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說來聽聽！」孫元起連忙說道。
張元濟道：「我有位好友叫傅增淯，既是同年，也是翰林院同事。他們傅家也算書香門第，祖父先後做過曾文正公（曾國藩）、左文襄公（左宗棠）、李文忠公（李鴻章）的幕僚，父親做過知縣，他們共有五兄弟，更是了不起，其中三人中了進士！
「我要舉薦的是傅增淯的三弟，名叫傅增湘，十七歲便以監生中順天鄉試舉人。後師從大儒吳汝綸，並中光緒戊戌科（1898）二甲第六名，選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從光緒二十七年（1901）起，六年間在天津創辦了三所女學——北洋女子公學、北洋高等女學堂、北洋女子師範學堂，以及八所女子小學。是津門一帶赫赫有名的教育家。
「他不僅投身教育，而且精通版本目錄之學，尤其愛好藏書。聽聞我們圖書館藏有宋元刻本五百多種，更有敦煌遺書、安陽甲骨，早已心癢難耐，隔三差五到學校小住。因為他是袁項城的幕僚，如今正好賦閑，只要你肯折簡相召，他必然萬分樂意！」
嚴復也插話道：「老夫聽碧城說起過這位傅叔和，很是不錯的。」
傅增湘確實是個人物，在歷史上，他多數以著名藏書家的身份出現，其實他還是教育家和政客，曾在北洋政府擔任過一年半的教育總長，期間換了一任總統、三任總理，他這個教育總長卻巋然不動！
孫元起沒聽過傅增淯，倒因為興辦女學的事，對傅增湘很不陌生。當下便點頭答應了。
嚴復又道：「現在我們學校東西洋留學生佔總數三分之一，洋教習也為數不少，百熙最好再挑個有留洋背景的副校長，以便溝通協調來往事宜。」
孫元起腦袋裡靈光一閃，想到了一個絕妙人選：盧瑟福。
眾所周知，盧瑟福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實驗物理學家。除此而外，他還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他平易近人、和藹可親，鼓勵學生有新見解、新發現。在他的學生中，單單諾貝爾獎得主就有十幾位，包括波爾、查德威克、科克羅夫特、卡皮察等。如果他來擔任分管科研的副校長，經世大學的科學發展豈不是如虎添翼？
當然，學校裡面的年青人也要給他們一些鍛煉機會，像盧弼、李復幾等人，都可以掛上校長助理的職銜，幫忙處理部分事務。
又商談片刻，三位大佬才心平氣和下來。送別之際，孫元起單獨對張元濟說道：「菊生先生，此次東山再起，希望能一帆風順、鵬程萬里！」
張元濟在戊戌變法時是一員健將，曾上書朝廷請求變革官制、革除跪拜。西太后政變成功後，便把他革職永不敘用。此次擔任理科大學監督，重新進入大清體制內，確實算得上是「東山再起」。
張元濟頓時停下腳步，回頭望著孫元起：「百熙此言何意？」
孫元起似乎顧左右而言他：「劉潛樓過段時間該挪窩了。」
張元濟出身名門望族，也在官場上打過滾，自然知道孫元起的意思：「京師大學堂總監督是實缺京堂吧？只怕我資歷太淺，難登大雅之堂。」
孫元起笑道：「如果我沒記錯的話，菊生先生是光緒壬辰科（1892）進士吧？學部右侍郎寶熙應該是您的同年。而且在散館之後，您還先後擔任刑部主事、總理衙門章京、大學堂總辦等職，怎麼能說自己『資歷太淺』呢？」
清代官場所講資歷，首重哪一科登第、哪一年散館，這不僅表明你的輩分先後，還能說明你手頭有什麼資源。「同年」可是比「同袍」、「同娼」、「同贓」還鐵的同窗、同志加戰友關係。同一科二三百人，經過十多二十年奮鬥，總有幾個爬上了高位，剩下的人只要和他們拉好關係，都可以混個肚子圓。
此外，在某些重大政治事件站過隊也是資歷的重要組成部分，好比參加過長征、打過日本鬼子、蹲過渣滓洞一樣，參與維新變法並被革職也能成為一種顯赫資歷。
就張元濟所在的光緒壬辰科中，眼下位居三品以上的就有學部右侍郎寶熙、憲政編查館總務處幫總辦汪詒書、雲南按察使湯壽潛、四川提學使趙啟霖等人，這些都可以成為張元濟上進的助力。最最關鍵的是，在分管京師大學堂的學部里，左侍郎孫元起、右侍郎寶熙都是張元濟的熟人！
孫元起趁熱打鐵：「希望您在執掌大權之後，能洗刷舊習一整乾坤，使得京師大學堂成為能和經世大學媲美的京城第一高校！」
張元濟莞爾一笑，徑直去了。至於之後究竟如何打算，就只有他自己才能知道了。
接下來的日子裡，楊度久去不歸，再也沒人給孫元起分析朝中風雲變幻。孫元起只得自力更生，在批改作業、撰寫論文之餘，抱著邸鈔、報紙暗自琢磨。這一亂看，倒讓他發現了某些清末不為人知的細節。
在歷史書上，總會描述清末政府有多麼顢頇無能、官員又是多麼昏庸腐敗。孫元起卻在新聞中看到一個舉步維艱的政府為了國家機器正常運轉所做出的各種努力：頒布法律，興辦學校，抗洪救災，修築鐵路，禁種罌粟……其中最讓孫元起覺得不可思議的，是清政府對於西藏事務的處理。
無論怎麼說，在清朝以前，中原對西藏的關係除了和親就是羈縻，談不上什麼有效而直接的管理。只有到了清朝，中央政府才開始涉足西藏的權力分配，並且越來越重視。到了晚清，原有的藩屬都丟棄乾淨，對西藏的控制卻更上層樓。
孫元起所能找到最早的邸鈔是光緒三十三年（1907）的，就在該年正月，駐藏幫辦大臣張蔭棠提出十九項改革措施，在西藏推行新政。隨後，駐藏大臣聯豫在西藏開辦藏文中文傳習所，還有白話報館、施醫館、商品陳列所等一系列公共基礎設施。
到了1908年春天，朝廷已經注意到西藏上層僧侶中存在明顯分離主義的傾向，更是加強對西藏的經營。一方面任命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為駐藏大臣，準備入藏；一方面要求時任四川總督的趙爾巽與趙爾豐密切配合，西藏所需各種費用由四川隨時接濟。清廷罕見地採用兄弟搭班的方法，避免出現互相扯皮推諉、傾軋構陷等狀況，讓人、財、物各種接濟均能落到實處。
西藏上層僧侶自然不可能坐視朝廷排兵布將而無動於衷，馬上對趙爾豐進藏提出異議，並設法阻止。朝廷為了避免矛盾激烈化、表面化，只好對意氣風發的趙爾豐喊了一聲暫停。但另一位駐藏大臣聯豫繼續小動作不斷，又在西藏成立陸軍小學堂，調四川武備學堂和將弁學堂的畢業生為教習，名義上是訓練新式軍隊，實際上是培養親朝廷力量。
就在這一年九月，經過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多次請求，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終於允許他來京覲見。此次進京，土登嘉措除了表忠心外，還有許多小心思，比如窺伺西太后和皇帝的健康狀況、與外國在京勢力相勾結。當然，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爭取獲得單獨奏事的權力。
按照清初的規定，西藏所有事務必須先稟明駐藏大臣，再由駐藏大臣代為向朝廷轉奏。如此一來，無論是達賴、班禪，還是活佛、噶廈，都得蜷伏在駐藏大臣的腳下，不敢隨意叫板。因為他們在朝廷中沒有任何話語權，所有的是非曲直都要經過駐藏大臣的嘴巴才能上達天聽。同一件事，不說添油加醋，即便是原原本本，「查無實據，事出有因」與「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屢戰屢敗」與「屢敗屢戰」之間還是有許多貓膩的。
一旦土登嘉措有了單獨奏事的權力，他就可以把駐藏大臣一腳踢開，利用奏事的權力對各種事務指手畫腳，把西藏這潭死水徹底攪渾，讓朝廷辨不清黑白，自己從中漁利；而且西藏的上層僧侶和貴族也不用再去討好駐藏大臣，因為團結在土登嘉措周圍也能達到同樣目的，甚至可以獲取更大利益。
西太后是人精一個，自然明白土登嘉措肚裡的小九九，乾脆利落地拒絕了他的要求。不久後，西太后駕鶴西去，土登嘉措賊心不死，再次讓理藩院代奏，要求獲得單獨奏事的權力。不錯，剛即位的宣統皇帝是小孩，不懂事，可軍機處各位大臣不是傻子呀！於是朝廷再次拒絕了土登嘉措的請求。
或許正是這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絕，更加堅定了土登嘉措的反叛之心。離開北京後，便派人與俄羅斯、英吉利兩國勾結，尋求援助，購買軍火，準備起事。
駐藏大臣可不是吃乾飯，很快就發現土登嘉措的不軌行跡，並迅速向軍機處。軍機處隨即向趙爾巽、趙爾豐兄弟發電報，大意是說：西藏位於中國、俄羅斯、英法殖民地之間，土登嘉措首鼠兩端，你們必須做好準備，保證祖國邊疆安全。最終也最好的辦法還是用兵，所以你們招募士兵時，不要怕花錢，槍械用最好的，餉銀給最多的，一定挑選最可靠的精兵，時刻準備進藏！
在1909年8月初，乘著夏季冰雪消融，奉命入藏的川軍共1700人從成都出發，在趙爾豐的邊軍掩護下向西藏進軍。經過千辛萬苦，終於在1910年的2月12日抵達拉薩。就在同一天，土登嘉措化妝逃離布達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