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鋤草鬆地之後，或許看看書，或者寫點什麼，我通常要在湖裏再洗一次澡，游過一個小水灣完成游泳的定額，把我們身上的勞動塵埃洗掉，或者展平研讀作品留下的最後一道皺褶，然後下午我便絕對自由自在了。每天或隔天，我散步到村子裡去，聽聽那些永無止境的閒話，或者是口口相傳的，或者是報紙上互相轉載的，如用順勢療法小劑量的接受它們，的確也很新鮮，猶如樹葉的瑟瑟有聲和青蛙的咯咯而鳴。正像我散步在森林中時，愛看鳥雀和松鼠一樣，我散步在村中，愛看一些男人和孩童；聽不到松濤和風聲了，我卻聽到了轔轔的車馬聲。從我的屋子向著一個方向望過去，河畔的草地上，有著一個麝鼠的聚居地；而在另一個地平線上，榆樹和懸鈴木底下，卻有一個滿是忙人的村子，使我發生了好奇之心，彷彿他們是大草原上的草原土撥鼠（prairie dog），不是坐在他們的獸穴的入口，便是奔到鄰家閒談去了。我時常跑到那兒去觀察他們的習慣。這個村子在我看來像是個巨型的新聞編輯室，在編輯室的一邊，為了要支持它，就像國家街上發紅出版公司曾一度做的那樣，他們經售堅果和葡萄乾，或者鹽、玉米粉及其他食品雜貨。有些人對於前一種商品，也即新聞，胃口大，消化力也強，所以他們可以平心靜氣地坐在大街上一直聽下去，讓它像地中海季風掠過他們時發出沸騰聲和低語聲，或者像吸入乙醚那樣，只對痛處產生麻痹和不感覺到痛的作用——否則新聞聽起來時常是痛苦的——而不影響知覺。當我漫步經過村子時，我總會看見一整排這類了不起的人物，要不就坐在臺階上曬太陽，俯身向前，用一種滿足感官快感的表情不時東盼西望，要不就身體靠著穀倉，雙手插在袋子裏，像有個女神如柱子般支撐著他們似的。他們通常總是待在戶外，一有風吹草動立刻就傳到他們的耳朵裏。這是一些做粗活的磨坊，一切流言蜚語都得先在裡面進行粗加工或砸開，然後才倒進戶內更加精細的漏斗裏。我觀察到，村子裡必不可少的是食品雜貨店、酒吧間、郵局和銀行；同時，像機器的一個必要部分那樣，他們還擁有一口大鐘、一尊大砲和一輛救火車，全都放在適當的地方。房屋的佈局把人類勾劃得淋漓盡致，大家全都住在街巷裏，彼此門戶相對，這一來每個旅客都得受到夾道鞭打，每個男人、女人、小孩都可以狠狠揍他一頓。當然，那些被安置在最靠近港口的人，他們看別人最清楚，別人看他們也最清楚，他們給予旅客以最先一擊，他們也要為自己所佔的地點付出最高的代價。而少數零零散散住在郊區的居民，那邊一行房屋間會出現很大的一段空隙，於是旅客可越牆而過，或從一旁拐到小路上去，就這樣跑掉了，所以住在這兒的人所付的地稅或窗戶稅都為數極微。四周到處掛起招牌來招徠旅客；有的抓住旅客的愛好，如紡織品店和珠寶店；有的則抓住旅客的頭髮、腳或衣裙，如理髮店、鞋店、服裝店。此外，還有一件更可怕的事要辦，這就是經常要挨家挨戶去拜訪每一個人，大概就在此時也結識了一些人。總的來說，所有這些危險，我全能巧妙地躲過去。我或者大膽向前、毫不猶豫地向目的地走去，而那些遭到夾道鞭打的人則應按我的方法去做；或者專心地思考著崇高的事物，就像奧菲斯「彈起那七弦琴，高歌讚頌諸神，並把魔女的歌聲壓過，因而沒有遇難。」有時我突然拔腿便跑，於是誰也說不出我的去向，因為我並不太在乎優雅得體，從來也不會猶豫便從籬笆上的缺口鑽過去。我通常甚至突然闖進某些人的家裏，在那裏受到熱情招待。而且聽說過各種焦點消息以及最新快訊之後，接著便聽說某件事情已經平息下來、戰爭與和平的前景以及世界是否能夠長久地維持在一起，等等，最後人家放我從後面的幾條路溜掉，重新遁入樹林裏去了。
當我在城裏待到了很晚的時候，才出發回入黑夜之中，這是很愉快的，特別在那些墨黑的、有風暴的夜晚，我從一個光亮的村屋或演講廳裏開航，在肩上帶了一袋黑麥或印第安玉米粉，駛進林中我那安樂的港埠，外面的一切都牢靠了，帶著快樂的思想退到甲板下面，只留我的外表的人把著舵，但要是航道平靜，我索性用繩子把舵拴死了。「當我航行時」，我坐在船艙的火爐邊，腦子裏浮現許多令人歡快的思想。我從未遇到過船失事，也未曾在任何惡劣氣候中弄得苦惱不堪，儘管我碰到過幾次暴風雨。甚至在通常的夜晚，森林裡面比多數人設想的要黑暗得多。我時常要抬頭仰望樹木之間空隙處那段道路的上空，以便認路，而當那兒沒有車道時，我便用腳來探索那條由我踩踏出來的似有似無的道路，或者用手摸著我所熟悉的樹，沿著這個方向前進，舉個例，從兩棵松樹中間穿過，間隔不超過十八英寸，位於密林中，而且總是在最黑暗的夜晚。有時我回家時已是深夜，四周漆黑而又悶熱，我的腳探索著眼睛看不見的道路，一路上似在夢中，心不在焉，這時我突然舉手去拔起門閂，這才如夢初醒。我無法回憶起是如何一步一步走過來的，我這麼想：要是我的軀體的主人把軀體給遺棄了，那麼軀體還是會找到回家之路的，正如手無需幫助總會摸到嘴巴那樣。有幾次，有個訪問者碰巧逗留到晚上，夜色確實非常黑，我不得不帶他到屋後的車道上，並給他指點應該走的方向，同時，他沿著這條路走時要憑著兩條腿而不是憑著眼睛行來。有個非常黑的夜晚，我照此指導著兩個在湖裏釣魚的年輕人。他們住在離森林約莫一英里外的地方，他們對道路頗為熟識。過了一天之後，他們其中的一個告訴我，那天夜晚大部分時間，他們就在靠近自己房屋那一帶兜圈子，直至天快亮時才回家，在這段時間裡，下了幾陣大雨，樹葉濕淋淋的，他們也弄得濕透了全身。我聽到過不少人甚至在村子的街道上也走迷了路，這時到處一片漆黑，正如俗話說，黑得可以用小刀切下來。有些住在郊外的人，乘著馬車到鎮上辦貨，也不得不住下來過夜；外出造訪的紳士和淑女們，從他們的路上往外走了半英里，只能用自己的腳親自探索人行道，他們不懂得什麼時候該轉彎。任何時候在森林中走迷了路，這都是一件令人驚奇而又難忘的經歷。時常在暴風雪天，甚至是白晝，一個人外出在十分熟識的路上行走，會發現無法說清楚哪條路可通往鄉村。儘管他知道這條路他走過上千次，可仍然認不出它的任何特徵，在他看來，這條路陌生得如同西伯利亞境內的一條路那樣。要是在夜晚，那麼令人困惑的情況當然就大得多了。我們在日常的散步中，經常地，儘管沒有意識到，自己像水手那樣，憑著某些熟識的燈塔和海角來辨別方向駕駛前進。如果我們走的路線不在慣常的航線之內，我們心中仍然會保存著鄰近海角的方位；只要我們沒有完全迷路或轉過身子——因為在這片林海裏，一個人如果閉上眼睛給轉了一次身，便會迷路——我們便會感到大自然的浩瀚與奇異。不論人是從睡眠中還是從心不在焉的狀態下清醒過來，都需要再看看羅盤上的度數。非得到我們迷了路，也就是說，非得到我們失去了世界，我們才開始發現自己，才會意識到我們的處境，才會意識到我們之間關係範圍無限。
有一天下午，在我的第一個夏天將要結束的時候，我進村子裡去，找鞋匠拿一隻鞋子，我被捕了，給關進了監獄裡去，因為正如我在另外一篇文章裡面說明了的，我拒絕付稅給國家，甚至不承認這個國家的權力，這個國家在議會門口把男人、女人和孩子當牛馬一樣地買賣。我本為別的事到村中去的。但是，無論一個人走到哪裏，人世間的骯髒的政府機構總要跟他到哪裏，並伸手抓住他，假如他們能做到的話，便會迫使他回到他那個共濟會式的社會中。真的，我本來可以猛烈地抵抗一陣，多多少少也會有點效果，也可以「瘋狂地」反對社會；但我寧願社團齊「瘋狂地」來反對我，因為社團是孤注一擲的一方。可是，第二天我被釋放了，並且拿到我那隻修補鞋，我回到林中，及時在佳港山上就餐，吃到了越橘。我從未受到任何人的騷擾，除了那些代表國家的人。除了放我的稿件的桌子之外，我沒有用鎖，甚至在我的門閂上或窗戶上也沒有一根釘子。我無論黑夜還是白晝都不把門鎖上，儘管我好幾天不在家；甚至在第二年的秋天我到緬因州森林裡去住了半個月，也不鎖門。可是，我的屋子比周圍由整列兵看守保護更受到尊敬。疲倦不堪的漫遊者可以在我的火爐旁休息暖暖身子；文學愛好者可以在我的桌上欣賞幾本書，或者某些好奇的人打開我的碗櫥門，看看我午餐留下了些什麼菜，晚餐打算吃點什麼。然而，儘管有許多各個階層的人以這種方式來到華爾騰湖，我卻並沒有因此感到有任何嚴重的不方便之處了，除了一本小書之外，我從來也沒有丟失過任何東西，那是一卷荷馬史詩，它也許是因為封面鍍金而不妥當，我相信，到這個時候我們陣營裡面的一個士兵已經發現了這本書。我確信，如果所有的人都像我當時那樣生活簡樸的話，那麼盜竊和搶劫就不會存在。這些事情只會發生在那些社會裏，有些人擁有超過足夠的東西，而別人則沒有足夠的東西。波普翻譯的荷馬史詩很快就會得到恰當的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