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到集團層面，停戰談判成了可望不可及的事情。
別說與美國進行停戰談判，僅僅在要不要進行停戰談判的問題上，集約集團內部就鬧得不可開交。問題是，戰爭並不會因為集約集團內部矛盾而暫時終止，只要談判還未正式開始，共和國當局就沒有理由宣布單方面停火，共和國軍隊也就得繼續打下去，用炸彈與炮彈將美國變成廢墟。
3月下旬，共和國海軍與天軍的戰略打擊強度有所下降。
按照共和國當局的說法，這是在為停戰談判創造有利氛圍，畢竟過於猛烈的戰略打擊只會使停戰談判失去意義。當然，這也僅僅只是共和國當局的一面之詞。雖然打擊強度降低了不少，但是戰略打擊行動並沒結束。根據共和國軍隊公布的戰報，3月最後11天，海軍與天軍總共執行了18次打擊任務，對蒙大拿州的比靈斯、愛達荷州的博伊西、懷俄明州的卡斯珀、猶他州的奧格登與奧勒姆、科羅拉多州的科羅拉多斯普林斯與普韋布洛、亞利桑那州的斯科茨代爾與圖森、新墨西哥州的聖菲、以及得克薩斯州西部地區的阿馬利諾與敖德薩等數十座人口在20萬到100萬之間的大中城市進行戰略打擊，導致近百萬人喪命，數以千萬計的城市居民淪為戰爭難民。
在這一系列的戰略打擊中，最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在3月23日。根據共和國海軍的作戰記錄，這一天里，在墨西哥灣活動的主力艦隊對位於科羅拉多州與懷俄明州的十多座難民營進行了集中炮擊，而海軍打擊這些人道主義設施的理由只有一個，即發現美國當局將可以用來生產戰爭物資的工業設備運入難民營，即美國當局組織難民進行軍事生產，而這違背了人道主義原則。果真如此的話，責任就在美國當局身上。問題是，美國從來不是一個缺乏勞動力的國家，而且美國當局首先要考慮的是讓難民營里的難民活下去，而不是讓他們參加戰爭生產。再說了，在連飯都吃不飽的情況下，也沒有幾個難民願意參加生產。更重要的是，戰後調查中，並沒有發現共和國海軍所說的「軍事生產設備」，只在幾座難民營里找到了用來生產被服的紡織設備，而根據美國當局的記錄，這些設備也是用來為難民生產春夏被服的。另外，並不是所有遭到炮擊的難民營里都有生產設備，甚至是大部分難民營里都沒有發現任何可以用來生產包括軍服在內的軍事物資的工業設備。也就是說，共和國海軍找了個理由，將數十萬戰爭難民送入了地獄，並且讓數百萬難民終生殘廢。當然，戰爭結束之後，共和國當局並沒有追究海軍的責任。
由此可見，在3月下旬降低打擊強度的原因並不是共和國當局說的那樣。
站在軍隊的立場上，在3月下旬降低打擊強度的原因只有一個，即新成立的戰略打擊司令部還沒有正式運行，海軍與天軍必須把精力放在指揮調整上，即按照最高統帥部的安排各自成立一個打擊指揮部，再根據新的戰區劃分方式來安排戰略打擊行動，從而無法在具體的戰術行動上投入太多的精力。
顯然，這也是一個不那麼靠譜的理由。
要知道，到2063年的時候，共和國海軍的總兵力超過了400萬，其中僅海軍司令部與各個戰區的海軍指揮部的參謀人員就有大約5萬人，而這些人員至少能夠保證兩套指揮機構正常運轉。雖然天軍的規模要比海軍稍微小一點，但是總兵力也有350萬，加上天軍是標準的戰略軍種，所以後方的參謀人員更多，各級指揮部加起來大約有20萬人，也能保證兩套指揮機構正常運轉。也就是說，共和國海軍與天軍都不可能因為要組建新的戰略打擊司令部與指揮部而沒有足夠的參謀去負責戰略打擊行動，從而降低戰略打擊的強度，讓部署在前線的眾多作戰部隊曬太陽。
也許有人認為，整合兩大軍種的打擊部隊，會對打擊行動產生影響。
顯然，這種觀點也不合實際情況。
不可否認，在戰略打擊方面，天軍與海軍確實是各行其道，各有一套標準，也各有一套指揮控制體系，但是戰爭打了6年多，海軍與天軍不是沒有協同作戰，而是一直在協同作戰，早在2年前，就在對付澳大利亞與紐西蘭的時候合作過。可以說，兩大軍種協同作戰的問題並不大，甚至不需要專門解決這個問題。
當時，導致戰略打擊強度驟降的原因只有一個，即後勤保障出了問題。
前面提到過，共和國當局在策劃對美國本土進行戰略打擊的時候，把很大一部分希望放在了巴拿馬運河上。不是說巴拿馬運河在戰略打擊行動中有多麼重要，而是這條運河對後勤保障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可以說，能否戰略巴拿馬，並且保證運河通航，對後面的作戰行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可惜的是，就在共和國海軍準備攻打巴拿馬的時候，絕望的美軍不但炸掉了船閘，還用一次人工地震堵塞了航道。如果僅僅只是炸掉船閘，問題還不大。共和國海軍早就考慮到了這種情況，並且定製了一批用來修復船閘的設備，有把握在3個月內修復被炸毀的船閘，讓運河通航。問題是，任何設備都無法代替挖掘機，而疏通航道絕對是一件能夠讓人發瘋的事情。佔領巴拿馬之後，共和國海軍與陸戰隊就派遣工程人員，對堵塞航道的情況做了分析，並且對疏通航道做了全面評估。得出的結論時，疏通航道、以及清理加通湖裡的沉船、水雷等等危險物品至少需要20年，而且花費不會比修建第二條巴拿馬運河少多少。
毫無疑問，這樣的結論，等於宣判了巴拿馬運河的死刑。
別說在戰爭期間疏通運河，即便在戰後，共和國當局選擇修建第二條運河，也沒有考慮疏通巴拿馬運河。雖然這不完全處於經濟因素，與政治問題有很大的關係，即巴拿馬當局在戰後更多的依靠歐洲提供的援助，有意疏遠共和國，迫使共和國在考慮打通太平洋與大西洋航線的時候，不得不從政治利益出發，計畫投入10萬億，開挖尼加拉瓜運河（後來隨著航空運輸迅速崛起，海運逐漸沒落，這一計畫也沒有能夠實施，還是由歐洲出資，疏通了巴拿馬運河），但是在很大的程度上，這仍然是經濟問題，即巨大的投入不建德能夠收到同樣巨大的回報。
不管怎麼說，戰爭期間是別想讓巴拿馬運河通航了。
受此影響，共和國當局不得不調整戰略部署，比如讓天軍將大約一半的戰略轟炸機留在了太平洋，而不是全部派往大西洋。又比如，在安排後期戰略打擊的時候，將美國本土分成了兩個部分，由天軍負責中部地區，海軍負責東部地區，從而有效利用部署在太平洋上的戰略轟炸機。
問題是，這些調整，都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後勤保障遇到的困難。
前面提到過，雖然從共和國出發，經馬六甲海峽、蘇伊士運河與直布羅陀海峽，再到加勒比海的航線不比太平洋航線長多少，但是受幾處海上咽喉，比如馬六甲海峽、蘇伊士運河與直布羅陀海峽的通航能力，以及沿途缺乏大型物資轉運中心，特別是在過了蘇伊士運河之後，幾乎沒有可靠的停泊點，所以這條航線的運輸能力非常有限，僅能滿足前線作戰需求的一半左右，另外一半物資必須走第三條航線，即在經馬六甲海峽之後，橫渡印度洋，從好望角進入大西洋，再經維德角群島橫渡大西洋，到達小安德列斯群島之後進入加勒比海，前往古巴。雖然這條航線上的物資轉運地比較平均，進入印度洋之後，可以在迪戈加西亞、福爾斯灣停留，進入大西洋後，還能在維德角群島與小安德列斯群島停留，總共有四處大型物資轉運中心，足以為數十支船隊提供支持，但是這條航線的距離非常遙遠，即便為船隊配備那些具有無限續航能力的高級商船，也無法保證運輸效率。準確的說，運送相同的物資，在這條航線上投入的運輸船隊的數量幾乎是另外兩條航線的2倍！由此可知，在不變更保障強度的前提下，巴拿馬運河被堵死之後，運輸船隊的數量得增加大約50%。即便通過調整戰略部署的方式適當降低保障強度，也需要增加20%到30%的運輸力量，才能保證大西洋上的作戰部隊正常行動。
也許有人認為，對共和國來說，這不算什麼。
如果僅僅是某個局部戰場上的作戰行動，這確實不是什麼大問題，可以通過調配其他戰場上的運輸力量來解決問題。事實上，在此之前，共和國海軍多次這麼做，比如在轟炸澳大利亞的時候，就從印度洋調來了大批運輸船隊。問題是，此時不是2060年，美國是最後一塊戰場，共和國將幾乎全部作戰力量都派了過去，增加20%到30%的海運力量，絕對不是說句話那麼簡單的事情。可以說，以當時的情況，別說增加20%到30%的運力，就算在短期內增加10%的運力都不太現實。
當然，這不是說共和國沒有足夠的運輸船隻，而是無法抽調出足夠多的運輸船隻。
根據戰後公布的資料，在2063年的時候，共和國用在軍事海運上的船隻只佔總量的一半左右，另外一半已經轉到其他方向，特別是幫助眾多盟國與佔領區進行戰後重建，恢複正常秩序。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