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子誠身邊的人是一個『幫派』，如同俄亥俄共和黨的組織以及相同情況形成的幫派。這些人個性強，鋒芒畢露，但又頗能忍辱負重。這些人是李子誠諸多面貌的不同反映。不管怎麼說，他們是一批吃苦耐勞的人……與表面上看起來極為西方化的、實際上骨子裡卻是傳統中國的李子誠相比，財政部總長陳瀾生是一位血緣上具有中國人的氣質而又『親美的』、『效率高的』、而首先是有『西方頭腦』的人。」
1919年7月3日《紐約時報》《李子誠身邊的人》
在四九城中，眾所周知，與總統府所屬五部總長均為大總統信得過的人不同，國務院卻是「能人內閣」，不偏一黨、不偏親信，唯一才能居之，而作為其中代表的卻就是財政部總長的職務，在國務院所屬五部之中，財政部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個部門，財政是萬政之本，萬政之源，可以說，財政部是國務院平穩府院雙方力量的核心，按常理，國務院應該委任一位「親信心腹」作財政部總長，可讓人始料未及的卻是——陳瀾生這個非國社黨人，甚至都談不上鐵杆連雲系的前國民黨人出任這一職務。
不過對於在萬眾矚目的情況下宣誓就任財政部總長的陳瀾生來說，從他剛一出任財政部總長的那天起，就面臨著一個前所未有的挑戰。
民國元年二月，當時的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被交通銀行股東會推為總經理。不久交通銀行獲得發行貨幣和代理國庫的特權，與中國銀行一起成為國家銀行。交通銀行開始恢複元氣，並且在東南亞國家設立了分支機構，承擔民國臨時政府對外的匯兌業務，交通銀行頓時成為中華民國最值得信賴的銀行。
在權高位重的梁士詒原幫助下，交通銀行的各項業務發展均超過傳統的中央銀行——中國銀行，而更為重要的是，梁士詒為交行謀求了中央銀行的特權——貨幣發行權、國庫代理權，而中行雖然在大清銀行的基礎上被改組為中國銀行，並為中央銀行，但官股占絕大比重，正副總裁由財政部任派，高層隨政局變化而頻繁更換，再加上樑士詒的打擊，直接導致其業務發展遜於交行。
而更為致命的是，在民國4年6月，就在李子誠宣誓就職的當天，袁世凱簽署大總統申令，把交通銀行正式定位為具有中央銀行性質的國家銀行，中國、交通兩行正式相提並稱，二元中央銀行的格局隨之形成。對此，國內外的觀察家們都看出，這是總統府給國務院的第一枝暗箭，作為中央銀行的中行在人事、財權上受財政部控制，成為財政的附庸，同樣無獨立性可言。這也就意味著中央銀行將為財政部所制，為國務院所有，對於拱手交出財政大權的總統府來說，這幾乎是不可能被接受的，為了鉗制國務院，同樣也為了具備一定的財政基礎，以交通銀行為中行，形成兩元央行卻成為總統府掌握部分財權的解決之道。
而陳瀾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就任財政部總長，作為中國銀行的前身，大清銀行的創始人之一，從上任伊始，陳瀾生即開始著手對中國銀行進行改組，此時的中國銀行是個官商合辦的銀行，經常充當政府的賬房，因此中行深受政局影響的困境，而陳瀾生對中國銀行的改組的第一步，就是增資改組，以令中行擺脫深受政局影響的困境，謀求自主經營，同時這也是連雲系掌握中央銀行的必經之路。
可掌握中國財政卻遠沒有連雲系最初設想的那麼簡單，在袁世凱的授意下，地方上往往選擇交通銀行代理稅款匯辦業務，而擁有國庫屬理權的交通銀行則直接屬理稅款，在過去的兩個月，財政部需要用錢，竟然需經梁士詒許可後方可獲得相應款項。
無能總長！
對於陳瀾生來說，他絕不甘於被外界扣上這麼一個帽子，除去一方面配合中國銀行新任總裁——淮海實業儲蓄銀行上海分行經理張嘉璈，在全國各省同交通銀行競爭業務之外，他卻把視線投向了另一個地方。
「總理，若是想解決國務院的財政危局，就只能在海關總稅務司上動刀，不在海關總稅務司上動刀，那您就必須要做好一年內無法掌握財政部的打算！」
面對著總理，說話時帶著一語濃濃的廣東口音的陳瀾生這會神色顯得有些尷尬，總理任命他為財政部總長，是對他的信任，而他也曾在心下暗暗發誓絕不會讓總理失望，可最終，梁士詒卻輕而易舉的讓他見識到了什麼是「梁大財神的手段」，若非如此，他也不會出此下著。
「海關總稅務司！」
心下沉吟著，李子誠看一眼陳瀾生，在內心深處，對於財政部在過去兩個月的工作，多少有一些不滿，當初自己之所以選擇由陳瀾生出任財政部總長一職，除去因為他是一個理財專家外，還有就是其易於控制，同時還能在國內起到了千金買骨的作用，可以說，正是因為陳瀾生這個「連雲系」之外的外人出任財政部總長，才使得現在的國務院能夠聚集國內各方英才，在陳瀾生的身上，人們看到的是——公平！
可對於他的工作……心下搖著頭，李子誠難免會有些失望，中行需要增資，自己立即同意淮海商業儲蓄銀行參股一千萬，可直到現在，還是沒能解決兩元央行的問題，甚至就連同輔幣發行，都需要自己出面去同梁士詒協商，而這會……他卻是想啃海關總稅務司這塊硬骨頭，不急，先聽他說。
「說說你的想法！」
端起茶杯，李子誠便伸手示意陳瀾生繼續解釋下去。
「發亂時期，髮匪佔領南京後，清政府無園控制上海海關，次年英、法美三國領事聯合蘇松太道，決定由三國各派一稅務司一個『協助』清政府徵集關稅，很快這個委員會的職權擴充到了海關、航運甚至郵政管理方面的，後來李泰國被兩江總督任命為總稅務司，成為了中國海關的最高領導，幾年後，這個職位還得到了滿清中央政府的確認，可以說，由此開始，中國海關便徹底為外人所掌！」
陳瀾生一邊在心下整理著思路，一邊緩聲道出海關總稅務司的歷史。
「從首任海關總稅務司李泰國開始，經赫德、裴式楷、安格聯，至今一共四任總稅務司，而四任總稅務司中，唯有赫德可以算得上是一位稱職的總稅務司！」
聽到赫德的名字，李子誠的腦海中卻浮現出歷史教科書中的那位「英國侵華代表」的形象，毫無疑問，在李子誠的心目中，赫德的形像是負面的，按照後世的說法說是「赫德，1859年出任中國廣州海關副稅務司，1863年繼英國人李泰國為中國海關總稅務司，他改組海關，確立了外國人管理中國海關的制度，他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長達46年，是英國侵華的主要代表人之一」等等。
「在赫德出任海關總稅務司之後，其把海關作為自己施展全部才能的舞台，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近代中國海關體制的建立，幾乎完全出自赫德之手。僅就海關人事制度改革而言，他就採取了如下措施：在人才的選拔上，他一改任人惟親的中國式傳統，通過考試選拔人才。對於海關職員，他進行了專業分工，以做到各司其職。同時實行考核制度，獎懲有據。為防止腐敗和提高職員工作積極性，他採取了高薪養廉，實行養老儲金的制度。是為中國首創。赫德的若干革新措施，具有很久遠的超前性和現代性。比如，他規定公務員不得經商，實行輪換和迴避制度，給予職員申訴權等等。但赫德從不甘心其角色僅限于海關事務。他很關心中國的外交事務，並且促成了當時中國第一批外交使節的派遣。」
在提及赫德時，陳瀾生的神情中多少總帶著一些欽佩之意，而他的話卻讓李子誠微微驚訝，驚訝於國人對這個「控制」了中國海關近半個世紀的英國人的態度之奇怪，這完全是善意的態度，根本就不見一絲偏見。
「而更為難得的是，赫德由自己的前任李泰國那裡，認準了自己的身份——客卿，當然現在我們可以稱其為『顧問』，既然是客卿，其基本的立足點是職位對他的限定。而在那幾十年間忠於職守的赫德在與洋務領袖們的交往中，同樣領教了中國改革派的立場，即委之以重任但不能損害中國的利益。而其制定的海關基本原則中，就包括有不必用花言巧語，以中國的利益為重是必須遵守的正確原則。同時，赫德又以客卿的身份，盡量在其可能的範圍內對內主張改革，對外多次表達對中國立場的支持。」
赫德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繞不開的人物，而此時陳瀾生的話卻完全顛覆了李子誠對赫德這個「殖民主義者、侵華代表」的印象。
「那時中國需要改革，赫德先後向清政府提出10個改革方案，並在自己的衙門許可權內進行了近代化的改革。中國需要抗敵，赫德也曾鼓舞中國抗敵。中法戰爭期間，他對於法國的侵略表示強烈憤慨。他寫信給金登干，批評法國人的行為是『一連串惡毒的、不必要的、不公正的、毒辣的屠殺』！他希望『老天將給他們報應』，並義正嚴詞地說，『如果我是一個中國佬，我也是要打的』。因此，中法戰爭期間，赫德是一個主戰派，他曾對總理衙門的大臣們說：『如果你們有把握能一致決心戰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