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到了1903年的九月，孫元起在美國呆足整三個月，收拾行囊，踏上回國的歸程。周宗武、陳驥德、潘咸等學生，在各自實驗室中才漸入佳境，都於電報和國內父母聯繫之後，決定留在美國學習一段時間，等明年的這個時候，再一同回國。
惹禍包劉斌就沒那麼好運了，乖乖地押運著三套無線電廣播設備以及一些替換零部件，隨著孫元起和托尼一起動身。如托尼所說，MIT和各大財閥聽說孫元起願意放棄在歐美的專利所有權，來換取在遠東的使用權，大喜過望，恨不得馬上拿來合同，讓孫元起簽字畫押，立即生效。
托尼又鼓動如簧巧舌，說動父親、莉莉絲和其他幾位投資人各拿出一筆錢來，公司就這樣算有了眉目。作為專利技術入股的孫元起，以美國公民揚克？約翰遜的名義，佔有26%的股份，是公司僅次於托尼的大股東。伯格曼先生、莉莉絲等人依照投資額度，分享了剩餘的股權。
托尼到遠東淘金，絕不是盲目行動。在得知拿到遠東經營權的當日，就扔下別的工作，到圖書館中找來有關遙遠神秘東方的所有資料，從民俗、氣候，到地理、歷史，開始了宏偉的籌劃。火車還在橫貫美國的鐵路上蠕動之時，托尼已經有了初步構想。
他拿著遠東地圖，興沖沖地找到孫元起：「揚克，雖然我對遠東不是很了解，目前只是通過書面資料獲得一些粗淺認識，但我認為，如果我們公司要在遠東立足，並且順利發展下去，最初的公司布點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既然我們取得遠東的專利使用權，那麼遠東兩個最主要的國家，中國和日本，必須都要考慮到。鑒於現今這兩個國家都比較專制，我們必須避開政治中心，轉而選擇商業氣息比較濃厚的城市，依靠商業廣告收入，使得公司迅速積累資本，然後再考慮對其他重要城市的攻略。經過權衡，我的意見是選這兩個城市。」說著，他在地圖上畫了兩個圈。
孫元起仔細看時，原來是日本的大阪和中國的上海。
至於大阪如何，因為對日本沒有多少了解，自然沒有發言權；不過在中國選擇上海試點，絕對是非常明智的。或許有人會問：那個時候，上海會有人願意花錢做廣告么？答案是非常肯定的。
打開1903年的《申報》，大家就會發現任何一期報紙里，廣告都至少佔60%的版面，什麼「立止遺精第一妙方」「婦女白帶聖葯」「一分時神油」「吃鴉片之人不可不一試」，無所不有，幾乎和時下車站小廣告沒啥兩樣。
作為《申報》、《字林西報》的讀者，孫元起自然知道這一點，所以對托尼的經商能力更加佩服。
看孫元起點頭，托尼又道：「作為遠東廣播集團的全資子公司，在上海的叫中華廣播公司，簡稱CBC；在大阪的叫日本廣播公司，簡稱JBC。你沒意見吧？」
CBC先不說，光聽日本廣播公司簡稱「JB、C」，孫元起就不會反對。
又談了一些相關事宜，托尼才興高采烈地去了。
至於一刻不得閑的劉斌，也會給自己找樂子。沒事的時候，就打開一台儀器，對著圖紙在那裡琢磨，不時寫寫畫畫，偶爾還把零件拆下來仔細打量。每當此時，孫元起便覺得心驚膽戰，生怕某天劉斌找上自己：「先生，對不起，這個儀器裡面少了一個零件！」或者：「咦，先生，這個儀器裡面多出一個零件！」
在抵達三藩市的時候，孫元起在火車站出乎意料地見到了一個熟人：梁啟超。
看見孫元起錯愕的表情，扛著紙牌接人的梁啟超笑得前俯後仰：「百熙，他鄉遇故知的滋味，較之洞房花燭夜如何？」
孫元起這才想起，當初在日本的時候，馬君武和自己說過，任公三四月間去了美國。當時劉斌還說「沒準在大洋彼岸能遇上」，結果還真讓他給蒙著了！
兩人寒暄未畢，本來督促力夫搬運設備的劉斌也聞訊趕來，盯著梁啟超的腦袋左右打量。
孫元起叱道：「吉甫，還不趕快見過梁先生！」
劉斌快步上前，緊握住梁啟超的手，雙眼依然不離梁啟超腦袋左右：「梁先生，您的腦袋可不是血肉，得是黃金鑄成的，價值十萬兩白銀啊！所以，務必多保重！」
梁啟超捧腹大笑。孫元起則是哭笑不得，礙著眾人面不好多說，只好狠狠地瞅了劉斌一眼：小子，等著秋後算賬吧你！嚇得劉斌一溜煙地跑遠，去看護那些設備了。
諸事安排妥當，兩人才在旅館尋個僻靜的地方，放聲高談。孫元起這時才知道，梁啟超原來是應美洲保皇會的邀請，來美洲遊歷，並考察民主共和政體的。三藩市是華人最多的地方，也是美洲保皇會的總部所在，故而梁啟超在此逗留。
儘管伯格曼先生的一席話讓孫元起打消了從政的念頭，但並不影響他對政治的好奇，連聲問道：「任公，此次考察有何收穫？」
「收穫倒算不上，只是有些感想，與百熙說說，還望多多指正。」梁啟超略略思考片刻，接著說道：「以前看歐美的書籍，每每都說民主共和政體好。當時只是格於文字表象，未見各國究竟如何，不好妄加評論。這次來美國，總算見到了真實情況，回頭再看，才明白民主共和乃是由具體歷史環境所形成的，並非放諸四海皆準的國體，至少不適合我中華。」
「哦？」孫元起被梁啟超的話吊起了胃口。
梁啟超分析道：「這民主共和最早出現在歐洲，比如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等，面積不及中華一省，人民也多是同族。地小，則各級領主很少有割據獨立之野望；同族，則諸人的願望容易統一，也容易達成。此為歐洲各國實行民主共和的根本。
「至於美洲的美利堅和加拿大，都是環境優越、地廣人稀，每個人的生活都比較富足穩定，欲求也容易得到滿足，加上地理所限，幾乎沒有外敵入侵，人民性情自然趨於平和。此為美洲各國實行民主共和的根本。
「再回頭審視我中華，人口眾多、環境複雜、種族不一，五里不同風、十里不同俗。假如實行民主，遇到一事，全國四萬萬人人執一辭，則『議未決而兵已渡河矣』！如果推行民主，全國二十餘省區必然各自擁兵，則唐末藩鎮割據再現矣！再加上四周列強環伺，梁某可以斷言：實行民主共和之日，便是中華瓜分豆剖之時。」
孫元起默默地點點頭：北洋時期推行共和政體，導致南北割據不說，後來還出現了滇系、桂系、直系、皖系、奉系的名目。北伐戰爭勝利後，更是軍閥林立，有槍杆子的幾乎都畫地為界，搞起了獨立小王國。要不是校長過人的政治手腕，再加上太祖爺的氣吞六合橫掃千軍，現在的中國就是小歐盟！
想到這裡，孫元起問道：「既然如此，任公你覺得中國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政體比較好呢？」
梁啟超說：「我的觀點是，開明專制！」
「開明、專制？好！好！好！」孫元起撫手稱讚。
在1903年的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聲音有兩種：一個是維持現有體制，持這種觀點的主要是年齡大、有一定社會地位的舊式讀書人，他們生長、生活在現有體制下數十年，對現有體制擁有深厚的感情，不願意發生任何變動；另一個則是世界上比較流行的君主立憲，為大多數中青年舊式讀書人、新式學堂學生所支持，隨著時間發展，漸漸為大多數民眾所接受。正如當時人所說：「今日立憲之聲，洋洋遍全國矣。上自勛戚大臣，下逮校舍學子，靡不曰立憲立憲，一唱百和，異口同聲。」至於後來成為主流的革命派，在1903年至1908年間還屬於恐怖主義組織範疇。
或許有些讀者不滿，中國怎麼能不推翻滿清統治呢？說是奴性也好，說是慣性也好，事實上就是如此，在二百六十年的統治下，滿清皇室已經被國民普遍接受，而且比較受尊重。（就好比現在。）絕大多數國民對於皇室的存在，不能說鼎力支持，至少是不持反對態度的。所以此時君主立憲大行其道。
可是清皇室對於君主立憲並不熱心，覺得新制度限制了滿清貴族的太多特權，常常是走三步退兩步，甚至是走三步退三步。使得國民逐漸失望，部分開始傾向革命。民眾滿懷希望、千呼百喚，清王朝的責任內閣拖了再拖，終於在1911年5月新鮮出爐。結果在內閣13人里，有滿族貴族8人、蒙古貴族1人，居全國人口九成五的漢族只有4人入選。在滿族貴族中，皇族又佔了6人。史稱「皇族內閣」。
世界上最痛苦的事，不是得不到你想要的東西，而是你歷盡千辛萬苦得到之後，發現那不是自己想要的東西。至此，民眾失望已極，徹底拋棄清皇室，開始向暴力革命快速轉向。
現在，梁啟超能在大多數人還在維持現狀、君主立憲兩者之間徘徊的時候，想到時下天朝的基本制度「開明、專制」，怎能不讓孫元起佩服稱讚呢？
梁啟超見到孫元起贊成，非常高興：「我向在美華人華僑談到這個體制時，很多人也是非常贊同。廣而言之，所謂『開明』，就是要積極引進歐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