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最危險的時刻，一些民族敗類為了個人的利益，不惜出賣民族利益，喪失國格和人格，認敵為友，充當了列強侵華的工具和幫凶，成了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這些民族敗類最終的下場與那些入侵者一樣，永遠被釘在恥辱柱上，成為人人討而誅之的對象。他們最終也逃脫不了正義的審判。
通款敵國，謀叛本國，為侵略自己祖國的敵人的利益服務，並謀取一己的私利，這樣的人物在世界各國的對外戰爭中均為常見，中國亦不例外，漢奸就是國人對他們的鄙稱。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最危險的時刻，漢奸們喪失國格人格，認敵為友，充當列強侵華的工具和幫凶，成為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5月16日，隨著台南日軍投降，在台灣似乎一切零散的、對國防軍有威脅的日軍的散兵游勇的都正在被剿清。但是，對台灣來說，還有一項任務沒有完成，那就是對台灣的清洗，自台灣光復之後，出於對漢奸、走狗的仇視，國內就有輿論要求政府必須對台灣進行清洗。
在台灣迎來光復之初，這種清洗運動就已經陸續開展起來，清洗的對象自然是那些出賣國家與人民，替日本人辦事的漢奸。但是，這種的清洗並不徹底，儘管有1000人之多的漢奸被處死，還是有不少漢奸苟且偷生。
而即便是在台灣本地，很多民眾同樣對一些漢奸也是恨之入骨的，在台灣光復初，他們擅自殺死了上千名漢奸以及數萬名日本移民以泄憤恨。漸漸地，這次清洗運動擴展成為民眾自發的報復行動，只要是曾經與日本人有過牽連的人，不管男女老幼，一律被抓捕。
面對清洗運動逐漸演變成瘋狂的報復行為，共和政府顯示出高瞻遠矚的氣魄。身為共和國總理的司馬認為，漢奸不能一概而論，一些漢奸可能是因為膽小懦弱而為日本人辦事，但多數人是無古的，是被迫的，這一點是在光復台灣之前，司馬就已經認同的。為了對大多數國民負責的態度，同時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這種盲目的清洗運動不應該再持續下去，應該在台灣實行一次真正的清洗運動。
應司馬的要求，共和12年5月17日，國會批准最高大法官成立起專門審判漢奸的特別法庭，將民眾自發的處決行為糾正為正規的法庭程序，在維護法律尊嚴的同時，儘可能的避免冤案。
台北，西門町八角堂這處兩屋高的紅磚洋樓的牆體依然可以看到的戰爭留下的痕迹，現在這座八角形外觀的磚造樓房外，擠滿了數千名圍觀的民眾，在八角樓的門外站著數名頭戴白盔荷槍實彈的憲兵，在樓頂上的女兒牆突出的三角形山頭後，依站數十名據槍的國防軍官兵。
這裡之所以會如此戒備森嚴的原因非常簡單，八角樓是台灣特別法庭所在地，今天之所以吸引如此眾多的民眾圍觀，只是因為今天的這場審判，這場審判從開庭之前，就吸引了整個台灣的目光，台灣五大家族之的古家的未來均繫於這一場審判。
「日本上山兵五萬，看見姓古行頭前，歡頭喜面到台北，不管阮娘舊親情。」
看著緊閉的大門，圍觀的一些民眾唱起了這首幾十年來一直在台北艋舺的酒場間不知有多少人傳唱著的歌曲，公道在人心，或許過去姓古的被的日本檢察官三好一八在幾個月前的治警事件中曾他在為嚴智，也就是印度聖雄甘地的台語音譯，但是台南詩人謝星樓卻寫一道詩諷刺他「古先榮比嚴智，蕃薯簽比魚翅，破尿壺比玉器」。
「……台特庭字第九六號公訴古先榮叛國罪一案，共和十二年5月20上午九時十分於台灣特別軍事法庭開庭……」
特別軍事法庭書記官朗讀案由時未帶有一絲感情的聲音在八角樓內響起，儘管是公開審判，但是根據法庭原則記者們不得攜帶相機之類的記錄設備，只能依靠筆記，而速寫記者則在紙面上鉤勒出了古先榮出庭時站在被告席上的那種惶恐不安。
古家是台灣五大家族之一，同樣也是五大家族中與日人合作最為親密的家族，其在台灣的影響力超人想像，國內報界用「台灣第一漢奸」稱呼古家，關注這個案件的不僅僅只有台灣人，大陸同樣關注這個號稱是「共和第一漢奸案」的審理。
在大陸對此案國民的態度是殺之而後快，甚至有團體聲稱如法院不能柄公處理，他們將會刺殺逃脫漢奸，但是在台灣民眾之中，此案卻形成了兩個極端，一方認為古先榮為漢奸，該殺，而另一方則認為古先榮無罪，原因非常簡單，當時根據國際法台灣已經割讓與日本，作為台灣人的古先榮與日人合作何罪之有，而一些台灣家族出於為維護自身利益出發，也紛紛呼籲中央應重輕處理。
「二十八年前，古先榮先生已能以前瞻的眼光洞悉台灣必須脫離中國之黑暗統治，否則永無翻身之日。毅然選擇與日本人合作……」
「……北部地區秩序之得以早復，居民減於虐殺滋擾之苦，此行之力不為虛也。不僅如此，古先榮後來又跑去嘉義……日軍南路以北白川宮為主帥，抵嘉義居民閉城不納，圍數日不解。日軍揚言轟城，先生聞訊馳往，請撤南門兵願代為舒解，終亦免於屠掠之慘…… 顧後世或疑先生此行乃不免為日軍減免抗力者，實則處當時之情勢，先生乃系以急難救人之心，圖免毀屋取子之痛，既保土之願無力可回天，斯保民之誠，寧復嫌於屈己，居者行者互有其責，守經達權互通其義，固未可執一而論也。」
如此之類種種的辯解在古家的鈔票以及台灣士紳對「清洗運動」可能會隨之擴大化的擔憂下，紛紛出現在《台灣民報》、《台灣新報》等台灣報紙上，甚至於在開庭前，多次發生數萬人至第三集團軍司令部以及台灣光復善後公署請願的活動，為了應對這種情況，經請示中央後，公署不得不下令台灣進入全面戒嚴，以防止日諜乘機發難。
「……甲午戰後，劣清戰敗割讓台灣，日軍未抵台灣，被告古先榮率領士紳商賈李春生、向其祥、吳文秀、李秉鈞、吳聯之等人迎接日軍進入台北城，當時民政局長水野遵予以接見。此為被告賣國初始，隨後其隨日軍南下，為日軍引路、說服抗日武裝，協助鎮壓抗日武裝……在這裡我請求法官大人來驗證這些數量驚人的證據，這一系列的證據足以說明一個事實，在過去的二十八年之中，被告一直以賣國、出賣民族同胞為代價，謀取日人信任並獲得自身經濟利益……這些罪行不僅僅是個人罪行，是對整個民族、國家的犯罪，事實上在過去的二十八年之中，被告所犯下的重重叛國之罪，對同胞和國家造成的傷害遠超過世人的想像……」
作為檢查官的王文深站起身看著座於首席的法官。特別軍事法庭與的普通法庭不同，未引入陪審員制，之所以如此，是考慮到根據陪審員挑選原則，陪審員需在審判地挑選，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影響法律的公正。
隨著檢察官的聲音在法庭上響起，站在被告席上的古先榮此時已經是面如白紙，豆大的汗水不時順著額頭滑落，沒有人知道他此時在想什麼，他只是在嘴邊喃喃著。
「法官大人，在您的台上銘刻著一句『即便天塌，也要討還公道』，古先榮先生的命運繫於您手，我想如果曾接受日本殖民政府的獎賞和接受公職就被視為叛國罪的話，今天恐怕會有數十萬台灣人犯下的叛國罪！」
身為古先榮的辯護律師的李玉堂，這位曾畢業於東京帝大法律系，被視為台灣最「優秀」的辯護律師話音一出，法庭時頓時亂了起來。
聽著法官的擊錘聲，同時大喊著「肅靜」，李玉堂很滿意這種效果，這正是自己需要的，把此案儘可能的擴大化，最終迫使法官無法忽視民意，畢竟在台灣曾有十餘萬人接受公職和獎賞，只有將案件範圍擴大化，才能可能救回自己的委託人一命。
「甲午之役，清廷割棄台灣…… 志士謀獨立…… 連戰皆北，唐景松攜印潛乘德商輪內渡，民益亂無主，潰兵四齣，土匪乘發，哭聲滿巷。當地紳商集議彈壓，既無力可制，擬赴日軍求鎮撫，亦無敢往者。先生適事北來，得與其議，見事急乃告奮勇赴基隆請謁日帥。登艦日軍臨之以威，挺然無懼色。日帥樺山知不可侮以賓禮見，因得述來意以安民為請……四天後，日軍順利進入台北城，因此事曾被罵為『漢奸』。然！事出有因！以當時台灣民主國部分義勇軍在台北城內奸淫擄掠、加上日本人依照國際法取得台灣，因此古先榮等人開城迎日軍讓當時的台北人如同脫離『人間煉獄』，因此這本是合乎道德，若只是因為此事而稱其為漢奸，被視為太不中立、對當年台北人太冷血……民眾只知古先榮先生過去與日人合作，卻不知二十八年間，古先榮先生一直小心翼翼與日本佔領軍委以虛蛇，以免落得身死族滅之境，眾人皆知日人之殘暴，先生合作也是屈於壓力而為之。」
李玉堂的話聲未落，整個法庭頓時再次嘩然，無恥之徒有之，但是卻未曾想見世間竟然有如此這等無恥之徒，將賣國行徑詭辯為「合乎道德」、「解民倒懸」之為，按其辯解古先榮不僅不是漢奸，反而是解民倒懸，救民於水火。
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