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前面說的，在這個世界的種種規律里，存在著一種名叫輪迴的玩意，從十年前蘇聯解體、民主激進派掌握國家政權之後，包括葉利欽在內的新任聯邦統治者，為了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在經濟層面上向大資本所有者做了一切可以做出甚至是原本不可以做出的妥協，同時，為了在最短時間內打造一個擁護己方國策的利益集團，也就是所謂中產階級集團，俄羅斯聯邦採用了根本不符合聯邦現實國情的所謂休克療法，說白了，他們就是通過出賣國家的公共利益來穩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其最基本的表徵就是全盤的、無差別的私有化。
作為休克療法最篤誠的擁護者，年輕的蓋達爾當初也許僅僅是為了逢迎克里姆林宮的喜好，抑或者他是真的想要帶領俄羅斯聯邦走出經濟困境，但不管怎麼說，他在推行這個休克療法的時候，顯然走錯了路子。按照他的私有化規劃，聯邦走了三步棋：第一，放開物價；第二、財政、稅制以及金融改革；第三、大規模的推動私有化進程。
以郭守云為例，看看蓋達爾的私有化三步棋帶來了什麼樣的後果：首先，物價的放開，令原本就面臨基本消費品以及各項物資嚴重匱乏的聯邦，在極短時間內就出現了物價暴漲的局面，而在這個過程中，哪類人最容易獲得龐大的商業利潤？毫無疑問，就是與郭守雲一樣的走私販最容易獲利。歷史的事實同樣也是如此，回首看一看，郭守雲兄妹從哈爾濱進入遠東的布拉戈維申斯克，他們做的第一筆生意就是走私，而且是走私的煙酒之類的聯邦緊俏商品。當時聯邦的大環境，是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改革打亂了蘇聯軍政兩方的思想體系，以貪污腐敗為主要內容的思潮，正在整個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四處蔓延，而遠東的那些軍方將領，正在著手為他們自己那點權力尋求「租賃方」，以走私為業的郭守雲，顯然就是他們最好的合作夥伴。就這樣，在一個權力尋租的完成之後，郭守雲獲得了他夢寐以求的巨大保護傘，他不僅動用自己的資本去走私，而且開始從遠東央行的手裡貸款做走私。無獨有偶的是，隔著一條江界，當時中國也正處在改革開放最為懵懂也是最為關鍵的時期，體制上的欠缺與法制框架上存在的漏洞，催生了一大批類似孫紅羽那樣的特殊人物，她們這種人本身具備官方背景，手腕靈活且強大無比，因為能夠拿到更多的「政府批條」，這種人就成為了走私貨源的最佳提供者。於是乎，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裡，郭守雲一方面在挖蘇聯的「社會主義牆角」，一方面又在鑽中國的經濟改革體制空襠，而這兩個國家，一個是生活必需品極度短缺，但是重工業產品以及相關的自然資源長期滯銷，另一個呢，則是生活必需品市場龐大，以至於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浪費的局面，同時呢，重工業產品需求市場廣泛。兩相結合，無疑就為郭守雲的牟利提供了最大的活動空間，從而促成了他的資本瘋狂積累，毫不客氣的說，在那一段時間，他的個人資產是以幾何倍數在增長的——這誇張嗎？真的並不誇張，九十年代初中俄貿易中倒爺的口號是：一周賺它五百萬，而這種倒爺，還僅僅是那種提著纖維袋、拖家帶口去老毛子地盤上「打秋風」的小角色，而郭守雲是怎麼「倒」的？他在中俄兩方的境內都有龐大的貿易車隊，僅僅是公開的走私商路就有三條，克格勃遠東局、內務部遠東局、遠東軍區聯合起來為他的走私活動保駕護航，遠東大大小小的軍需儲備庫成了他囤積走私物資的倉庫，他的走私車隊經過聯邦關卡不僅不用檢查，邊檢部隊還得為他們提供最佳的便利，甚至還要給車隊提供安全護送之類的服務……說白了，郭守雲並不是一個人在做走私貿易，他背後站著的是一整套國家機器，這一個利益集團聯合在一起，僅僅用了一年多時間，就將遠東近千萬人的畢生積蓄壓榨一空，那時候的郭氏集團，實際上就等於是壟斷了整個遠東的消費品市場，簡簡單單的一包香煙，郭氏集團定價到六十五盧布一包，市場上就絕對不會出現六十四點九盧布一包的情況，類似這樣的生意聚斂財富的速度有多快，這似乎很難測算了。
好啦，經過一年的走私貿易以及權錢交易，郭守雲積累了足夠的資本，同時呢，也將遠東的整個權力層納入了自己的關係網路，恰恰是在這個時候，蓋達爾的第二項改革措施到來了，財政改革的推行，令遠東包括軍方、政府部門在內的大批機構，出現了長時間的經費困難，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維繫自己的生存，最重要的是保障自己的權力，那些方方面面的權力人物，就不得不進一步向郭氏集團這個大財閥靠攏，他們在獲得大筆資金援助的同時，也賣掉了自己手上的更多權力；稅制改革，對於郭氏集團來說，在權力網的庇佑之下，聯邦的高稅收政策根本產生不了任何影響，可與此同時呢，遠東那些工礦企業、實業集團卻遭受了滅頂之災，為了逃避責任，同時也是為了自己的後半生打算，一大批國有企業的負責人，開始同郭氏集團相勾結，將他們手上掌握的國家資材，廉價銷售，甚至是白白奉送給了郭守雲；當然，在這第二階段的改革過程中，對郭守雲影響最大的，還是金融體制的改革，如果說走私貿易令郭氏集團的資產得以呈幾何倍數增長的話，那麼遠東商業銀行的建立，尤其是在蘇聯四大國有銀行被停止運營之後，郭氏集團資產的增長幅度，就不能用任何言語來形容了，一個總資產不過幾百萬盧布的空殼子銀行，卻直接掌握了遠東近千萬人的畢生儲蓄款，這其中所蘊含的利潤，只能用恐怖這兩個字來形容。
在經歷了物價放開與稅制、金融改革的風波之後，聯邦在市場環境與金融體制內混亂不堪，通貨膨脹的危機迫在眉睫，而一旦通脹的情況出現，盧布的貶值也就勢不可免，就是在這個節骨眼上，蓋達爾迫不及待的開始推行私有制改革，他似乎沒有意識到，聯邦的央行已經徹底失去了對盧布貨幣的控制，各大財團組建起來的商業銀行，已經掏空了前蘇聯的大部分財產，這些金融寡頭們甚至不用聯合起來，單憑一方之力就能輕而易舉的將聯邦央行整個擊垮，至於說促成盧布的貶值，那對他們來說更是小菜一碟。
這個時侯似乎有一個問題出現了，寡頭集團控制了聯邦的經濟命脈尤其是金融渠道，對聯邦的私有化改革有什麼影響力呢？打個比方：聯邦就像是一片沙漠，而被私有化的國有企業，則是沙漠中唯一的一片湖泊，作為生存在這片沙漠中的居民，聯邦民眾過去只能定期享受到湖泊中的一瓢清水，他們喝不痛快但也渴不死。現在呢，聯邦政府方面為了實行私有化，將這個湖泊徹底放開了，他們宣布，任何人只要有器皿，就可以到這片互利去搶水喝，不過可惜的是，經過前一階段的改革，沙漠里的居民已經把全部可以盛水的器皿都當掉了，現在能夠為他們提供器皿的不是聯邦政府，而是那些對這片湖泊虎視眈眈的寡頭們。於是呢，水資源的分配權，說到底還是落在了這些寡頭們的手裡，他們頗為慷慨的將一把把漏勺分發給沙漠里的居民，而自己呢，卻開著罐車瘋狂的在湖邊汲取水分。說真的，如果這個分水的過程能夠延續的時間更長的話，那些沙漠中的居民或許還能多活一段時間，但可惜的是，為了體現自己的大公無私，聯邦政府明文規定，湖泊里的水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分乾淨，一滴也不剩，於是乎，那些有水車的人，自然是能夠儲備更多的水資源，至於那些只有漏勺的可憐蟲，他們的命運就相當悲慘了。
就這樣，在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寡頭集團蓄積了足夠的水資源，湖泊里的水也徹底被分乾淨了，聯邦政府的手裡，除了那些權力之外，再沒有什麼可以讓渡出來的東西了，恰恰也是在這個時候，受到愚弄的沙漠居民，終於發現自己手中的漏勺根本存不住半滴水，隨時都可能被渴死的局面，令他們極度憤怒。漏勺雖然盛不了水，可它好歹還是個物件，買了多少還值兩錢，因此呢，感覺醍醐灌頂般的居民們，並不仇視那些分給他們漏勺的寡頭，而是仇視沒有給他們創造任何實惠的聯邦政府，在這種憤怒情緒的促使下，他們要討個說法，要清算一下舊賬，要將聯邦政府內那些尸位素餐的傢伙趕下台。毫無疑問，他們的這種情緒恰好滿足了寡頭們的需要，這些人講目光從那塊乾裂的湖底移開，瞄準了聯邦政府手中所掌握的那點權力——寡頭集團旨在奪取國家權力的最後一場戰爭，終於爆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