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軍民中，士氣與鬥志問題不是不存在，而是沒有暴露出來。
台海戰爭爆發之後，大陸的一些民主人士就對當局提出了質疑，特別是用武力完成國家統一的理由。可惜的是，民主人士的聲音非常微弱，甚至沒有得到過當局承認，也沒有引起外界重視。
這種情況很好理解，畢竟戰爭時期，當局肯定會對新聞與傳媒進行管制。
不管這種質疑有沒有道理，以及是否產生了影響，至少說明，即便在大陸，仍然有人並不支持政府的戰爭行為。事實上，為了消除民間的質疑聲，政府在發動戰爭的理由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最重要的是，美國與日本的干預行動，等於證明了大陸當局發動戰爭的正確性。
要知道，實現國家統一是中國的內政，而美國與日本出兵干預，等於向中國宣戰，也等於承認了台灣當局確實在謀求獨立。
非常可惜的是，美國與日本的干預行動，也讓少數民主人士閉上了嘴。
大勢所趨，加上戰爭已經爆發，再質疑發動戰爭的理由已經沒有意義，保衛國家成為了首要任務。特別是在美國挑起朝鮮戰爭，將戰火燒到大陸之後，捍衛國家主權、抵抗侵略就不再是一句話，而是實際行動。
這一局面，在日本出兵東北之後成為定局。
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日本出兵東北，使得中國全體上下團結一心，十多億中國人為抵抗日本侵略共同奮戰。
問題是，一年多下來，這種一時激起的抗戰鬥志已經漸漸消散。
雖然在這一年多中，中國軍隊成功迫使韓國退出了大規模戰爭，在南京擋住了美台聯軍的進攻步伐，並且在東北戰場上給予了美台聯軍重創，甚至在戰略反擊中摧毀了長崎，但是在正面戰場上，中國軍隊仍然沒有能夠扭轉局面，戰略主動權仍然掌握在敵人手中，別說普通民眾，就連很多高級將領都看不到勝利的曙光。
這種局面，必然會讓人對抗戰的結果產生懷疑。
事實上，這也正是中國當局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
相對而言，在南方戰場上，這個問題最為突出。
到二零一四年底，台灣當局在美台聯軍佔領區內已經設置了三個省級臨時政府、二十一個市級臨時政府與一百零八個縣級臨時政府，派遣了數千名行政官員，並且任用了數萬名佔領區內的民眾擔任臨時行政官員。
雖然在大部分台軍控制區內，民眾仍然不太認同台灣政權，甚至積極支持游擊隊，但是這一局面正在逐漸轉變，至少在二零一四年的前幾個月，台灣佔領區內民眾的自發抵抗行動就比二零一三年少了許多。
導致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還是糧食問題。
要知道，在二零一三年，中國大陸的糧食問題就暴露了出來。為了保證軍糧，中國當局不得不在全國施行糧食配給制，成人每月只有三十五斤的糧食供應，而未成年人則只有二十五斤。
雖然配給的糧食基本上能夠滿足生存需要，但是民眾的生活水平談不上任何保證。
事實上，很多地方的實際情況更加糟糕。
在一些糧食不能自給的省份與地區，比如貴州，以及江西南部地區，民眾實際上獲得的糧食配額只有基本標準的六成左右。在二零一三年底，貴州一些偏遠山區就因為缺糧爆發了動亂。
與之相比，在台灣佔領區，至少能夠確保基本糧食供應。
在一些大城市裡，美軍與台軍甚至開放了市場，向民眾出售糧食等生活必需品。
可以說，台灣佔領區內，民眾的生活水準確實高得多，至少不需要擔心餓肚皮。
在保證糧食供應的同時，台灣當局採納了美國的建議，即在佔領區內實行開明統治，不但邀請當地人參與行政工作，還在制訂地方政策的時候，充分考慮到民眾需求。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在佔領杭州之後，台灣當局一度決定施行戰時管制，最終在美國當局的建議下，僅在夜間八點到凌晨五點宵禁；為了確保民眾過上正常生活，台灣當局還優先為醫院、學校與城市基礎設施供電，並且派遣專門人員到醫院與學校維持秩序。佔領上海之後，台灣當局甚至出資聘請了幾百名醫務人員，專門為戰爭中的傷患提供醫療救助。
這些政策，在很大的程度上滿足了民眾的要求。
當然，台灣當局也對此進行了廣泛宣傳。
正如台灣當局宣傳的那樣，當時在民眾中間，也有人對國家的本質提出了質疑。
問題是，在戰時情況下，台灣佔領區幾乎就是另外一個世界，其他地方的民眾基本上不可能知道那邊發生了什麼事情。
出於政治上的考慮，中國當局在宣傳的時候，肯定會刻意醜化敵占區。
更重要的是，在宣傳的時候，中國當局充分利用了台灣當局在日本出兵東北，侵略中國的時候保持了沉默。
可以說，這也是台灣當局眾多政策中最失策的一個。
雖然從根本上講，台灣當局不得不對日本在東北的所作所為保持沉默，畢竟這是美國的意圖，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持，台灣當局連一天都活不了。但是在絕大部分民眾看來，問題卻沒有這麼簡單。
台灣當局口口聲聲宣稱代表整個中國，是中國的正統。
在日本入侵的這個舉足輕重的問題上卻保持沉默，甚至故意縱容，使得台灣當局無權代表中國。
只有真正致力於抗戰，以驅逐侵略者為己任的政權，才能代表中國。
可以說，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了東北軍退入關內之前。
真正讓中國軍民士氣問題浮上水面的，還是羅耀武在東北敵占區推廣的很多政策，特別是支持佔領區的民眾組建敵後游擊隊。
雖然在組建游擊隊的時候，羅耀武非常謹慎，從來沒有放鬆過對游擊隊的控制，比如每支敵後游擊隊都由他親自任命最高級別的指揮官，並且為每一支游擊隊安排了指導員，專門負責游擊隊的政治思想工作，但是在實際操作中，羅耀武的這些安排卻是漏洞百出，經常被人鑽空子。
就拿任命指揮官與指導員來說。
在羅耀武接受調查之前，還能做到異地任免，即從主力部隊抽調軍官。在羅耀武回京接受調查的時候，這一標準沒有得到執行。更重要的是，在瀋陽遭到圍攻的時候，姚萬平病急亂投醫，成立了幾十支敵後游擊隊，而當時主力部隊根本就沒有那麼多基層軍官，也就無法為每支游擊隊任命兩位外地首長。
羅耀武回到東北前線的時候，游擊隊的情況已經變得非常複雜了。
隨後幾次大會戰，東北軍的主力部隊相繼遭受重創，即便是第十五集團軍、第六十五集團軍與第二十六集團軍，也有超過九成以上的官兵是東北本地人。在此情況下，羅耀武也不可能把主力部隊僅有的骨幹力量分給游擊隊。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東北地區的游擊隊就完全由東北人掌控了。
毫無疑問，不可能指望每一個游擊隊員都有崇高的政治覺悟，也不可能讓每一個游擊隊員都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
事實上，絕大部分游擊隊員參加抗戰的根本目的是保家，而不是衛國。
雖然沒有準確統計數據，但是有理由相信，基本上每一個游擊隊員都有親人死在侵略者的手種，哪怕只是戰爭的附帶傷害。
也就是說，游擊隊員首先考慮的是家仇！
毫無疑問，這種報仇雪恨的衝動給予了游擊隊強大的戰鬥意志。問題也同樣明顯，即這種一時的血氣之勇，最多只能維持一段時間。當戰局惡化，游擊隊的傷亡逐步增大，失去親人的痛楚漸漸消退，游擊隊員就得考慮一個問題，在手刃了仇人之後，游擊隊繼續戰鬥下去的意義是什麼？
這下，問題就出來了。
別忘了，游擊隊的主力是年紀在二十歲到三十五歲之間的青壯年男性。
也就是說，游擊隊員大多都是八零後與九零後。
從中國的社會發展來看，八零後與九零後本身就在質疑社會的公正性，當他們經歷了戰火的洗禮，在戰場上與敵人廝殺的時候，自然得考慮，為什麼而戰。
事實上，這也是絕大部分中國人埋在心底的一個疑問。
雖然回答很簡單，抗戰就是保家衛國，但是要深入解釋卻不容易，保的是哪個的家，衛的是什麼樣的國？
換句話說，家與國的含義到底如何？
這個問題，在突出部戰役中就暴露了出來。當時羅耀武為了發動游擊隊，不得不在游擊區的政治問題上做出讓步，即允許游擊隊在游擊區建立臨時政權。
前面提到過，羅耀武的這一讓步，等於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
隨著東北軍退守關內，東北完全成為敵占區，中國當局對游擊隊的束縛更加微弱，游擊隊對政治利益的訴求也就變得越發強烈。
赤山會戰中，游擊隊再次發揮重大作用。
特別是在會戰初期，游擊隊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