從西裝襯裡掏出總統照片，昂然四顧，史達林，上身緊繃著我很熟悉的四個口袋的呢軍裝，慈藹地，討好似的接住我的目光，手指勾勾，分明用英語說道：來，來啊，拍照！
太像了！與史達林目光對接的一瞬，我竟起恐慌。戈巴契夫居然斗膽翻天，到底他是從未面見史達林的晚輩，看照片，當年環侍領袖的文武大臣分明滿臉恐懼——抵達那天在機場關口瞧一位金髮青眼的年輕警員，我心想，單是二戰，這國家就有數千萬壯丁被槍炮轟毀了。而十九世紀的俄羅斯陣亡者裡，就有托爾斯泰描寫的那位貴族男孩：瞻仰皇帝後，彼洽終於混入軍隊，上了前線，他跟鎮靜的流氓道洛號夫探入敵營，翌日，送了性命：
「烏拉！」彼洽叫喊著，片刻也不遲疑，向發出槍聲、硝煙最濃的地方衝去……他沒有抓住韁繩，卻奇怪地迅速地揮動兩隻手，從馬鞍上漸漸向一邊倒過去。馬跑到在晨光中將要燃盡的營火那裡站住了，彼洽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