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7年7月30日，7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一，一個極為特殊的日子。
天還沒亮，來自世界各國的上千名記者就將新都大會堂圍了個水泄不通。這座能夠容納上萬人同時辦公、擁有能夠容納上千名代表的中央會議廳、以及數個小會議廳，在年初與新首都同時投入使用的大會堂是共和國新的權力中心，甚至算得上是世界的權力中心。新春的換屆選舉之後，來自全國各地的數百名代表與中央的數百名代表就在此辦公，為年中進行的政府換屆選舉做準備。
比起新大會堂、以及新一屆全體代表大會，在7月份之前，共和國國家元首與中央政府換屆選舉更加引人矚目。事實上，這也沒有什麼好關注的。因為裴承毅在2056年底宣布與焦魃山組成搭檔，共同參與競選，所以在換屆選舉開始之前，就不再有人懷疑選舉的最終結果。實際情況也與外界預測的一樣，在7月初進行的第一輪投票中，裴承毅與焦魃山的競選搭檔就獲得了超過80%的選票，在選舉中勝出。
如果注重過程，那麼這屆選舉確實值得關注。
要知道，這是共和國開國以來，第一次以直選的方式選舉國家最高領導人。
按照在2056年中期通過的第37憲法修正案與選舉法補充條案，從2057年的換屆選舉開始，國家最高領導人就將以直選的方式產生。當然，作為幅員上千萬平方千米、人口超過十億的大國，共和國不可能仿照歐洲的小國，由選票多少來確定國家領導人，畢竟除了選票多少之外，各地區的利益也至關重要。正是如此，共和國推行的仍然是一種間接選舉，只不過間接選舉的參與人不再是全體代表大會的代表，而是全國公民。
根據新的選舉辦法，公民選票只能決定某個參選人在某個省份的得失。實際上，這是一種與美國的「選舉人票」比較類似的選舉方式，為各個地區的人口、經濟水平、面積、資源等等因素的加權結果，不同的是，共和國的選舉中還多了一點規定，即參選者在獲得最多選票的情況下，還要在半數以上的省份獲勝，才能直接當選，否則將與獲得選票第二多的競爭對手進行第二輪選舉。如此一來，各選舉區、即各省份的勝利就變得至關重要了。以2057年的情況，裴承毅要想在第一輪選舉中勝出，至少需要獲得73%的選票，不但超過50%的簡單多數，還超過了67%的絕對多數。
如此高的當選要求，並不是為了增加選舉難度，而是為了確保不因選舉破壞共和國的團結統一。顯然，這也正是根據共和國的基本國情決定的。作為一個初步實現民主制度，國內環境又極端複雜的大國，哪怕絕大部分公民都認識到了民主的重要性，也衷心擁戴民主制度，從根本上考慮，儘可能的求同才能最大限度的維護國家穩定，使國家能夠平穩的度過這一過渡期。
當然，如此複雜的選舉程序也飽受非議。
在2057年的換屆選舉開始前，很多西方新聞媒體就宣稱，共和國當局借第二輪政治改革的機會，推行如此複雜的直選制度，擺明了是不想推行直選，或者想操控選舉，並未實現直選。雖然西方新聞媒體的觀點極為荒謬，要知道，從根本上講，共和國的大多數公民對第一輪政治改革的成果已感滿意，國內沒有推行直選的緊迫壓力，共和國當局完全可以維持原來的政治體制，不需要加快民主政治進程，因此推行直選本身就是一件可有可無的事情，如果共和國當局想操控選舉，最好的辦法就是不推行直選，又有什麼必要畫蛇添足呢。但是站在客觀的立場上，過於複雜的選舉程序，特別是計票方式，也給直選帶來了不少麻煩，至少很多共和國公民就不明白，為什麼要搞得這麼麻煩。
萬幸的是，2057年的換屆選舉並沒出人意外。
當裴承毅宣布參選的時候，就有人指出，換屆選舉不會出現第二種結果。
當然，幫助裴承毅勝出的，肯定不是新的選舉方式，而是緊迫的國際形勢。
雖然世界大戰沒有在2055年爆發，2056年也在平靜中度過（根據一些西方國際機構做的調查，2056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111年中，戰亂最少的一年），但是當美國新任總統杜奇威在2057年1月初宣誓就職，隨即宣布將2056到2057財年度財政預算中還沒有審批的大約43000億美元中的37000億用於國防建設，只有不到6000億美元用來補貼已經出現問題的美國經濟，就有人懷疑，和平還能維持多久。
可以說，這也正是共和國公民心裡的疑問。
問題是，如果僅從兩個超級大國當局的舉措來看，根本無法做出準確判斷，因為在此之前的好幾年間，共和國與美國的巨額國防開支都像在為戰爭做準備，而持續好幾年的準備工作早就該到位了，戰爭卻遲遲沒有爆發。
受此影響，很多人學會了從另外一個層面看問題，那就是世界經濟在何時崩潰。
毋庸置疑，經濟發展不是單獨存在的事物，經濟環境惡化，也與戰爭壓力有關。
雖然從本質上講，發生在21世紀50年代的經濟危機與發生在21世紀初、以及20年代的經濟危機一樣，均是由社會分配不公，財富過度集中，導致銷毀疲軟、生產過剩而導致的，但是在一些經濟學家看來，50年代的經濟危機更像是一場人為導演或者說蓄意製造的危機，與經濟本質並無關係，因為這場經濟危機的根本問題中，除了分配不公之外，還與過於龐大的軍費開支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僅從經濟學的角度講，軍費開支實際上具有二次分配的效果，即通過政策等強制手段，轉移社會財富，完成對財富的第二次分配。問題是，當軍費開支過於龐大的時候，就會迫使政府提高財政赤字，從而增加流通貨幣量，即導致貨幣嚴重貶值。
可以說，21世紀50年代的經濟問題就是貨幣貶值。
前面已經提到，早在2050年前後，共和國與美國就先後降低了對人民幣與美元的支持力度，擴大了匯率浮動區間，從而導致人民幣與美元在迅速走低，最終迫使歐盟與俄羅斯不得不讓歐元與盧布貶值，最終導致全球各大經濟體都受到影響，各主要經濟體的流通貨幣都開始大幅度貶值。
當然，貨幣編製既有看得到的一面，也有看不到的一面。
看得到的，自然是對內通脹、對外貶值，而看不到的，則是貨幣的實際購買能力大幅度降低。雖然這也是貶值，但是表現形式與通貨膨脹並不完全一樣。歸根結底，還是花在軍事上的錢太多，而軍事物資實質上並不進入流通領域，導致真正進入消費市場的物資比發行的貨幣少得多。以共和國的國防建設來說，在2050年到2054年的5年間，共和國的國防開支總計超過了200萬億元，其中大約80%以人事津貼、工人工資、貨物款項等等方式進入了流通領域，成為具有購買能力的貨幣，只有大約20%以企業利潤的方式，通過投資、存款與購買金融產品等方式，沒有進入流通領域。問題是，在這200萬億軍費中，真正生產出來的具有市場流通能力的產品少之又少。也就是說，進入流通領域的160萬億必然會稀釋人民幣的總體購買力。到2055年，共和國的廣義流通貨幣也只有大約600萬億元，160萬億佔了其中的26.7%，相當於使貨幣貶值了這麼多。
種種因素加這一起，結果就是消費市場急劇萎縮。
雖然以貨幣量計算，共和國與美國的經濟仍然在蓬勃發展，即便扣除雙方當局公布的通貨膨脹因素，兩國經濟的發展速度仍然非常驚人，但是到2056年的時候，兩國經濟都出現了問題，而且是不小的問題。
事實上，有一個方法能夠衡量經濟狀況，那就是發電量。
眾所周知，隨著可控聚變核電站迅速普及，早在2035年之前，共和國就以國家補貼的方式實現了「零電價」，即國民生活所需電能完全由國家承擔，企業用電則以能源消耗稅的方式支付，社會電能供應由國家以委託的方式交付給3家電力企業，居民與企業從中選擇最好的供電商。總而言之，在這個時候，共和國的電能供應就不再向民眾收錢，而且把居民用電與企業用電分開。如此一來，共和國的企業用電量，實際上成了反映共和國經濟狀況的晴雨表。在2036年到2055年的20年間，共和國的企業用電量一直在增長，而且在2051年之前的增幅一直在15%以上，直到2053年才跌到10%以下，到了2056年，第一次出現了負增長，即企業用電量下降。毫無疑問，這絕對是非常不正常的事情。要知道，在2054年之後，共和國當局放寬了對高能耗企業的限制，允許在特定地區建設部分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高能耗企業，比如可以在廣西開辦電解鋁廠、在福建開辦合成化工廠等等。雖然這麼做的主要目的是增強國家的自我供給能力，在戰爭時期降低對外需求，但是這也對促進經濟發展有一些意義，至少對疲軟的國內市場有所幫助。問題是，在這種情況下，共和國的企業用電量仍然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