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管事在心中略微一計算，這筆買賣還是非常有賺頭的，至少在短時間內收回成本還是可以預期，另外便是投資額在他眼中已經是個小數字，但利潤卻很高，值得自己向前奮力一搏。在等待汴都開封回覆的這段日子裡面，王靜輝囑咐李管事操縱興國銀行，分別派出各類考察人員，收集各種資料來制定客棧的行動方案。不管怎麼樣，王靜輝都會去做這件事，老丈人趙曙不肯入伙的話，憑藉著他駙馬的名頭，又有哪個不開眼的官員敢到自己的地頭上來打秋風，不過趙曙如果能夠入伙一起來做買賣的話，那自然是最佳選擇。
不過可能是因為王靜輝提出拉英宗趙曙一起「入伙」做買賣這個主意太過前衛，等了好幾天，王靜輝也沒有接到老丈人的手詔，不過潁王趙頊和司馬光則是寫了封信過來，趙頊的信比較平和，只是問起這件事王靜輝是怎麼想的，尤其是司馬光的信中似乎語氣頗為不善，他認為王靜輝此舉頗有與民爭利之嫌。
原本王靜輝推進這件事的時候，也只是想給興國銀行富裕的資金找到投資缺口而已，但總投資在他的眼中經過演算後比預料的要小的許多，所以便掉頭想裁汰廂兵，五十家客棧至少能夠支持一千名廂兵的飯碗。看到司馬光的來信後，王靜輝知道他必須找個正大光明的理由來解釋這件事，不然可能會失去一些與司馬光持相同看法的大臣的支持。
可以裁汰更多的廂兵，這可以算是一個正大光明的理由，但仔細思量後，這樣做確實有與民爭利之嫌，所以這個理由還不夠分量。王靜輝一想起這個「與民爭利」的口號，就頭痛不已：自從娶了蜀國公主為妻後，自己的身份也不是個普通人，想怎麼擴充自己的產業就怎麼幹了，這裡面就是「與民爭利」，搞不好會受到御史彈劾的。不過即便是御史也不會輕易來找自己的麻煩，雖然王陶前段日子和韓琦鬧的不可開交，但他也沒有敢說王靜輝一句壞話——駙馬就是大宋會下金蛋的雞，朝中官員都知道財政拿不出錢了，但駙馬送給英宗趙曙鏡子的製作方法後，本來對「年終獎」不抱有什麼希望的大臣，居然在年底領到了這份錢，不到萬不得已，駙馬是不能得罪的。
王靜輝想到後世國有企業在國家產業中的地位後，打算嘗試用經濟理論來闡述他現在所遇到的問題。經濟理論並非他所長，但要想想在這個時代，自己的經濟理論恐怕是最強的人了，只要能夠把生意披上一個符合聖人之道的「華美外衣」，相信就能夠披荊斬棘，讓所有的反對者都閉上嘴巴。
王靜輝把自己關在書房中半天，全力思考怎麼來解決這個「外衣」問題，但腦子就像一團漿糊一樣沒有什麼頭緒。畢竟中國歷史上都是採用抑商手段，商人的地位排在最後，宋朝雖然對商業採取放任態度，但千百年來人們所形成的觀念是牢不可破的，尤其是士大夫階層對商人階層可以說是一種病態的鄙視：士大夫階層沒有自己的產業，很少能夠獨立的，大多數文人都要依附於強權來生存，宋朝的士林風氣雖然是最好的，但也難免掉進這個坑中；與士大夫階層對立的便是商人階層，他們社會地位低下，但偏偏有著士大夫沒有的經濟獨立能力。
王靜輝心中甚至不無惡意的想到：「呵呵，也許是出於嫉妒，才使得讀書人和商人對對方的缺點極為鄙視，不過真是不知道外人怎麼來看我這個大商人外加狀元郎呢？讀書人有骨氣是件好事，但他們終究沒有經濟獨立能力，還是要依附於強權才能得以生存，如果讀書人能夠藉助商人的財力獲得經濟獨立而暢所欲言朝政國家大事的得失，而商人能夠借讀書人的嘴巴來維護自己的利益，這是個美好的設想，但卻顯得那麼的遙遠，自己的商務印書館不也是正在進行這方面的嘗試嗎？」
想歸想，但目前最主要的便是在哪本「聖賢書」中能夠找到一句支持自己觀點的論據來，否則那些司馬光之輩恐怕對自己的好感要打折扣了。想了半天，王靜輝還是從最有利於國家和百姓的方面來著手，從而放棄了引用聖人言的打算。
大宋治平四年十一月初八，在一場冬雪過後，司馬光和潁王趙頊在這一天中接到了來自楚州王靜輝處的來信，這兩封來信雖然側重點不同，但所要表達的意思差不多。不過這兩封信卻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成為影響大宋經濟政策的關鍵立足點，也使後世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對當時宋人天馬行空般的設想感到不可思議。
王靜輝在給他們兩個人的信中闡述了國家資本和民間資本的關係，並且挑選了漢武帝重用桑弘羊等人來為漢朝牟利的事情作為例子，進行詳加解釋。現在的司馬光還正在處於《資治通鑒》寫作的初期，但王靜輝可是通篇讀過《資治通鑒》的，他自然知道司馬光對漢武帝執政時期的評價是什麼：秦始皇干過的壞事，漢武帝基本上又幹了一遍。之所以沒有亡國，主要是因為他臨死前的那幾年全面的懺悔、改過，臨死時又把後事託付對了人的緣故。
王靜輝認為：國家資本必須深入到最主要的行業當中，並且在經濟總量中佔有一定的份額，以便來影響市場物價的走向。如糧食生產和買賣，國家也必須有自己的產糧田和流通渠道，糧食入庫後並非簡單的賑災或是平抑糧價，而是根據實際需要來進行糧食買賣，將糧食價格控制在一個合理的範圍，這樣才能積極有效的防備那些居心不良想囤積居奇魚肉百姓的商人，惡意哄抬糧價，這就不是「與民爭利」，而是更好的保障百姓的生活不受到影響。
王靜輝除了主張國有資本適當的介入市場外，也主張開放國家壟斷行業，讓民間資本適量介入壟斷行業。這一條是非常有爭議的一點，尤其實在鋼鐵行業和食鹽生產等國家壟斷行業上更為明顯。不過為了迎合司馬光的口味，他便以桑弘羊壟斷冶鐵、賣酒、製鹽、甚至連捕撈魚蝦也要實行國家壟斷專賣，造成了產品質量低下、產量下跌、物價騰貴等負面影響作為例子。指出民間資本少量介入國家壟斷行業，有助於提高生產水平，將質量和數量都能夠有所提高，有利於激發市場的活力，朝廷也會在稅收上獲得更大的利益。
除了對國家資本和民間資本的論述外，對司馬光和潁王趙頊最具有殺傷力的便是王靜輝隨後附在信中的一片《商論》。在這篇王靜輝少有的短小策論中，給司馬光等人描述了這樣一個事實：帝國並不抑制甚至還在鼓勵土地兼并，由此產生的大量富餘勞動力的飯碗該怎麼解決？如果任其發展，很難說到最後他們不會嘯聚山林，好一點便是加入廂軍，無論是哪條出路都不是統治階層所願意看到的。唯一的辦法便是讓這些富餘的勞動力加入工商業。
王靜輝在策論中大量引用了大宋財政目前的數字情況，工商業對財政的貢獻已經接近五分之三，工商業不會受到自然災害的影響，土地貧瘠肥沃與否的限制，所以大宋一旦發生自然災害的時候，只聽說有大量的農民會逃荒，還沒有聽說工商業者也跟著逃荒的。並且一個作坊少則可以養活數個人，多則可以養活千人的生計，所以大力發展工商業是解決目前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的好辦法。
「改之，所謂『君子言義不言利』，以改之之才，難道除了你在信中所說的方法外，便沒有其他方法了嗎？」司馬光在來信中寫到。王靜輝在楚州搞得那些「榨油商會」、「紡織商會」，司馬光都聽說過，雖然憑藉著這幾個商會，王靜輝將楚州的廂兵裁汰了近一半，但心中總歸是有些不舒服的，但看在他在大宋財政巨大貢獻的份上，也就睜一眼閉一眼了，但這個駙馬越玩越大，這次居然想把皇帝也給拉下水，一起做生意，司馬光身為御史中丞當然不能坐視不理。
「君實先生，所謂『君子不言利』，學生竊以為是孔聖人指的是『不言對國家無益之利，不言追求個人斂財享受之利！』所以管子雖然在治理齊國的時候大力發展工商業，使得齊國國勢日漸強盛，這是連孔聖人都很看重管子的原因，所以管子能夠配享孔廟位列儒家第三聖人。學生在楚州大力發展工商業也是遵循了聖人的教誨，為國家和百姓謀利，學生成立的商會其不僅吸收了眾多廂兵來節省國家的財政開支，貢獻了巨額稅收填充國庫，而且還大力的扶植了楚州的教育、交通建設等方面，並且還使得商人本身也得到了巨大的好處。學生不敢比擬先賢，但也要追隨先賢的腳步為國家和百姓謀利，學生想這樣的『言利』，聖人是不會反對的……」
司馬光看到王靜輝的回覆後，心中也是一片茫然：難道自己追求了大半生的「聖人之道」是錯誤的？！但看駙馬的回信卻又是滴水不漏，很顯然，這樣的「言利」才是正確的，不要說自己無從反對，就是孔聖人再生碰到這個「管子第二」也會贊成的。
雖然王靜輝的來信讓司馬光對他的志向有了一個大概的了解，但單憑這些還不足以改變司馬光的看法，所以司馬光也再次寄信：「天地所生錢財萬物，皆有定數，不在民，就在官。國家資本若是介入市場的話，那豈不是『與民爭利』？！」
「君實先生，學生竊以為錢財萬物並非天地所生，而是百姓手中所誕，而天下的財富也不是固定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