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人的印象之中，西北和外省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兩點，一是重視實業，這自不用多言，實業是西北發展的根基。而另一個讓國人側目的則是西北極為重視教育，即便是在這個戰爭時期西北省的教育經費支出仍然佔到全省政府支出的19.8%，佔到政府支出的近五分之一。
另外一個數字或許能夠說明一切，就是西北一省的教育經費支出超過了北方政府的教育支出，再加上數額龐大的非官方的教育基金和個人捐贈，西北省的教育經費的實際上可能超過全國各地在教育事業上的投資。
有了充足的教育經費作為保障，使得西北可以在幾個月內就在全省各地推行強制性的九年制義務教育，現在的西北一省一千三百多萬人口之中，中等實業學校和中小學在校生人數超過兩百萬人，擁有接受過短訓的老師近十萬多人，這個數字甚至於接近全國總和，而中學生則遠遠超過全國中學生總數的數倍。
司馬曾經說過最值得自己驕傲的就是西北的教育，用了兩年的時間建立這個時代的中國普及到每一名兒童、少年的義務教育體系，西北的這種帶有強制色彩的義務教育體系，有別於這個時代教育壬子癸丑學制，而是直接把美國的「六三三」學制抄了過來，小學六年再加上三年的初等中學、三年的高中或師範學校或中等實業學校。初中的單獨設立有利於西北的教育普及，也使得西北可以在全省推行九年制的義務教育。
當然在構建西北的義務教育體系的同時，司馬並沒有忘記構建西北的高等教育，從最初的為培養用於和外國技術專家溝通的翻譯人員的翻譯學院到培養技術人員的技術專科學校，都在短期內建立了起來，而其中最為重要就是目前仍然處於初創期的西北大學。
西北大學創建於共和六年元月，為了把這所大學辦成全中國甚至全世界第一流的高等學府，當時除了政府投資和西北公司以及企業投資的數千萬元之外，司馬還和西北的企業家們捐贈了多達兩千餘萬用於徵地建校、構置教學器材，期間為了滿足學校的教研需求而又多次追加投資。
以至於日本報紙上曾經酸溜溜的說西北用可以建立一支戰列艦隊的資金打造了他們夢想中的大學校，但是卻指出大學並不僅只是大型的學校，就像流傳的一個笑話一樣，西北正在走上一個誤區，無論是都要大的，要最大的規模，但是大學並不是工廠，規模大並不見得是好事。
「大學者，非大樓之謂也，乃大師之謂也！」
對於這句話，作為創建西北大學的主導者，司馬當然有深刻的體會，在後世各個大學要建什麼「世界一流大學」，但是他們所謂的一流就是大型的而豪華的「學校」，各所大學所做的就是，忙著圈地、蓋大樓，忙著擴招，卻忽略了大學精神之真諦。
蘇格拉底說：「教育不是灌輸，而是點燃火焰！」學風，決定了一所高校的前途。耶魯大學為何成為世界性的一流大學，其最為主要的原因就是強調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學術空氣。這種「自由教育」的原則，使耶魯能夠包容各種思想流派，保持勃勃生機。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時就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之義」。
對於初建的西北大學而言，學風的建設和校長的選擇之間有著必然的聯繫，正因為如此司馬在的選擇校長上非常謹慎，曾經一度司馬還想過直接聘請外國教育學出任西北大學第一任校長，但是最終於出於民族自尊司馬否決了這個念頭，最後選來選去，司馬選中了一個浙江餘姚縣人——蔣夢麟。
蔣夢麟幼年在私塾讀書，12歲進入紹興中西學堂，開始學習外語和科學知識。後在家鄉參加科舉考試，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學。第二年2月入加州大學，先習農學，後轉教育，1912年於加州大學畢業。隨後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杜威，攻讀哲學和教育學。
在歷史上他曾出任京師大學的校長，在歷史學家筆下，蔡元培的意義被無限誇大，以至於無意中壓抑了其他同樣功不可沒的校長。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就數地位相當尷尬的蔣夢麟。
蔡元培曾坦承：「綜計我居京師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蔡校長在職而不在校期間，代為處理行政事務的，經常是蔣夢麟。除了長期擔任總務長，他更三度代行校長職權，以致當時就有人評價：「這五六年來的京大校長，與其說是蔡元培，不如說是蔣夢麟。」
而讓司馬更加欣賞的卻是他的那種「對本國文化的了解愈深，對西方文化的了解愈易」的教育思想。他非常注意十分重視中西結合，文理貫通。要求入外文系者須有國文功底;入國文系者需有外文成績。把《科學概論》作為所有文學院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理科各系則把國文作為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
至於他用了十五年的時間，把「一度曾是革命活動和學生運動漩渦的京大，已經逐漸變為學術中心。」則是司馬看重的另一個優點，大學應該是只是一個純粹的學術中心，學生要做的就是安心學習，這才是他們的權力和義務。
在西北提供的充足的經費的支持下，蔣夢麟出任校長後可以從全國甚至全世界聘請最好的教授，上任之初，他即叮囑西北文、理、法、工四院的院長，「經費問題，我去解決；選聘新人，你們去做……放手去做，向全國挑選教授與研究人才」。
而且司馬還非常欣賞他平生做事全憑「三子」的態度：以孔子做人，以老子處世，以鬼子辦事。這裡所謂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學務實的態度做事。最終蔣夢麟成為西北大學，全國規模最大、師資力量最強、設備最完善的大學的校長。
西北大學的滿布冰雪的林蔭道中，司馬和蔣夢麟一邊走著一邊談著大學的教育，作為一個外行人的司馬此時只是一個傾聽者，作為這所大學的創建者，司馬所能提供的就是經費和後勤上的保證，至於其它司馬則全部交給了蔣夢麟和學校里的教授們。不過最近在報紙上關於大學的爭論好像越來越多了，這也是司馬來這裡的原因。
「……重視研究的負面結果是普通教育受到忽視。大學過分重視研究，在大學中已經喧賓奪主。教授們一心做研究，把教學看作一個負擔，不投入熱情，學生們則重視研究而忽視其它。更重要的是，學校規模的擴大，使師生的關係更加疏遠，學生得不到必要的人生指導，只是學了一些具體的技藝，有知無德，將來難以承擔領導社會之重任。要知道大學的目的，不僅是傳授專業知識，而更重要的是『教育一個完整的人』。德國式的研究性教育腐蝕的是大學傳統的人文價值。」
蔣夢麟向司馬講述著目前美國的大學教育，同時也說著西北大學目前存的問題，過於重視技術研究，而忽視了其它方面的教育。以至於適之說現在的西北大學的理、工兩院已經變成了西北各家企業的技術研究室，而不是教書育才的大學。
西北大學的前身是西北的十幾所技術專科學校，而這些學校的教授也大多數為德國人，正因為如此西北大學現在帶著濃重的德國研究性學校的味道，尤其是當西北的各個研究所又西北的理、工科學院掛鉤的前提下，現在的西北大學就像是一個由一群教受和專家帶著數百或上千個研究組一樣，而不是一所大學。
作為校長的蔣夢麟儘管想改變，但有也時也感覺到一種積重難返的味道，更何況教授聯席會議之中的教授有一半都是德裔，他們以自身的實際相信德國的教育方式才是最好的，而蔣夢麟則是通過不斷調整改變這一切，而這則引起了大學裡的關於教育方式的討論，甚至從校刊發展到外界的報紙上，蔣夢麟或多或少的知道主任今天來這裡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嗯？研究性大學不好嗎？德國不正是靠著研究性的大學帶來的技術進步成為世界一流強國嗎？在實踐中學習不是很好嗎？現在西北的工廠內有很多產品都學校的產物。」
建立研究型大學可以說是司馬的本意，當初建立那些技術專科學校的時候，那引起德裔的教授、專家們把學校辦成德國式的研究性學校，可是司馬非常樂意見到的。
而且的確給西北的帶來的不少好處，大量的後世的技術成果正是教授和學生們一起消化，最終演變成西北工廠中製造出的產品，使得西北的技術水平得以提高，而且那些年青的學生也在研究實踐中得到了磨礪。
「德國大學教育過分專業化，培養的是專門人才，卻不是完整的人。德國大學培養出來的學生或許會成為優秀的專業人才。但是他們卻不能成為優秀的公民和領袖，也不具備在關鍵時刻能夠挺身而出，挽狂瀾於既倒的精英素質，這一現實，和其教育不無關係。而美式的大學教育正是在吸取了英式的精英紳士教育和德國的研究性教育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作為來源於德國和英國的兩股不同的傳統，共同塑造著19世紀末以來美國大學的發展。兩者有互補性，也有衝突。在這種互補和衝突中，維持著大學教育的平衡發展。而這就應該是未來的西北大學的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