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經提到，在2035年之後，共和國的國防建設就遇到了難題。
不管把問題歸咎在誰、或者哪種治國理念之上，對共和國的國防建設來說，中東戰爭都是一個實實在在的衝擊。
2042年到2047年間，因為顧衛民的國家戰略方針上並不重視國防建設，所以就算有裴承毅的全力爭取，共和國的國防建設仍然以「恢複」為主，即彌補中東戰爭對共和國軍隊造成的影響，並且針對軍隊在戰爭中暴露出來的問題進行非常有限的編製調整。雖然這5年間發生的事情經常遭到詬病，甚至有很多人認為，如果能夠抓住這5年的機會，共和國完全有能力在2050年之前，趁美國還沒有做好戰爭準備發動世界大戰，迫使美國當局在進行全面戰爭動員之前承認戰敗，但是誰都得承認，這5年的恢複建設為接下來的大規模軍事改革奠定了基礎，也為共和國在世界大戰中走得更遠提供了動力。更重要的是，在這5年間，共和國的國情決定了任何國防現代化建設都不現實，哪怕在任的是王元慶，也不可能在國防建設上投入太多的國力。要知道，在王元慶執政期間，日本戰爭之後，共和國當局花了7年時間為印度戰爭做準備！
到2047年，準確的說，應該是2047財年度，共和國的國防建設開始加速。
當年，共和國的國防預算比2046財年度增長了10.2%，增長速度自2035年以來，第一才一突破10%。更重要的是，2047年底，顏靖宇批准了裴承毅提交的《國防力量二十年建設規劃》，次年年初，該規劃在全體代表大會上以84%的支持率獲得通過，成為了共和國第一部由國防部長發起的，具有軍事改革意義的國防力量長遠建設規劃。事實上，後來很多人都將與這份國防建設規劃有關的改革行動稱為共和國的「第四次軍事改革」，並且由此認定在2047年的時候，顏靖宇就有意讓裴承毅在政治上有更大的作為，因為推行這次軍事改革的不是顏靖宇，而是裴承毅。
袁晨皓也是這次軍事改革的發起者與參與者。
事實上，這也是共和國第一份將周期設為20年，而不是10年的軍事改革。雖然將改革周期設為20年，主要依據是軍事力量發展周期，主要就是為了降低政府換屆選舉對國防力量建設產生負面影響（這一點明顯針對顧衛民執政期間的某些過激政策），確保關係到國家安危與民族存亡的重大戰略政策具有持續性與延續性，但是很多人都因此認為，如果裴承毅沒有得到顏靖宇的暗示，或者名正言順的支持，不可能在2047年的時候出台這麼一份需要依靠繼任者才能完成的軍事改革方案。也有人認為，正是這份軍事改革方案的建設周期為20年，所以顏靖宇在考慮接班人的時候，把裴承毅放在了首要位置上。或者說，裴承毅通過這份軍事改革方案奠定了政治基礎。
不管怎麼說，這是一份意義深遠，非同尋常的軍事改革方案。
作為陸軍上將，加上主要參與者袁晨皓也是陸軍上將，所以該軍事改革方案的核心就是針對陸軍編製與裝備改革。
如果在10多年前，編製改革的難度肯定超過了裝備改革。
不得不承認，第三次軍事改革從根本上端正了共和國軍隊的風氣，明確了軍隊的職責與軍隊在共和國權力結構中的地位。正是如此，在裴承毅推行改革的時候，反而是裝備改革的難度大得多。
編製改革方面，主要就是針對戰鬥單位在中東戰爭期間暴露出來的問題進行調整。
嚴格說來，戰鬥單位在中東戰爭中的表現可圈可點，遠超過了最初預料。
2042年初，「簡氏防務周刊」對中東戰爭中各參戰國地面作戰部隊的戰鬥力做了橫向對比，以共和國陸軍的戰鬥力為100，排第二位的以色列陸軍為71，排第三位的美國海軍陸戰隊為68，排第四位的美國陸軍為54，然後依次是伊拉克陸軍、伊朗陸軍、土耳其陸軍與敘利亞陸軍。雖然「簡氏防務周刊」是民營性質的防務雜誌，但是在國際軍事力量領域有很高的權威。照此計算，共和國陸軍的戰鬥力幾乎發美國陸軍的2倍！毫無疑問，共和國陸軍主戰裝備的作戰性能肯定達到不到美國陸軍2倍，因此戰鬥單位的編製體系是提高共和國陸軍戰鬥力的關鍵。
當然，戰鬥單位的編製體系肯定不夠完善。
在主要的北方戰線上，參戰的5支戰鬥單位就暴露出了很多問題，其中最受人關注的就是支援旅常常需要執行戰鬥任務，而且是進攻作戰任務。顯然，這已經超出了組建戰鬥單位時的初衷，而且支援旅的編製體系與裝備體系也不太適合執行進攻作戰任務。根據共和國陸軍在戰後提交給總參謀部與元首府的傷亡調查報告中，超過七成戰鬥傷亡來自支援旅，其中又有七成左右出現在進攻行動中。也就是說，共和國陸軍在中東戰爭中半數以上的傷亡都與支援旅沒有適合進攻的編製與裝備、卻又不得不參與進攻作戰行動有關。換句話說，在戰鬥單位中單獨組建支援旅肯定有問題。當然，這不是說支援旅這種編製方式不好。根據陸軍的另外一份報告，能在北方戰線上用不到10萬兵力擊潰9個美軍師的近20萬美軍，並且取得斃俘美軍11萬的驕人戰績（其中大約3萬在談判期間的拉鋸戰中取得），與戰鬥單位的職能化編製體系有很大關係，正是因為支援旅提供的強有力的作戰支持，戰鬥旅才能在戰鬥中有驚人表現。
戰後總結的時候，很多人都將戰鬥單位支援旅的巨大傷亡歸咎於不太理想的主戰裝備。
除了裝備上的問題，最大的問題還是編製不合理。準確的說，是前線指揮官在調度部隊的時候，沒有根據實際情況將支援旅與戰鬥旅搭配使用，還是按照傳統的方式指揮，讓某部隊單獨承擔某一作戰任務。這根本就不是戰鬥單位這種編製體系存在的主要特點。將野戰軍改編成戰鬥單位，就是要廢除傳統戰術，讓前線指揮官充分利用各種作戰力量的特點，降低戰鬥傷亡。表現最突出的第十戰鬥單位的相對傷亡率（傷亡人數與執行作戰任務總時間的比值）遠低於其他戰鬥單位，就是因為第十戰鬥單位更加合理的運用了各作戰力量，盡量避免單獨使用某一作戰部隊。問題是，第十戰鬥單位在戰場上的表現也不夠好，特別是在炮火支援方面，還存在很多問題。
針對這些問題，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對編製進行調整。
事實上，早在2042年年底，也就是裴承毅回到中央出任國防部長後不久，就以國防部的名義成立了一個特別培訓班，親自出任名譽教官，對各戰鬥單位的旅級指揮官進行戰術能力培訓。當時，裴承毅就格外強調了合理應用各種作戰力量，而不是死搬硬套的照著作戰守則去指揮部隊作戰。
因為戰鬥單位本身就是一個非常靈活的戰鬥編製體系，所以在2047年發起的軍事改革中，共和國陸軍的編製改革重點落在了落實上，即讓全軍官兵，特別是基層軍官熟悉與掌握多兵種協同作戰能力。
當然，編製改革的另外一個重點就是「擴編」。
因為在中東戰爭後，顧衛民並沒解散由緊急徵召的大約10萬名退役軍人組成的5個野戰軍級預備役部隊，而是將這5支預備役部隊以常備預備役部隊的方式保留了下來，並且給予正規軍人的待遇，在2045年的時候，顧衛民還推動出台了《常備預備役軍事力量組建與調動法》，明確了這支10萬大軍的使用範圍與使用方式，所以裴承毅在2047年推行軍事改革的時候，只要能夠克服立法上的障礙就能將這10萬大軍改變成5個戰鬥單位，將共和國陸軍的一線常備兵力提高到30萬。雖然絕對增加值並不大，但是相對增加制卻達到了50%的驚人比例！
長期保持一支規模較小的陸軍，對共和國軍事力量的影響並不大。
前面提到過，第三次軍事改革的一個主要項目就是在陸軍推行「士官制」，即絕大部分技術軍人與大部分戰鬥軍人都是士官，真正的士兵並不多，而且士兵基本上都是軍士。如此一來，共和國陸軍在緊急時期擁有非常驚人的擴張能力。中東戰爭中，共和國陸軍的擴張能力就得到了檢驗。以傷亡較大的第八戰鬥單位來說，在離開戰場的時候，該部隊已經更換了大約三分之二的官兵，補充的新兵中，有大約八成來自訓練不足的民兵部隊。根據該戰鬥單位在戰場上的表現，佔總兵力一半左右的新兵並沒對戰鬥力產生嚴重影響，該戰鬥單位仍然能夠完成絕大部分作戰任務。
早在2045年左右，英國的戰略研究所就對共和國陸軍的擴充能力做了評估。按照該研究所發布的評估結果：以保持9成戰鬥力為準，共和國陸軍能夠通過吸收民兵與非常備預備役部隊的方式，在24小時之內將一線作戰部隊的規模擴充1倍，達到60萬（當時戰略研究所已經將10萬常備預備役部隊當成了一線作戰部隊）；以保持8成戰鬥力為準，共和國陸軍能夠通過徵召退役軍人的方式，在1周之內將一線作作戰部隊規模再擴充2倍，達到180萬，並且組建1支規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