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粗魯無文，書又讀得少，根本不是塊寫文章的材料，不知為什麼竟對新詩著了迷，迷得寢食難忘。
進入中年後，多讀了些詩友的作品，越發覺得自己不成材。一發火，把二十幾年的心血一下子扔掉，像當年長途行軍路上扔掉破草鞋一樣，一點也不痛惜，一點也不眷戀。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提得起，放得下」的大丈夫男子漢行徑！？
放棄詩以後，我不再見詩人，我儘量躲避著一班詩友，縱然碰在一起聊天，我也絕口不提詩文這檔子事。
有朋友說我夠殘忍的，幸虧我沒有交到女朋友，否則準會有天被我甩得遠遠的。不過我還是不能做到那麼絕情，暇時還會翻翻詩友的作品，太上都不能忘情，何況我這個凡夫俗子！
生病後半年，能拄著拐杖走路了，但談話還不甚清晰，似乎舌頭漲大了不止一倍。這場病使我成了殘廢不談，針灸也花了我半生積蓄，朋友們眼看我即將瀕臨斷炊，發動了捐助，總共捐了五萬多元，托好友姚曉天兄替我放低利貸。另外好友趙一夫「利用職權」弄些照片登在「軍民一家」月刊上，稿費算在我的名下，我就靠這些錢維持到今天。但我再也沒有錢去作針灸治療了，我知道這種病雖有錢也使不上勁，乾脆任它自然發展去，我相信了天生天滅，船到橋頭自然直的宿命說法。
以後頭腦清晰些，說話也清楚些，我原先服務的單位要我寫點廣播稿——那當然也是一種救濟——每個月有七八百元的收入。
好友們都異常關心我，時常想濟我一把，但我無法收下——憑良心說，他們也夠窮困的，我花他們的錢太過殘忍；因此我每次外出，儘可能的把家中所有的錢都揣在懷裡，——連鎳幣也算上；如有朋友問我有何困難時，我馬上把所有的錢掏出來給他看，證明我並不窮，身上經常揣有好幾百塊。這其中我更特別感謝的是王少雄先生，他和我僅有一面之緣，隔了廿幾年，如今即使對面相逢也不相識，他卻遠從左營捐了三百元給詩人羊令野先生，囑他轉交給我，我收下這筆錢，老淚縱橫的難過了一晚上，我告訴家裡，這些錢要一元當一萬的使用；另外，老友盧克彰的太太女作家心岱女士在民族晚報寫專欄，也替我呼籲了一下，有兩位無名氏的讀者先生捐了七百元來，到今天為止，我還未領這筆錢，一來我不知人家的尊姓大名，二來事實上還有比我更苦，更迫切需要濟助的人——假如我長期不去領，我想報社會把這筆錢轉贈慈善機構的，那麼，這七百元仍然達到了救濟的效用。
有天在國軍文藝中心和詩人羊令野，作家鄧文來以及業餘金石家黃俊濤三兄閒聊，他們鼓勵我寫點散文，多少也可補貼點家用，我說恐怕寫了也沒人要，文來兄說：「交給我，祇要你寫。」；俊濤兄則在一邊用激將法激我，我知道他們的用心，我答應試試看。那時文來兄是中華文藝的總編輯，老友夏楚兄任主編（以後夏楚兄升了職務，主編由張默兄接替），縱然寫得賴一點，他們也可以將就些。
起初根本未想到要連載下去，只能寫一篇算一篇，以後寫了五六篇，朋友群中有疏落的掌聲，人是需要鼓勵鞭策的，我就在好友們的鼓勵打氣之下，寫了十來萬字。我知道這些采聲都是發自惻隱之心的。
連載期中，老友司馬中原和詩人菩提更不時鼓勵，司馬並說將來一定要給我介紹出版，另外姜穆兄、羊令野兄更是拍著胸脯說要負責賣掉。使我更是感奮交加。
那天晚上，景彊老弟和隱地兄聯袂到舍下來，劈頭就說要買我的稿子，並預付版稅，當時頗為窩心之至，但我說要取得中華文藝社長司馬中原的首肯，一則文章在中華文藝連載的，同時他也答應替我介紹出去，做人總不能忘恩負義，否則哪還算個人！？
在電話中說明了來意，司馬一口答應了。但我又替隱地兄擔憂起來。民國五十一年，我在香港出版了一本薄薄的詩集——五月狩（此書在臺沒有發售）害得我的好友慕容羽軍先生和雲碧琳小姐賠累不堪，他們也寄了二十五元美金的第一版版稅給我，但這第一版就這麼壽終正寢！因此我想把本書賣給不相識的生人，賠了本，心理負擔較小，熟朋友則不同。隱地兄真有點膽大妄為，不過賠了本可怪不得我，是他們自找的。
我是個粗魯無文的人，不過我崇尚真實，這本書唯一的可取之處也許就在「真實」二字。
青年朋友們可能不大喜歡這種文章，不過我倒希冀這本書的主要讀者還是青年一代，他們讀了會瞭解中年一代失學和失去家庭溫暖的悲楚，了解中年一代槍林彈雨中的奮鬥以及求生存求活下去的掙扎。我一生沒有雄心大志，也從不為自己樹立一塊奮鬥的碑石，只求活得有意思一點，瀟灑一點就心滿意足。而上蒼偏叫我活得這麼窩囊躐蹋。
我還有好多材料未曾挖掘出來，我會慢慢地挖下去，寫下去。腦子生得笨，寫的速度很慢，每天二三百字，但每週我要停下來思索三四天，若是第一本賣的好，我預定明年年底可以寫出下一本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