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懸浮轎車駛過長安街的時候，絢麗的霓虹燈光透過單向玻璃照射進來，讓裴承毅產生了一種光怪陸離的感覺。從24小時向遊人開放的西苑公園外經過的時候，一股莫名的衝動從裴承毅的心底冒了出來。
恍然回首，裴承毅才發現，8年時光如同彈指揮間，剎那間一切都成為了過去時。
在中東戰爭中復出之後，裴承毅沒能成為簽署停戰協議的聯合指揮官。2041年底，按照李存勛的安排，裴承毅將前線司令官的位置讓給了袁晨皓，帶著一個還算圓滿的結果回到共和國首都。次年年初，裴承毅的人事關係由總參謀部轉到了國防部。雖然裴承毅並沒因此成為國防部官員，但是誰都知道這是他成為國防部長的前奏。也就在這一年的上半年，發生很多的事情。
首先是共和國與美國主導的「庫爾德與敘以衝突一攬子停戰談判」取得重大進展，在雙方均做出讓步的情況下，在最為關鍵的兩個問題，即庫爾德人自治與敘以停火線的劃分上達成了共識。針對前一個問題，在共和國答應在停火協議正式生效後的10年之內不支持庫爾德人獨立建國之後，美國當局統一以接納土耳其當局主要領導人政治避難的方式，通過全民大選重新組建土耳其的中央政權。針對後一個問題，在美國承認敘利亞擁有戈蘭高地與美以聯軍佔領區的主權，以及阻止以色列在戈蘭高地之外的佔領區修建猶太人移民點之後，共和國接受了以實際控制線為停火線的提議，並且答應單方面向後撤軍5千米，建立軍事停火隔離區。
可以說，這是持續了快1年的停火談判中取得的最為重大的進步。
當然，停火談判並沒因此而收穫成果。
實事求是的說，除了這兩個問題，制約停火談判的問題還有很多，而且起到決定性的重大問題也有很多。比如在庫爾德人問題上，共和國一直不肯在「邊境管理問題」上做出任何承諾，即模糊庫爾德人問題，甚至在談判期間通過兩伊政府鼓動伊朗與伊拉克的庫爾德人湧入佔領區。更重要的是，共和國一直沒在「佔領區民族過程問題」上做出答覆，也有正式保證佔領區內的土耳其人享有平等待遇，只是含糊其詞的表示會遵守人道主義原則，從而造成了大量土耳其人逃離佔領區。同樣的，在南方佔領區的相似問題上，美國當局也不肯做出太多的保證，比如阻止以色列軍隊驅逐佔領區內的敘利亞人，以及通過佔領區向黎巴嫩滲透等等。
以當時的情況，沒人相信雙方能在2042年簽署停戰協議。
萬幸的是，雙方實際上已經處於停戰狀態。
雖然在談判遇到困難的時候，雙方都會採取軍事行動，特別是在某一方希望在談判桌上獲得某個成果的時候，更會在戰場上向對手施壓。可以說，停戰談判開始之後，兩條戰線上的戰鬥就沒有停止過，1年多下來，大大小小的戰役與戰鬥打不了下100場。但是從整體局勢來看，雙方均無大打的意圖，而且每次軍事行動均有明確的外交目的，也就很容易被對方識破。比如在2041年底，因為裴承毅即將離任，所以美軍想藉此機會在北方戰線上取得突破，發起了代號「風雹」的進攻行動，重點攻打馬拉蒂亞，結果與共和國軍隊在該地區激戰近1個月，雙方均有上千名官兵陣亡。又比如在2042年初，袁晨皓為了改善與蘇勁輝的關係，批准了由蘇勁輝策劃的代號為「雷霆」的突出部進攻行動，出動了2個戰鬥單位的近4萬官兵，以及敘利亞國防軍的3個師的5萬官兵，圍攻由美以聯軍控制的伊茲拉鎮，在前後總共11天的戰鬥中，殲敵近3000人，取得了2042年的開門紅。也就在雙方相互妥協的時候，為了讓對方做出最大限度的讓步，雙方几乎同時在南北兩條戰線上發起了以火力打擊為主的戰役行動，在短短數天之內消耗了數十萬噸彈藥。不管怎麼說，這些軍事行動的目的都非常有限，而且往往在達到目的之前就會結束，不會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惜一切代價的擴大軍事行動的規模。
這種打打停停的方式既有好處，也有壞處。
好處是，雙方的政府不需要立即向民眾解釋為什麼沒有取得全部的勝利。壞處是，巨大的戰爭消耗讓雙方政府都吃不消。
事實上，到2041年底的時候，雙方在中東戰場上已經開始拼消耗了。
雖然戰線沒有因為長期的交戰行動發生重大變化，但是在久拖不決的談判中，雙方的戰爭消耗都非常驚人。
根據美國國防部在2042年中期提交的2041財年度戰爭經費開支報告，在總共17萬億美元的戰爭開支中，大約有11萬億花在了大規模戰役結束之後的局部衝突中，其中又以談判期間的軍事衝突為主。也就是說，打打停停的戰鬥消耗了大約65%的戰爭經費，遠遠超過了正面戰鬥。
毫無疑問，共和國的戰爭開支也非常驚人。
根據2042年底發布的2041財年度國防開支藍比書中公布的相關信息，共和國中央政府在當年的戰爭開支高達50萬億元，其中在2041年8月3日之前支出的僅僅只有20萬億元，其餘30萬億元均是在停戰談判開始之後支出的。也就是說，停戰談判期間的戰爭開支也超過了正面戰鬥的開始。而按照共和國中央政府在2042年7月提交的新財年度政府主要預算中提到的數據，該財年度的預計戰爭費用高達40萬億元，而在正常情況下，實際開支至少會超出25%。
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極為驚人的戰爭開支，讓雙方的戰爭熱情迅速降溫。
相對而言，巨大的人員傷亡更加令人觸目驚心。
根據美國政府在2041年底公布的相關數據，正式停戰談判之前的軍人傷亡與失蹤人數為71826人，其中陣亡官兵14642人（海軍6742人）、傷殘52183人（海軍4788人）、失蹤5001人（海軍3874人），扣除海軍與空軍的陣亡與失蹤官兵之後，美國陸軍在地面戰爭中的陣亡與失蹤官兵僅有8000人左右。實事求是的說，在與共和國軍隊交戰中，這點陣亡人數根本不算多。從停戰談判開始，到2042年中期，也就是將近1年的時間內，美國陸軍在零星戰鬥中的傷亡與失蹤官兵竟然超過了3萬人，其中陣亡與失蹤官兵大約12000人，遠遠超過了前期主要戰役階段。
與美軍相比，共和國軍隊的傷亡數字要小一點，但是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在前期大規模作戰行動中，共和國陸軍僅陣亡與失蹤5000餘人，而在停戰後的近1年內陣亡的官兵超過了8000人。雖然在一場持續1年、而且與另外一個超級大國的戰爭中陣亡13000餘名官兵不算太多，但是從共和國在2015年之後經歷的多次大規模戰爭來看，這個數字已經超過了印度戰爭，僅此於半島戰爭。更重要的是，並不是所有人都認為共和國應該捲入中東地區的紛爭，也就不是所有公民都支持政府的戰爭決策。對於已經富裕、一心只想保護自己的幸福生活的共和國公民來說，很難接受如此巨大的戰爭傷亡。
不可否認，巨大的戰爭傷亡，讓交戰雙方都得面臨強大的國內反戰壓力。
在2041年底，也就是停戰談判幾近破裂，雙方劍拔弩張的時候，美國與共和國國內先後爆發了規模浩大的反戰示威遊行。在2041年12月1日到24日期間，數千萬美國人走上街頭，要求美國政府從中東地區撤軍，以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中東爭端。在同一時期內，共和國國內也發生了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反戰示威遊行，全國數十個大城市中，成千上萬的公民以靜坐等方式反對政府的戰爭行為。
相對而言，共和國國內的反戰示威遊行更值得關注。
根據記者調查，在共和國國內的反戰示威遊行中，參與者的年紀多在20歲到40歲之間，也就是說，多數示威者都是在21世紀出生的新一代公民。正是這些人的積極支持，推動了共和國的政治改革，為共和國建立起民主政治體制打下了基礎。也正是這些人，利用政治改革的成果，開始影響政府的決策，改變了共和國的前進方向。
當然，歸根結底，共和國國內的反戰示威遊行與所進行的戰爭有很大的關係。
雖然按照部分西方新聞媒體的報道，共和國民眾舉行聲勢浩大的反戰示威遊行，是在反對政府窮兵黷武的對外政策，是愛好和平的直接體現，但是明白人都知道，共和國民眾反對的不是政府的政策，而是不希望在一場與共和國沒有太大關係，至少沒有太多直接關係的戰爭中犧牲共和國的軍人，降低共和國民眾的生活品質。要知道，就在幾年前，共和國軍隊橫掃整個南亞次大陸，將1個擁有17億人口的國家變成戰場的時候，因為這場戰爭的直接受益者就是共和國的老百姓，所以並沒有多少共和國公民站出來反對政府的戰爭行徑，更沒人出來進行反戰示威遊行。
這種為了自身生存與發展而產生的狹隘民族主義思想，在某些時候並不完全是壞事。
王元慶在2039年參加中山大學115周年校慶時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