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2年初，在歐盟的強烈要求與積極聯絡下，「國際金融首腦峰會」在歐盟總部所在地布魯塞爾召開。
與大會的名稱一樣，這就是一次專門商討金融問題的國家首腦會議。
雖然以當時的情況，根本沒人相信，已經在為戰爭做準備的共和國與美國會響應歐盟的號召，重新國際金融的遊戲規則，但是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以歐盟為首的眾多中立勢力為阻止戰爭做了最後一次努力。
峰會召開前，共和國2051財年度與美國2051到2052財年度的國防預算早已出台，而且兩國在2050財年度與2050到2051財年度的實際國防開支也已核算完畢，如同外界所猜測的那樣，共和國2051財年度國防預算的增長幅度再次超過15%，而且是在2050財年度實際國防開支的基礎上超出，美國的情況也相差不大，2051到2052財年度的國防預算比上一年度增長了18.4%。更重要的是，兩國實際國防開支均超過預算，而且超支幅度在20%左右，遠遠超過外界預測。如此一來，在2051財年度（美國是2051到2052財年度），共和國與美國的國防預算佔到了中央政府（美國是聯邦政府）預算總支出的30%左右，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佔比重超過10%。按照這一趨勢發展下去，到2055年的時候，共和國的國防開支將佔到中央財政預算的60%，國民生產總值的20%，美國的情況差不多。如此一來，最遲在2056年，共和國與美國的經濟就會因為龐大的國防開支而透不過氣來，到時候雙方都會想方設法的向外轉嫁矛盾。
在此情況下，誰也不會指望共和國與美國懸崖勒馬。
正所謂上山容易下山難，增加國防開支容易，削減國防開支卻不容易。
所有軍事項目都是長期投入、長期回報的項目，即便是陸軍的裝備發展項目，從立項到正式裝備部隊，也需要10年左右的時間。如此一來，除非共和國與美國能夠忍受國防力量嚴重降低帶來的影響，不然兩國均不可能像增加國防預算那樣，在極短的時間內削減國防預算。要知道，美蘇冷戰結束之後，因為有大量在冷戰期間立項的軍事項目，所以美國花了大約20年才緩過氣來，結束或者終止了所有在冷戰期間立項的軍事項目，針對新的國際威脅來發展國防軍事力量。與美蘇冷戰時的情況一樣，在中美冷戰中，雙方只能前進、不能後退，後退就意味著被動、意味著落後、意味著失敗。
如果在40年代前，問題也許沒有這麼嚴重。
不管怎麼說，在2041年的中東戰爭前，共和國與美國的關係以間接對抗為主，雖然雙方都明白，只要一方不肯放棄霸權、另外一方又不肯放棄對霸權的追求，正面衝突遲早都會爆發，區別只是時間上的問題，但是在此之前，雙方都有所顧忌，對能否在一場全面戰爭中擊敗對手沒有十足的把握，所以雙方都不希望把間接對抗發展成直接對抗，也就不希望在沒有做好準備的情況下與對手打一場全面戰爭。
中東戰爭後，這一情況發生了十分微妙的變化。
雖然在外界看來，美國支持的以色列與土耳其頂住了共和國軍隊的猛攻，即便土耳其丟掉了其東南部的庫爾德斯坦地區，美以土也是勝利者，要知道，在此之前20多年間，共和國還沒有在一場沒有獲得全面勝利的戰爭中與對手簽署停戰協議。但是對共和國與美國來說，這場戰爭的意義完全不在誰控制了庫爾德斯坦。對共和國來說，這場戰爭證明，美國的實際軍事實力要比起外在表現差得多，特別是陸軍與空軍，戰鬥力遠沒有對外宣傳的那麼強大。對美國來說，這場戰爭也證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共和國的實際戰爭承受能力絕對沒有外界認為的那麼強大，不然共和國不會僅投入10多萬地面部隊。當然，雙方的領導人還認識到了一個對雙方來說都非常關鍵的問題，那就是超級大國間的正面對抗，遠沒有想像的那麼可怕。
雖然根據後來解密的一些資料，在中東戰爭期間，美國與共和國的軍事機構都制訂了使用核武器打擊對方的戰術與戰略計畫，甚至為戰爭失去控制引發核戰爭做好了準備，但是在整個戰爭期間，雙方的領導人都沒有考慮使用核武器，更沒有想過要用核武器對對方本土進行戰略打擊。事實上，雙方軍隊的高級將領也非常理智。整個戰爭期間，杜奇威與裴承毅都沒有使用核武器的想法，甚至都在避免使用大威力武器。
當然，誰也不能忽視中東戰爭的局限性。
雖然共和國與美國都對中東地區志在必得，而且絕對無法容忍對方的存在，但是雙方都知道，在做好全面戰爭的準備工作之前，中東地區的衝突與戰爭絕對不會成為世界大戰的導火索。
正是如此，在中東戰爭結束之後，共和國與美國都對全球戰略做了調整。
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共和國與美國當局都知道，世界大戰已經無法避免，誰能首先做好戰爭準備，誰就能在戰爭中搶得先機，從而掌握更大的勝算。事實上，2042年之後，共和國與美國的國內政局多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比如顏靖宇在2047年順利當上了共和國國家元首，美國共和黨則在2044年與2048年的大選中相繼獲勝，從而獲得了21世紀以來最長的連續執政周期。這一跡象足以證明，雙方的決策者都知道，絕對不能在戰爭爆發前自亂陣腳。
更重要的是，還得打亂對方的陣腳。
這就是雙方在2050年擴大國防開支，在2051年大搞金融風波的主要原因。
雖然受大蕭條與國際勢力變化影響，到21世紀30年代中期，也就是印度戰爭結束之後，以美國為主的國際金融與國際貿易體系就分崩離析，地區性經濟共同體與區域性自由貿易區獲得長足發展，特別是以美國為主導的西約集團、以及以共和國為主導的集約集團是新的國際金融與貿易秩序的典型代表。但是誰都不能否認，不管是共和國、還是美國、或者其他希望問鼎霸主地位的國家與集團，均與競爭對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金融體系與以人民幣為核心的國際金融體系、以及以歐元為核心的國際金融體系並不是完全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
根據聯合國在2045年做的一次調查，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共同體與自由貿易區，即共和國主導的集約集團與美國主導的西約集團的交往程度在40%左右，即兩大貿易區之間的經濟往來相當於其內部流通的40%。顯然，這是一個非常高的指標。如果算是由法德意領導的歐盟主導的「歐非集團」（即歐盟與北非經濟安全集團）、由俄羅斯主導的「獨立國家聯合體」、由巴西主導的「拉美自由貿易區」、由南非主導的「非盟」、由埃及主導的「阿拉伯國家聯盟」（實際影響並不大），全球各主要經濟共同體與自由貿易區的交往程度在50%以上，世界經濟仍然具有足夠高的流動性。
正是如此，共和國與美國當局都知道，在金融上下狠手，肯定會給對方造成影響。
事實上，在進入50年代之前，共和國與美國都在避免製造金融動蕩。要知道，在多方爭霸的時候，任何一方的力量都不足以主導整個國際金融秩序，也就不可能採取獨霸政策來打壓與剝削其他國家。實際情況也是如此，除了共和國、美國與歐盟之外，包括俄羅斯這種准大國在內的幾乎所有國家都採取了相對靈活的對外金融政策。拿埃及來說，在2045年的時候，埃及持有的外匯中，人民幣佔41%，美元佔22%、歐元佔31%，埃及央行會根據三種主要貨幣的匯率波動來調整所佔比例。如此一來，如果人民幣貶值，埃及央行就拋掉人民幣，換進美元或者歐元，如果美元貶值，則換進人民幣或者歐元。因為共和國與美國的政策往往相互對立，而且國際金融市場也會根據共和國與美國的政策發生波動，所以人民幣貶值往往意味著美元升值，而美元貶值則往往等同於人民幣升值。如此一來，共和國與美國當局都不會輕易讓貨幣貶值，因為這會讓地方獲得好處。
可以說，這也正是2035年之後的10多年間，在兩強相爭的情況下，國際金融市場能夠保持穩定的主要原因。事實上，這也正是冷戰的一大特點。在美蘇冷戰期間，雙方貨幣的幣值也相對穩定，為了使貨幣匯率保持穩定，雙方甚至會犧牲部分國家利益。比如在越南戰爭期間，美國的經濟就出了問題，美元就應該貶值，但是直到70年代中期，即阿拉伯國家發起針對西方世界的石油戰爭，引發了經濟危機之後，美元才大幅度貶值，而在此之前，美國政府一直在維護美元的幣值。
正是如此，當美國與共和國先後在金融上做文章的時候，才會有人認為世界大戰即將爆發。換句話說，只有在為世界大戰做準備的情況下，兩國才會在金融領域展開廝殺。要知道，只要美元與人民幣大幅度貶值，即便雙方改變初衷，不再認為戰爭能夠解決問題，希望避免戰爭，也無法挽回金融上的損失。也就是說，走到這一步，不管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