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在2055年之前，共和國與美國的軍備競賽以巨額國防開支的軍事現代化建設為主，那麼從2055年下半年開始，軍備競賽的重點就轉向了經濟領域，特別是與戰爭息息相關的軍工領域。
2055年7月，共和國全體代表大會就在審議中央財政預算的時候，批准了幾筆與軍事工業體系有關的費用，其中就包括以國家擔保的方式，讓20多家主要軍工企業提前按照戰時標準擴充生產人員，以確保在戰爭爆發後，能夠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動員，將軍火生產能力提高好幾倍。到了2056年初，在軍事委員會的提議下，全體代表大會通過了一項旨在確保軍工企業的法案，即在得到特別授權之後，政府可以動用行政權，擴大重要物資的戰略儲備量，並且優先為軍工企業提供生產原料。到2056年7月，全體代表大會再次通過了一項給軍工企業帶來巨大優惠的政策，即軍工企業在按照戰時標準招募工人之後，政府將在提供財政補助之外，給予同等規模的減稅，以促進軍火企業擴大產生、提升生產效率、培養技術工人的積極性。到2057年初，軍事委員會通過了一項重要的臨時性法案，即在對國家的軍火儲備情況進行全面調查之後，根據實際情況，制訂一份新的戰爭儲備方案，以提升國家在突然爆發戰爭的情況下的應對能力。總而言之，在短短兩年內，共和國當局通過了眾多與提升國家戰爭潛力有關的法案，使國家經濟加速轉入戰時軌道。
與共和國相比，美國的舉措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
眾所周知，在綜合國力不如共和國的情況下，美國的勝算並不大，因此在戰爭準備階段，美國不但更加積極，也更加賣力。雖然與共和國當局一樣，美國從未承認在為戰爭做準備，但是從美國的政壇局勢來看，早在2040年，也就是蘭德斯領導的共和黨在大選中擊敗了民主黨之後，美國的利益集團就明確了方向，即美國必須提前為戰爭做準備，而且得投入更多力氣，才有可能在下一場戰爭中取勝。僅僅1年之後，中東戰爭就讓美國的利益集團認識到，在與共和國的較量中，美國各界只有團結一致，才有可能戰勝這個自立國以來最為強大的對手。在此之後，連續16年，哪怕期間發生了民主黨解體等重大事件，在美國執政的仍然是共和黨，直到2056年，由杜奇威擔綱的民新黨才在大選中勝出，足以說明，美國上下、至少是美國的利益集團已經團結一致。
毫無疑問，美國本來就是一個由利益集團控制的國家。
當然，這裡所說的利益集團，即有代表大財團、大資本家與大家族的各種產業聯盟與利益聯盟，也有代表中產階級的國會遊說團（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國醫師國會遊說團與律師國會遊說團），還有代表廣大工人的各大工會，以及一些為底層民眾說話的公益組織，因此美國的利益集團，實際上代表了整個美國。
利益集團的影響，直接體現在了美國的政治風向上。
正是如此，在共和國提前將經濟轉向戰時軌道的情況下，美國當局沒有絲毫耽擱，迅速採取了同樣的行動。嚴格的說，應該是美國首先邁出這一步，因為在2055年5月，即美國國會開始審議2055到2056財年度聯邦預算的時候，美國當局就提出為軍火企業提供額外財政補貼，以便保住足夠多的熟練技術工人。因為共和國與美國的年度財政預算都是在每年的3月份起草，而美國是在每年的5月初就得提交給國會，讓國會有充足時間審議，而共和國則只要求在6月底提交給全體代表大會，所以從時間上看，無法確定到底是共和國先為軍火企業提供補助，還是美國先。
以當時的情況來看，也許雙方同時做出了這一決定。
原因非常簡單，經過長達5年的軍備競賽，到2055年的時候，共和國與美國的經濟已經漏洞百出，國家在各個層面上面臨著考驗，如果不能給予軍工產業足夠的支持，各種軍事項目肯定會受到影響。事實上，在2055年初的時候，已經出現了徵兆，比如共和國天軍的空天戰鬥機項目的開發費用就由最初立項時的2500億元提高到了5500億元，美國類似項目的開發經費也暴增一倍以上。開發經費暴漲的直接結果就是，如果兩國的立法機構不能批准相應的款項，就得以別的方式來彌補軍火企業的虧損。換句話說，如果兩國當局不能當機立斷的採取行動，恐怕大部分軍備計畫都得擱淺，甚至會夭折。
當然，提前進入戰時軌道，除了經濟上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原因。
歸根結底，就是共和國與美國的政治局勢完全明朗化。2055年，杜奇威以民新黨總統候選人的身份參選，並且提出了以穩固美國國際地位、增強美國國家實力的競選綱領，其當選就成定局。與之相比，裴承毅在2052年出任共和國國家副元首，並且專門負責共和國的安全事務，也足以證明，他將在5年後競選國家元首，而且當選的可能性非常大。雖然這個時候杜奇威與裴承毅不再是戰場上的死敵，甚至不是現役軍人，但是全世界都知道，兩人絕對是死敵，而且是貨真價實的軍人。美國與共和國先後將兩位最有才華、也最有戰爭經驗的軍人推上前台，足以證明美國與共和國的利益集團已經對和平失去信心，正在尋找一個合適的機會，將積聚起來的戰爭力量爆發出來。
受此影響，雙方提前進行經濟調整，自然不足為怪。
更重要的是，這麼做帶來了很多好處。
經濟上，早在2056年初，美國的總體經濟情況就出現了好轉。雖然這一好轉現象被很多人認為是「迴光返照」，而且不可持續，因為導致經濟好轉的直接原因不是社會消費力量提升，而是軍工企業得到扶持之後，對礦產、材料、設備等等行業產生的拉動效果，使得社會總消費提高，從而使經濟出現好轉。換句話說，這相當於最後一支嗎啡，在此之後，美國已經別無退路。到2057年初，即裴承毅正式參選，且當選大局已定的時候，共和國的經濟情況也開始好轉，出現了與美國類似的情況，即在軍工產業大調整的帶動下，各行各業的生產積極性得到提高。
雖然這是迴光返照，但是對於已經在軍備競賽中煎熬了好幾年的兩個超級大國，特別是兩國的民眾來說，這無疑是最後一次全民動員，或者說是最後一次戰爭鼓動，讓更多的民眾站在了戰爭的一邊。
政治上來看，前期的準備，等於為兩國的新統帥掃除了通往戰爭道路上的障礙。
從根本上講，如果不是美國的軍火企業在2056年之前就進入戰時狀態，得到了聯邦政府提供的巨額援助，美國當局也不可能在這個時候暗中支持俄羅斯，讓這個不太可靠的盟國在中亞地區挑釁共和國的霸權。戰爭美國的立場上，隨著軍火企業進行動員之後，下一步就是按照戰時情況調整經濟結構，即以戰時配給的方式，確保讓軍火企業、以及與軍火生產有關的企業全速運轉，而其他社會產業則要受到限制。如此一來，以市場為主的美國經濟必然全面動蕩。按照美國的法律，即便聯邦政府得到了國會授權，最高法院也可以否決與之有關的動員法案。總而言之，美國要想進行更進一步的戰爭動員，只能等到戰爭爆發之後，不可能在戰前做更多的準備了。換句話說，走到這一步，美國基本上完成了戰爭爆發前的準備工作，至少在經濟領域，美國已經準備妥當了。雖然在其他領域仍然有所欠缺，比如美國的陸軍大換裝就沒有完成，但是對於美國當局來說，如果等到全部工作到位，等於讓對手也做好了全面戰爭準備，美國獲勝的希望反而不會太大。如果能夠在對手做好準備前，迫使對手捲入戰爭，美國就能佔據先機。
由此可見，哈薩克事件絕對不是孤立存在的。
也就是說，在2056年的時候，共和國選擇了隱忍，實際上也是一種戰略對策。
問題是，到了2057年，讓共和國繼續隱忍的理由已經不存在了。
戰爭準備方面，共和國也已經全部到位。雖然按照共和國的相關法律，只要國家元首能夠得到全體代表大會的授權，就能在和平時期對軍火之外的某些行業，比如資源、交通等等行業進行管制，以確保國家能夠在戰爭爆發後，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戰爭動員，但是共和國也是市場經濟國家，如果進行更全面的戰爭動員，必然會對經濟造成毀滅性的打擊，使社會徒生動蕩。從這個角度看，共和國沒有必要擴大動員範圍。
如此一來，共和國自然有條件向俄羅斯發難。
正是如此，在2057年7月30日，全世界才會如此關注共和國，關注共和國新都的全體代表大會會場，關注即將宣誓就職的國家元首。
在做前期報道的時候，就預測，7月30日將成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紀念日。
當然，也有一些新聞媒體比較保守，但是包括共和國新聞媒體在內的，全世界的所有新聞媒體都相信，即便共和國國家元首裴承毅不會在宣誓就職的當天向俄羅斯宣戰、或者發表類似的能夠引發戰爭的聲明，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