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澳大利亞的重要性，美國當局在2052年之後陸續解密的一些資料最有說服力。
根據五角大樓在2053年初公布的一份資料，早在2024年，即半島戰爭之後，美軍就針對澳大利亞的戰略安全制訂了一份極為完善的戰爭計畫，打算動用至少50萬軍隊保衛澳大利亞。日本戰爭後，這份代號「波塞東」的戰爭計畫全面升級，除了提高常規軍事力量投入之外，在必要的時候，美軍還會使用戰術核武器，阻止共和國軍隊在澳大利亞登陸。印度戰爭結束前，該計畫再次升級，按照美軍制訂的戰爭計畫，只要共和國軍隊登陸澳洲，美軍不但會使用戰術核武器打擊登陸的共和國軍隊，還會用核武器對共和國的重要軍事設施，甚至部分本土軍事設施進行戰略性質的全面打擊。總而言之，美國不惜與共和國開戰，也要保住澳大利亞。
雖然從美國當局公布相關消息的時間來看，此舉的主要意圖不是證明美國是否曾經打算為澳大利亞與共和國開戰，而是想藉此告訴共和國，美國絕對不會放棄澳大利亞，但是從當時的國際局勢來看，美國非常重視澳大利亞，而且知道共和國在澳大利亞做了手腳，想以此警告共和國。
不管怎麼說，共和國在澳大利亞的任何舉措，都相當於動了美國盤子里的蛋糕。
如果從共和國與美國的關係來看，就不難明白，為什麼佔澳大利亞總人口10%的華人卻沒有相應的社會地位與政治權利。要知道，即便在其他具有排華傳統的國家，比如印度尼西亞，隨著共和國從地區強國躍升為世界大國之後，都調整了對內政策，給予華人相應的社會地位與政治權利，而一些並不排華、而華人又比較多的國家，比如馬來西亞，更是充分利用有利條件，與共和國建立了新的關係。總而言之，在共和國的具有捍衛全球華人利益的決心與能力的時候，只有澳大利亞不把華人利益當回事，仍然沒有順應時代發展潮流，讓佔據了社會財富3成以上的華人獲得同等的政治權利。
換個角度看，如果不是澳大利亞與美國有著非同一般的關係，哪怕澳大利亞擁有上億人口（在2028年的時候，澳大利亞的人口就超過了1億），近800萬平方千米的國土、極端優越的戰略地理位置與不算太弱的綜合國力，因為澳大利亞當局的很多排華政策，共和國當局都會惡向膽邊生，用極端手段解決問題。
關鍵就在這裡，共和國不可能像對待印度尼西亞那樣對待澳大利亞。
根據後來解密的資料，從2024年開始，以軍情局為首的共和國情報機構就通過各種秘密渠道，為澳大利亞的華人社團提供活動經費，幫助澳大利亞華人謀求政治權利。更重要的是，印度戰爭之後，受第三次軍事改革影響，即共和國的國防力量將進入一個發展相對平穩的時期，對外影響力明顯降低，所以共和國情報機構加大了在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周邊地區的滲透力度，即利用這些國家的內部問題，達到牽制對手的目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共和國情報機構的這些舉措，使美國無法按照設想充分利用澳大利亞，也使澳大利亞與共和國的關係受到了影響。
事實上，受影響最大的不是澳大利亞，而是美國。
前面提到，在圍剿共和國的戰略布局中，印度、澳大利亞與日本組成的「鐵三角」是戰略包圍圈的基線。問題是，日本戰爭與印度戰爭後，兩個原本應該在牽制與打壓共和國的行動中發揮重大作用的國家都倒下了，一個幾乎徹底滅亡，另外一個倒向了共和國，只有澳大利亞仍然屹立在太平洋西岸，成為了美國在該地區最重要的戰略根據地。如此一來，美國當局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對關係到澳大利亞的問題掉以輕心。
五角大樓在2053年公布那些與澳大利亞有關的戰爭計畫，足以證明，美國的情報機構早就知道共和國的同行在澳大利亞的所作所為。
事實上，像提供活動經費這類事情，幾乎不可能做到徹底保密。
按照澳大利亞的相關法律，任何政黨與社團都得按時公布賬目，如果資金收支對不上就會觸犯法律，從而導致政黨解體、社團解散。雖然可以通過捐助等名義，將資金轉給澳大利亞的華人社團，但是上千萬的活動經費絕對不是個小數目，而且突然多出這麼多捐助，已經說明了問題。
更加重要的是，印度戰爭之後，全球經濟開始轉暖。
隨著波及全世界近200個國家、影響了數十億人、持續了10多年的大蕭條在30年代末逐漸退去，各國經濟先後出現了恢複性的爆髮式增長，作為資源出口國與低端工業國的澳大利亞迎來了新的發展時機。根據澳大利亞當局公布的數據，在2036年到2045年的10年間經濟平均增長率高達11%，為發達國家之最（同期共和國為7.2%，美國為6.7%，歐盟為7.4%），即便扣除大蕭條之後恢複性增長因素，澳大利亞在這10年間的經濟增長率也在5%以上，超過了包括共和國、美國與歐盟在內的大部分經濟實體。當然，澳大利亞經濟率先復甦的原因與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一樣，即在全球經濟復甦的拉動下，市場恢複活力，各國對資源的需求大大增強，從而使澳大利亞的資源產業率先復甦。換句話說，澳大利亞能夠率先走出危機，印度的戰後重建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事實上，在大蕭條期間，澳大利亞沒有像巴西那樣，因為資源出口而社會崩潰，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伊朗、朝鮮、日本等國的戰後重建需要大量資源，從而使澳大利亞的資源出口企業一直不缺乏顧客，也就沒有大規模破產。
由此可見，澳大利亞當局應該感謝共和國，因為幫助澳大利亞度過危機、並且推動澳大利亞經濟復甦的主要因素都與共和國有關。
即便在澳大利亞，也有很多人認為，共和國是一個更加值得重視的國家。
早在2033年，澳大利亞最著名的社會經濟學家斯文森就對澳大利亞與兩個超級大國的關係做了論述，並且對澳大利亞的未來做了預測。按照斯文森的說法，如果澳大利亞的對外政策保持不變，即繼續充當美國的馬前卒，站在共和國的對立面上，那麼澳大利亞就得祈禱美國能夠在下一場世界大戰中戰勝共和國。更重要的是，即便美國取勝，澳大利亞也最多只是美國全球戰略體系中一個舉足輕重的國家，而不是核心國家。與之相反，如果澳大利亞改變了對外政策，考慮到國內社會情況，基本上可以排除倒向共和國的可能性，因此澳大利亞能夠採取的，只有類似於歐盟的靈活中立政策，即充分利用兩個超級大國的相互鬥爭，爭取成為一個具有國際影響力，而且在國際社會上擁有重大發言權的大國。毋庸置疑，成為大國是維護澳大利亞根本利益，避免因為嚴重的國內矛盾而四分五裂的唯一辦法。當時斯文森就明確提到，因為澳大利亞的人口結構過於複雜，即便白人仍然在混血族群的支持下，佔據著主流地位，可是隨著黃色人中，特別是華人社會迅速壯大，加上一味親美的對外政策會使擁有決定澳大利亞政治狀態的混血族群倒向華人社群，所以澳大利亞必須主動求變，不能等到社會動蕩到來之後再被動變化。
由此可見，在澳大利亞的主流社會中，仍然有不少人主張效仿歐盟，成為一個擁有獨立發言權的中立國。
問題是，澳大利亞不是歐盟。
雖然從基本情況來看，澳大利亞的條件比歐盟優越得多，別的不說，澳大利亞至少不存在一體化問題，本來就是一個具有獨立主權的統一國家。但是在一些至關重要的領域，澳大利亞就遠不如歐盟了，其中又以國防力量為甚。即便在美國的支持下，澳大利亞的「核能力」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承認，也因此成為了《倫敦條約》首批締約國之一，可是澳大利亞的真實國防實力卻差強人意。在2045年的全球軍事力量排名中，澳大利亞甚至不如南美洲的阿根廷與非洲的奈及利亞，僅派在第23位，是所有人口超過1億的發達國家中排名最低的一個。雖然在以往，相對較差的國防力量不但沒有使澳大利亞的國家安全失去保障，反而使澳大利亞的經濟發展更具活力，畢竟國防開支太大，肯定會對社會經濟造成負面影響，但是在21世紀下半葉的時候，過於頹弱的軍事力量不但不會推動經濟發展，反而會使澳大利亞喪失國際話語權，從而影響到經濟發展。
總而言之，澳大利亞最缺的就是自主國防安全。
包括斯文森在內的眾多澳大利亞社會學者都承認，如果沒有美國提供的戰略安全保護傘，澳大利亞連一天都存活不了。正是如此，任何一位支持改革的白人都會考慮，如果在改革上走得太急得罪了美國，澳大利亞還會是澳大利亞嗎？
站在白人的立場上，答案明顯是否定的。
如此一來，在改革問題上，澳大利亞比歐盟還要保守。
用一些歐洲新聞媒體的話來說，在對外政策上，得益於法國的戰略力量，以及德國與義大利的經濟實力，哪怕一直受英國的負面影響，歐盟也沒有過分猶豫，很早就確定了「靈活中立」基本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