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打電話給劉先生，為《大拇指》安排一個訪問的時候，他說：「不要訪問吧，大家聊聊天好了。」到了大家在「畫廊」的沙發上坐下來，只好放棄了「攝影機/錄音機」式的訪問，隨便聊天了。與劉先生談天，是很有趣味的，這大概是因為他的確具有小說家對一切事物的廣泛興趣，又有生動的方法把它敘述出來。有時在報館或宴會上遇見他，聽他敘述一件小事——比如談到一個字的讀音或是五四時代某位作家的一段軼事——即使平凡的一件事，由於他敏感的觀察和幽默，也變成一件生動的趣事了。這次在「畫廊」的談話，由於說明訪問在先，好似有了局限。但我想做這訪問的一個原因，是在七○年代我們對香港作者即使是劉先生的訪談仍不多，劉以鬯先生嚴肅的短篇仍未結集，所以想訪問及整理他在文學上的嘗試。牽涉的內容頗廣泛，回來後想憑記憶記錄成文，但總是覺得這樣寫不夠全面，對了解一個作者還不夠公允。拖了又拖，最後終於把稿趕出來了。不完全是印象記，不完全是訪問，是兩者的混合吧。
六○年代香港的讀書界，許多人都讀過《酒徒》這本小說，這被人譽為「中國第一本意識流小說」的作品，引起不少討論，又帶來影響。想到要訪問《酒徒》的作者，我自然預備了一些關於小說技巧的問題，關於作者「甚麼時候開始創作小說」之類的問題，一本正經地問起來了。
不料劉先生搖搖頭說：「我只是一個流行小說作者罷了。」聽了這話，我們始之以驚愕，繼之以深思。他的意思很明顯：為了生活，這些年來寫了不少流行小說。他對這並不引以為榮，但也毫不掩飾，他這樣說，或許是表示，並不要爭取甚麼文學的虛名吧。我們承認他寫了很多流行小說，但同時，他也曾寫過不少認真的作品呀。除了《酒徒》以外，還有同是刊於《星島晚報》的《寺內》，短篇如刊於《文藝新潮》的＜黑白蝴蝶＞，刊於《知識份子》的＜動亂＞，刊於《海光文藝》的＜饑餓＞，刊於《筆端》的＜鏈＞，刊於《幸福家庭》的＜吵架＞，刊於《明報月刊》的＜除夕＞，刊於《四季》的＜對倒＞等，都是用心之作，即使同是在報章連載的作品，《明報晚報》以前的《陶瓷》、《郵票》等，也是較認真的作品，與流行小說不同。他在《酒徒》的序中說：「這些年來，為了生活，我一直在『娛樂別人』；如今也想『娛樂自己』了。」我們不過是想跟他談談這些「娛樂自己」的小說吧了。
但他表示，不會再寫這種小說了。
那麼，他要「娛樂自己」的時候，寫甚麼呢？
答案是寫評論。他近年來發表了一些談新文學的文章，如在《四季》上論穆時英、在《文林》談豐子愷、在《明報月刊》談許欽文、端木蕻良，在《明報》、《星島日報》上寫過陸晶清、王平聘、姚雪垠、葉靈鳳、老向等人的作品，因為他自己經歷過那個時代，而且寫文章的態度嚴謹，評論時又有自己的看法，所以這些文章發表以來，得到不少圈內人的讚賞。他對端木蕻良的評論，尤見精闢。《大拇指》三十三期辦端木蕻良專輯時，特別邀請他寫了一篇專論呢。
說到對三、四○年代文學的評論，他的興趣似乎比對談小說還來得濃厚。他說，他看到許多談新文學的作品，其中往往有因立場的偏袒、或是資料的殘缺，造成錯漏。他又說：現在有許多外國學者也來研究中國的新文學，這本來是好事，但是因為他們或是不懂中文、或是不知道當時文學界的情況，所以往往鬧了笑話；他們有些只是集中討論幾個著名的作者，有些只是討論那些有英譯的作品。這自然有欠周全。他說自己看出這些評論的缺漏，自然就盡自己所知，提出補充。這麼一來，就開始寫起這些評論來，計劃中還有許多篇，打算一直寫下去。
三四○年代開姶，就在國內開始寫作，並且先後從事報刊編輯工作，辦過出版社的劉先生，由他來說喜愛和認識的作者，自然資料更見真實，因為曉得當時文學界的情況，了解作者身受的影響和所寫的對象，立論也會更公允。他在上海讀大學時，已開始在柯靈編的《文匯報》副刊＜世紀風＞上投稿，抗日戰爭時他在重慶編《國民公報》與《掃蕩報》的副刊，他戰後在上海創辦「懷正文化社」，出版了熊佛西的《鐵花》，施蟄存的《待旦錄》、戴望舒譯波特萊爾的《惡之華掇英》、李健吾的《好事近》、趙景深的《西洋文學近貌》、徐訏的《風蕭蕭》、李輝英的《霧都》，還有姚雪垠的《雪垠創作集》等。他喜歡姚雪垠的作品，簽約出書後，特別招待姚雪垠在出版社的樓上居住，讓他安心寫作。
他與姚雪垠還計劃創辦《小說雜誌》，後來戰火四起，這計劃流產了。籌集了的一部份稿件，他帶來香港，例如孫伏園的《魯迅先生的小說》、戴望舒譯《英國小說中的旅行》、蔣牧良的小說等。他於一九五一年進《星島日報》編《星島週報》時，將孫伏園的《魯迅先生的小說》發表在《星週》上，但是沒有引起甚麼反應。
一九五一年應新加坡《益世報》之聘，擔任該報主筆。在南洋居住五年，回港後仍在報館工作。在五九、六○年間，他在《時報》主編的「淺水灣」，是一個很有份量的副刊。我們今日在圖書館翻閱過去的「淺水灣」，可以看到它的確譯介了許多當時的西洋文學和美術，而且鼓勵短篇小說和新詩創作，版面沒有固定，每日變化，配以王無邪漂亮的插圖。這樣文藝性的副刊，即使在十多年後的今日，仍然是罕見的。他又從《快報》創辦開始，就負責編輯副刊，直至如今。他只是簡單撮要地敘述自己的過去（詳情是我們加上去的）然後就笑道：「好了，我的一生就是這樣平凡的了！」然而我們從其中自然可以看到，他如果不是真正喜歡文學，自然不會執著地做了這許多事情，而他的貢獻和影響，即使一時數不清楚，將來也自會有人回顧。而我覺得最難得的一點，則是儘管現在他說不再寫小說，但對其他人的創作，不但不排斥，而且給予鼓勵。在前輩之中，甚至跟許多青年比較起來，他始終是最能欣賞創新的一個人。
在這次訪問中，我最高興聽到的一句話，是在談小說創作時，他說到現在為止，仍然認為「《酒徒》的路沒錯」。對於《酒徒》的批評，可能有許多不同的意見；但《酒徒》的路，即是創新的路，是對現有的沉滯與僵化感到不滿而有所反叛的路，在技巧和內涵都是如此，這是我們可以肯定的。《酒徒》的技巧可能只是一個嘗試，在後來的一些短篇中，這技巧與內容的結合，才顯得更圓滿。但《酒徒》在內涵上，自然流露了此時此地知識份子的困惑；還有一點，《酒徒》中顯露的文學見識，雖然是細節，亦不可忽略，那也是作者今日所寫新文學評論的先聲。
他引用沈從文和朱光潛的話，認為文學的藝術性是重要的，不能僅為適合某一階層而寫。他又引用福克納獲諾貝爾獎的演辭說：「好的文學，該是寫人的內心衝突的。」他嚴肅的小說作品，亦正是有志於此。我們說《酒徒》流露知識份子的困惑，這亦包括了嚴肅文學無法立足的香港的知識份子的憤慨或是妥協。不管在作品裡，或是在訪問中，他都坦白說出這種矛盾。他認為自己以後也不會寫嚴肅創作了。他對新文學的評論，固然可以使許多文學愛好者得益，但愛看小說的讀者，自然仍不免惋惜：他真的不再創作小說了？《酒徒》中提到的那個百萬字的長篇，不會寫下去了？也許他終有一日會改變主意？也許。但答案只有他自己知道。他選擇自己的道路，我們只有期待，以及整理他到目前為止的工作成果，讓更多人知道。
（一九七七年三月，原刊《大拇指》）
附記：文首提到劉以鬯嚴肅的短篇小說終在一九七七年底以《寺內》為名在台灣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