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雲港的清晨，在很多人眼中，和其它地方有著顯著的不同，每天凌晨六時三十分，隨著廣播的響起，街道上的公共汽車站台附近便擠滿了要趕往工廠或是公司去上班的職工，而街道上，成陣的自行車更是顯出了這座城市的不同。
在連雲港的二十餘萬市民之中，有六成勞動人口直接在六合公司名下的企業工作，另外兩成又間接為六合公司工作，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座城市正像他的建立一樣，一切都屬於公司，當然這也不是全部，在這裡同樣分布著數百家規模不等的投資商建立的企業，不過在連雲港能數得著的企業，卻大都是公司企業，這一點，至少在短期內是無法改變的。
作為亞新大葯公司的經理，項松茂和其它的企業老闆不同，他沒有自己的代步轎車，也沒有自己的包租轎車，穿著一身西裝的他，在絕大多數時候，都是乘公共汽車，儘管亞新大葯公司距離他住的地方，需要轉上兩路公交才能到達，但並不妨礙他每天乘公共汽車去上班。
在站台等車的時候，項松茂朝左右看去，站台附近儘是等公交車的人，穿著藍色夾克的大都是工廠的工人，而穿著西裝或是仿軍裝式樣服裝的人大都是公司職員，在這裡，根本就見不到在其它城市所習慣的長袍，事實上，這或許才是連雲港最大的不同。
「剪辮不易服！」
這或許是清末民初的一個特點，在清末時，當時中國政權尚在滿清之後，雖有人提倡剪辮，但剪辮卻帶著風險，畢竟滿清有著「留髮不留頭、無辮斬首」的祖制，而辮子這自甲申年後，用「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方式，以暴力強加於民，順者生、逆者亡，辮子在成為奴役一個民族的體現的同時，又在幾百年間易發易服的過程中變成了一種習慣。
而在武昌軍興之後，剪辮易服則光復民族的象徵，在風氣開放的東南各省民眾紛紛自動剪除剪辮子，而在北方各省，幾乎處處受到愚民的抵制，甚至還于山東、河北等地釀成「剪辮血案」，有辮之人喊打喊殺的對象則是無辮之人。
後來雖說剪辮成為主流，可「剪辮不易服」卻在國內各省成為習慣。但是在連雲港這種習慣卻被強行阻斷了，從六合公司開修隴海鐵路那天起，即開始向工人提供製服，慢慢的這成為連雲港以及整個隴海的習慣，即便是在隴海沿線投資的非公司企業，也同樣向工人提供製服，而這些制服都是仿「六合式」的夾克，而向文職員工提供要麼是西裝、要麼是仿軍裝樣式的服裝。
在這種前提下，長袍馬褂自然而然的在這裡遭到淘汰，但更重要的一點是，長袍馬褂在這裡不受人「待見」，尤其是不受公司待見，儘管公司沒有明說，但是如果兩個人同時去應聘工作，一人穿西裝或是仿軍式服裝，另一人穿長袍馬褂，公司會先前者，而不是後者，據說，這同李致遠有些關係，李致遠不喜歡那種「奴隸色彩極濃的長袍馬褂」。
對此，在外界看來或許是謠傳，但是項松茂卻知道，這並不是謠傳，在初來連雲港時，穿著一身馬褂的他，曾被公司中的一些朋友禮貌的提醒他，脫掉長袍馬褂，只因董事長曾在公司中看到員工穿著長褲馬褂時，雖說當時沒發表任何意見，但最後卻和他人的聊天中稱那些「剪辮不易服」的人，是「一群當不夠奴隸的混蛋」。
初時，項松茂非常不理解，可後來朋友們解釋著，那些「剪辮不易服」的人實在是可悲到極點，因為他們剪掉了頭上的辮子，卻沒有剪掉心中的辮子，他們的剪辮只是迫於無奈，這恰是習慣為奴隸的人的可悲之處，正是骨子裡的奴性讓他在剪掉尾巴的時候，又保持著奴隸的衣著。
而中國欲要富強，首要之事，便是必須去除骨子裡的奴性。否則中國即使富強，也不過是由異族之奴，再轉淪同胞之奴。
雖說不認為自己是奴隸，但項松茂最終還是選擇穿上西裝，扔掉了馬褂，最後甚至連家中的女眷，也依著公司發布的「漢裝」期刊內的樣式，扔掉了滿人的旗袍。
不過對於穿什麼樣的服裝，在項松茂眼中看來，無足輕重，對他來說，更重要是藥廠！
在很大程度上，項松茂從不覺得自己是一個單純的商人，和很多民族工商業者一樣，項松茂出身並不高貴。1880年生於浙江寧波，少年時讀私塾，接受傳統的儒家教育。後因家道中落，14歲時就去蘇州當學徒。3年後出師，因為勤懇仔細，他被老闆委以賬房之職。15年前，經二舅吳子琴介紹，項松茂來到上海中英大藥房擔任會計。在中英大藥房里，他的才幹很快得到總經理的賞識，被調往漢口分店擔任經理。此時的項松茂已經展示出自己的商業才華，被選舉為漢口商會的董事。
而上海名人黃楚九則是他一個重要的引路人。黃楚九自己琢磨出一種「艾羅補腦汁」，因為葯里添加了嗎啡，喝了以後很容易興奮。黃楚九又打著美國「艾羅博士」和「強壯民族」的招牌，這個葯居然也賣得相當好。在推銷「艾羅補腦汁」的過程中，黃楚九結識了精明強幹的項松茂，在這位商界豪客的邀請下，項答應出任上海五洲大藥房總經理一職，但條件是給予完全自主權。
項松茂經營的特點與黃楚九有些相似，都是開拓型的，敢想敢幹，重視廣告的宣傳效應。他到任後，發動一場改革，將店內的豪華擺設變賣，充實資金周轉，遷入新址，改變內部機制，設立本牌藥品總發行所、門市零售部和批發銷售部。一方面擴大藥品進口，一方面開拓自製成藥。除「人造自來血」之外，又增添了健胃補虛的「補天汁」、清血解毒的「海波葯」、健腦潤腸的「樹皮丸」、化痰止咳的「助肺呼吸香膠」等。項松茂的改革，加上這些成藥的問世，使五洲大藥房的聲譽大振，利潤也成倍增長。
五洲大藥房和中法大藥房一樣，在上海出名之後，股東內部不斷發生矛盾。也就是在這時，項松茂的朋友邀請他到連雲港發展，但項松茂在連雲港一番考察之後，雖說連雲港醫院頗多，但醫院內大都是外國藥品，這讓他痛感如果沒有現代化製藥工業，即便賣的自家藥品再多，也不過是傳統藥鋪而已。
最終幾經權衡之後，退出五洲大藥房的他選擇接受六合公司的聘請出任「亞新大葯公司」總經理，而讓他看重的卻是亞新大葯是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第一家現代化製藥企業。就在亞新製藥公司剛一投產，即趕上了「膠澳事變」。
事變後，他即積極支持抗日運動，擔任隴海抗日救國委員會委員，同時根據總公司的指示，一面將企業內全體職工編組成武裝工人一營，自任營長，對職工進行嚴格訓練，規定職工下班後訓一小時，積極備戰的同時，又接受經略使公署生產軍需藥品的任務，親自監督生產，日夜不停趕製藥品，供應前線急需。
可以說，也正是從那時起，亞新壟斷了隴海的西藥供應，同時藉助事變後發生的抵制日貨運動，將亞新西藥銷往全國，雖說現在亞新大葯公司成立不過一年，但卻早已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西藥以及醫用器械生產企業，而且其生產的西藥、醫用器械更出口至國外。
不過作為這家企業的總經理，項松茂卻全沒有一家「大企業」總經理的派頭。就像他坐公交車一樣，而這正是他的作風，在他看來，與其做那種四千元一輛的汽車，倒不如用四千元買機器，多生產一些紗布。
終於，轉了兩路汽車到了亞新大葯公司之後，亞新大葯公司看起來並不怎麼顯眼，在廠房前方一棟兩層高的木製臨時建築便是亞新大葯公司的總部，但亞新的心臟並不在這裡，而是在廠區和辦公樓之間的藥物研究所，那裡才是亞新的心臟所在。
站在辦公室的窗邊，把毛巾掛在盆架上的時候，項松茂朝著那棟四層的全封閉的藥物研究所看去，那座研究所中集合著全中國最優秀的藥劑師，其中不少人都留學日本、德國、英國學習過醫學。
在亞新大葯公司成立的近一年間，那座研究所已經根據外國技術資料研發超過六百種藥物，可以說，正是研究所的技術研究支撐著這家公司成為亞洲最大的西藥製造企業，而在項松茂的內心深處，他卻夢想著要把這變成世界上最大的醫藥生產企業。
「不知道馬教授怎麼樣了！」
望著研究所，項松茂想起研究所的主持人——馬克多，那位檳城華僑，早在十五年前，他就在廣州泰安大藥房的羅開泰先生的資助下，赴英德兩國學習醫學，旅歐近十年方才學成，不過在泰安大藥房的人看來，那人卻是學「糊塗」了，以至於腦子中滿腦學問，卻不知變通、不知救人，雖說其幫助泰安大藥房研製多種葯口，但泰安卻無意西藥製造，後來由廣州六合分公司聘請為亞新大葯研究所主持人，可幾天前，卻因一點小傷住進了醫院。
「下午去看看他吧！」
從兩三天前起，馬克多的聲音變得低沉許多，連說話都覺得疲累，所以在面對護士的要求，他也不多爭辯，伸出右手臂。但是他還是不解，為什麼需要進行葡萄糖與維他命的靜脈注射。儘管在某種程度上，馬克多知道自己並不是一個合格的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