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靜輝看來，王安石自從豎起了他的「為國理財」作為變法大旗本身就是個失誤，有著慶曆新政的帽子不用而另立山頭，自然是與范仲淹領導的變法有所區別，並且也不願意重蹈慶曆新政的虎頭蛇尾。不過這在他看來完全是個錯誤的出發路線——當年慶曆新政的頭領諸如韓琦、富弼、歐陽修現在還都活著，而慶曆年間入仕的官員到現在都已經成長為高級官員，只要王安石肯打出慶曆新政的名頭，那一定在感情上先獲得這些人的支持；再說現在的皇帝趙頊絕對不是仁宗可比的，仁宗寬厚，但有些濫了，而神宗趙頊不僅秉承了宋朝皇帝的寬厚血統，更重要的是他的決心要比仁宗堅定的多。
不過現在王靜輝也不可能勸王安石改換門庭重新豎立「慶曆新政」為自己的招牌，而《答手詔條陳十事》也不能替代現在的「為國理財」。王安石在感情上也不能夠接受這樣的建議——說起來王靜輝在這方面有些看王安石不起，以王安石的智商絕對不會看不出來借「慶曆新政」的名頭來推進自己改革的方法，但王安石愣是擺著不用而拋出「為國理財」，難道他就不知道「君子恥於利」？！這顯然不可能，唯一的解釋便是王安石想要將這次變法打上自己強烈的個人印記了。
名留青史的事情就是對王靜輝也是一個絕大的誘惑，不過他卻知道以正面留名青史的機會雖然多，但多半身後事是非常凄涼的，他也犯不著為此冒這麼大的風險。說起來他只是一個俗人，他喜歡金錢、喜歡美食，心目中的老婆也是蜀國公主那樣的，現在他什麼都得到了，對於他來說已經沒有什麼遺憾了，只想過著平和的生活了斷一生，反觀這個時代中，大宋能人輩出，這留名青史的任務就交給王安石、蘇軾等人完成去好了，他是一點風險也不願意冒得，否則他自己就站出來主持變法了。
王安石現在變法除了這麼大的問題，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時刻，唯一的辦法就是趁著滅夏戰爭完勝的機會，轉換戰場來轉移政治對手對他經濟方面過多的專註，從而緩解自己的壓力。可要命的是王靜輝給王安石的壓力太大了，以至於保甲法被廢后，王安石的其他軍制改革法案居然還要等等再看。這樣的結果實在是讓王靜輝自己本人都有些出乎意料，不過他隨即一想便已經明了其中緣故——當年王安石進行軍制改革那是有王韶奪熙河之役的勝利作為後盾，那個時候在宋朝武將中還沒有那個人的功勛能夠比得上王韶，有這張王牌在手自然是軍制改革的開路利器；而現在王韶開熙河的功績在大宋滅夏看來就算不得什麼了，種諤、楊崇岳、甚至是化名王順的冰封功勛都不下於王韶，王安石與這些名將的交情顯然很有問題，在這方面的優勢已經蕩然無存。
「先生變法到此已經處在一個轉折點上，因為變法觸動各方利益實在是太多，所以招致的反對意見也格外大。以在下之見不若轉換戰場，將最近的變法任務放在軍制改革上。」王靜輝轉而對王安石說道：「軍制改革乃是國之根本，雖然觸及他人利益比較小，但各方插手其中的人也不算少了，至少太皇太后、太后等皇親國戚都有家人在軍中做事，前段時間市易司呂嘉問得罪宦官，這也就等於得罪了曹後和高後，兩家外戚在軍中必定不願與相公合作。」
可以說王靜輝是王安石不敢啟用軍制改革最大的障礙，這個人手中無權但影響力卻讓王安石頗為忌憚，現在這個最大的障礙居然「慫恿」他去進行軍制改革，這對王安石來說不能不算是個絕大的好消息，王安石心情也好了許多，便笑著說道：「後父向經從來就『影占行人』、因推行免行新法，依條例收入，向經曾來文交涉，沒有被理睬。又如曹佾（曹老太太的弟弟）賒買人家樹木不給錢，反而由內臣用假姓名告狀，誣告市易司，這些事情後族做得還少么？！只要與國有利，即便後族干涉也不用擔心，畢竟現在是大宋朝而不是漢朝呂后當權！」
王靜輝點點頭，王安石的膽大他可是深有體會，若不是自己苦心經營多年，根本拿王安石沒有什麼辦法。自己雖然對皇室還多少有些畏懼，但在王安石可不害怕這些皇親國戚，在歷史上至少他在相位的時候可是對曹後和向後從來不給面子的，神宗的態度也是異常堅決，這也給了王安石一定的底氣。
「在軍制上在下雖然並不是懂得很多，但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在下家中有些平日的心得，若是先生需要的話，在下可以立刻呈上！」王靜輝笑著說道。
王靜輝對軍制改革自然有自己的想法，但他還不會傻得將後世的「軍師旅團營連排」的編製弄到大宋來，只是引入了後世的「標準化」生產概念和特種部隊如何深入使用等等。不過王安石卻對王靜輝的建議格外看重，這也是王靜輝歷年來在戰爭中立策的關係之所在，若說小王駙馬不懂軍事，恐怕大宋統治高層中是沒有一個人會相信的，不過只有他本人心中明白他對軍事上的事情確實是半瓶子水逛盪。
「事不宜遲，改之可差人回府取來便是！」王安石笑著說道。對於王靜輝肯在軍制改革中出謀劃策，他心中確實是高興的很，以往王靜輝給他的印象總是馬後炮，等他出了問題後，駙馬才會出來解決，搞得自己非常被動，不過他要是肯想想事情的經過，駙馬不是沒有在事前給予過警示。
軍制改革是王靜輝早就籌謀已久的事情了，不過在王安石沒有動手前他是不會拋出來讓自己當前鋒的，他主動找王安石也是因為他承受不起時間的損失，宜章部落叛變已經預示著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不穩定，那裡交通不便會更加增添大宋平亂的困難。王靜輝當然不會等路修好了後再做軍事上的打算，唯一的辦法便是邊修路邊練兵，由此牽動了整個大宋軍事制度的變革。王安石不願意動手的話，那隻能夠由自己聯合王安石一起來推動軍制變革，同時也是為王安石打開新的變法缺口，好讓他不要停下來繼續向前沖為自己開路。
在王靜輝的極力建議下，王安石的軍制改革是從特種部隊和軍器監製造開始的。特種部隊經過滅夏戰爭的檢驗和平定宜章部落叛亂中得到非常高的評價，要知道宜章部落叛亂的平定不過是由一支據此不遠正在訓練中的特種部隊所完成的，嚴格說來這支特種部隊還算不得上是「正規軍」，這就更加突出了特種部隊作戰效率要遠勝過一般的地方軍隊，就是禁軍也是不能夠相比的。
王安石想要大力發展特種部隊，在這點上沒有遭到任何阻礙，至少在保守派司馬光的眼中這還是非常值得可取的——「發展特種部隊總比保甲法省事的多！」這便是司馬光的觀點。
本來司馬光對特種部隊還是有些看法的，因為發展一支特種部隊所需要的金錢恐怕是中央禁軍的兩倍以上，他們的作戰武器和訓練等等都是非常麻煩的事情，平常駐守的時候，其軍餉也是禁軍的一倍左右。不過值得王靜輝非常慶幸的是宜章部落事例給了保守派怕花錢的人一個很好的示範——使用特種部隊平定叛亂的成本遠遠低於以往使用廂軍或是禁軍平亂所需要的花費，按照王安石在軍制改革中特種部隊的估算，整個大宋需要在肅州、興慶府、秦州、延安府、汾州、真定府、河間府、巴州、梓州、黔州、矩州、宜州、貴州、欽州、吉州、洪州、建州、江寧府、蔡州、洛陽、開封、徐州等地建立二十二支特種部隊。
這樣的分布基本上將大宋全境籠罩在內，一般的平叛任務主要就落在了這些特種部隊身上。當然從分布上來看，西夏新收復地區就有兩支特種部隊，他們和洛陽與汴都開封的特種部隊一樣，都是屬於「超編製」——因為第一批投入使用的特種部隊雖然為一個「指揮」，但人數上有兩千人，這也就形成了一個軍制上的慣例，即一支特種部隊的建製為兩千人，至於「超建制」如西夏的兩支特種部隊因為大宋要鞏固在新佔領土地上的安全需要，編製為三千人，而汴都京畿重地的編製則達到了六千人，洛陽編製也在四千人。
這樣算來特種部隊人數將會迅速膨脹到五萬之多，而現在除了已經成軍的一支和正在訓練的一支之外加起來還不到五千，這樣看來這個缺口還是非常大的。以汴都不到三千人特種部隊的裝備和花銷來看，這樣一支軍隊就算沒有仗打的時候，其開支一年也會超過二十四萬貫，相當於七千禁軍的花銷。若是按照王安石的設想全部實現的話，那大宋光是每年供養特種部隊的開支就會達到四百萬貫，這可就未免有些嚇人了，而司馬光當得知真正的實情的時候，也恨不得將說出口的話再吞回來。
王靜輝也沒有想到王安石會搞出這麼大的動靜來，心中暗嘆道：「王安石不愧為一個激進分子，真是想一口吃個胖子啊！」就算他的軍事常識再差勁，也知道按照王安石的計畫，特種部隊將會佔到大宋禁軍數量的百分之五以上，而後世的特種部隊已經很難用百里挑一來形容了，除非像朝鮮那麼個搞法，像王安石這麼個搞法，再過上幾年那特種部隊豈不是滿大街都是？！
王靜輝所不知道的是，王安石自己只是在書房中和他的變法派們開會才得出這麼一個結論，根本就沒有向最有發言權的樞密院來諮詢過，就連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