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幾個小時，裴承毅終於搞明白了當前、也就是2041年初的國際局勢。
歸根結底，一切都得從2038年的敘以戰爭算起。這場激戰4個小時、拖了21天的戰爭把中東軍事由冷變熱，再由熱到溫。用「溫」來形容「後敘以戰爭時期」的中東局勢，可以說是再貼切不過了。雖然全世界都知道，在共和國與美國分出高下之前，中東地區的局勢就不會降溫，但是所有人都相信，在共和國與美國均不願意直接過招的情況下，中東地區的衝突不會變成戰爭。
如此一來，中東地區的國家鬥爭變成了「耐力賽」。
敘以戰爭之後，中東地區的主要國家紛紛調整了基本政策。不管是繼續依靠美國的以色列、還是在中美間搖擺不定的埃及、死心塌地追隨共和國的敘利亞，以及與歐盟往來頻繁的約旦、奮發圖強的伊朗等等國家，其「新政」的一個核心內容就是解決國內矛盾，為長遠發展打下基礎。
拿敘利亞來說，戰爭結束後，在政策的大力推動下，國內經濟增長速度不降反增，連續3年都是中東地區發展最快的國家。特別是在位於幼發拉底河上游、代爾祖爾省首府代爾祖爾的「薩蘇哈德電站」（4座5000兆瓦級可控聚變核電站的第一座）的一期工程在2040年底竣工、正式併網發電之後，敘利亞的國民經濟像打了雞血一樣，在2040年的最後一個月與2041年的第一個月分別創造了環比增長11%與同比增長16%的紀錄。要知道，在經濟一直不景氣的中東地區，這樣的發展速度絕對是奇蹟。雖然用經濟學家的話來說，因為敘利亞是第一個從共和國引進可控聚變核電站的國家，而且引進的是世界上最先進的1000兆瓦級反應堆（每座電站均有5座反應堆，分3期建成，當時其他國家引進的可控聚變核電站的反應堆功率都在500兆瓦以下，比如約旦從法國引進只有400兆瓦、埃及從共和國引進的只有500兆瓦、土耳其從美國引進的也只有500兆瓦，以色列自研的則只有250兆瓦），電力成本在各中東國家中最低，對國際資本有足夠大的吸引力，所以吸引了大批投資，特別是來自共和國的投資，使其經濟有了飛速發展。但是任何經濟學家都不能否認，如果不是敘利亞當局銳志改革，推出了很多重大政策，從根本上確保了國際投資的利益，那麼點電力成本優勢根本不足以吸引到幾千億元的投資，共和國的資本家也沒有理由放棄國內市場，到一個沒有任何保險的國家去賺刀頭上的錢。
事實上，敘利亞的變化就是整個中東局勢的縮影。
用西方新聞媒體的評論來說，敘利亞在戰敗之後不提報復，而是埋頭髮展經濟，不是敘利亞不想報復，而是要為報復做好充足準備。正是如此，很多西方新聞媒體認為，正是共和國的影響讓敘利亞成了中東地區的不安定因素。毫無疑問，這是沒有任何根據、也沒有任何道理的言論。如果因為懷疑某個國家繁榮強盛會對周邊的國家構成威脅，就剝奪該國民眾追求幸福的權利，那麼西方國家倡導的「人類文明共同進步」就是一句空談，更是為了維護西方文明利益的謊言。
事實上，「人類文明共同進步」本身就是謊言。
如果人類文明能夠共同進步，就不會存在國家與民族的界線了。更重要的是，文明共同進步的基礎條件就是經濟共同發展，消除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差距，而掌握著大部分資源的發達國家是不可能與發展中國家一起進步的，因為發達國家的基礎，或者說發達國家發家致富就是建立在剝削髮展中國家的基礎之上的。
不管怎麼說，中東局勢並不平靜。
在此情況下，最受關注的還是伊朗，因為2038年6月份，即敘以戰爭結束後不久，伊朗當局就喊出了「改革」口號。
事實上，伊朗的改革在2024年，也就是伊朗戰爭結束後就開始了。
當時，伊朗百廢待興，除了糧食供應勉強能夠自給自足之外，其他所有資源都需要進口，因為煉油廠遭到嚴重破壞，就連成品油都需要進口。可以說，6000萬伊朗人必須在廢墟上重建家園。毫無疑問，要想重建，就得依靠國際援助。因為美國確實理虧，所以在伊朗進行重建的時候，美國並沒橫加干涉。當時，除了美國之外，包括所有歐洲國家在內，大部分國家都為伊朗提供了援助。當然，絕大部分國家只是象徵性的提供援助，連英國、西班牙等發達國家都只意思了一下。
真正幫助伊朗進行戰後重建的是共和國與俄羅斯。
雖然共和國與俄羅斯在伊朗發展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畢竟兩國都想借伊朗進入中東地區，但是在最關鍵的問題上，即伊朗國內改革方面，兩國的態度是一致的，畢竟不管是共和國還是俄羅斯，都受到了伊斯蘭極端組織的威脅，如果能夠消除極端組織的最大靠山，就能從根本上改善國內安全狀況。為此，共和國與俄羅斯提供援助的時候，都明確表示，伊朗必須進行改革。
當然，說到具體的改革措施，共和國與俄羅斯就有矛盾了。
俄羅斯的想法簡單直接，那就是伊朗當局必須從政治改革開始，先糾正政治錯誤，再發展經濟。共和國的想法卻很委婉，即首先解決6000萬伊朗人的生存問題，在經濟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之後再考慮政治改革。雖然在外界看來，俄羅斯與共和國都在應用自身改革的經驗，因為俄羅斯就是在一夜之間成立的，並且在一夜之間完成了政治改革，等國家挺過政治改革的鎮痛之後才開始經濟改革，共和國走的則是截然相反的道路，先搞經濟改革，等到經濟改革收穫成果之後才搞政治改革。但是從本質上講，兩國不是在推行改革經驗，而是在爭奪伊朗利益。原因很簡單，如果按照共和國的方案做，誰想控制伊朗，誰就得投入更多的本錢。毫無疑問，俄羅斯沒有足夠的本錢，與共和國拼資本，肯定會輸得很難看。為了國家利益，俄羅斯只能設法在伊朗製造點麻煩。
問題是，誰也不能忽略伊朗當局的選擇。
共和國與俄羅斯提出重建建議的時候，伊朗當局就看穿了兩個「盟國」的意圖。擺在伊朗當局面前的選擇非常棘手，事實上不管投靠哪一方都得進行政治改革，區別只是早改與晚改。毋庸置疑，對當時仍然把持著伊朗的最高精神領袖來說，最好是別提政治改革，如果必須得改，那就越晚越好。
如此一來，共和國與俄羅斯斗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伊朗當局已經做出了選擇。
這就是後來大家所熟知的，在2025年到2030年間，伊朗換了11位總統與17屆政府的根本原因。伊朗採用了共和國的重建建議，卻在政策上傾向俄羅斯。也就是說，伊朗當局想藉助共和國的幫助完成戰後重建，再利用俄羅斯的影響來抵制政治改革，最終既得到了共和國的援助，又避免了政治改革。毫無疑問，伊朗當局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因為主導重建與改革工作的是伊朗總統，至少名義上是伊朗總統，所以在共和國非常不爽的時候，伊朗當局就用換湯不換藥的方式來應付共和國。顯然，應付不可能持續太久。進入21世紀的第四個10年，共和國的耐心終於用光了。隨著共和國以伊朗當局沒有兌現保護共和國商人在伊利益的承諾為由，不但終止了對伊無償援助，還暗中限制國內商人去伊朗投資。正是共和國的憤怒之舉，使伊朗的第一次改革以失敗告終。因為這場持續了5年的改革充滿了政治鬥爭與大國利益鬥爭，所以其改革本質反而不為外界所知。
時隔8年，伊朗再次開始改革，問題就沒有這麼複雜了。
雖然在包括絕大部分西方媒體在內的大部分人看來，年僅六旬的伊朗總統內賈德（正是在2005年6月當選，率先提出了伊朗改革理念的前總統內賈德的兒子）提出改革，除了繼承父親的遺志之外，主要原因就是應對外界壓力，通過改革振興伊朗。目的沒有錯，但是推動改革的主因不是外界威脅，而是伊朗的國內矛盾。
從某種意義上講，伊朗戰爭後的戰後重建，實質上就是社會財富再分配。
為了鞏固政權，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必須高度重視軍人的利益訴求，也就是讓那些在戰爭中立下了汗馬功勞的軍人得到好處。如此一來，在進行戰後重建的時候，伊朗國內湧現了數十個通過軍功獎賞起家的大家族。利用最高精神領袖富裕的特權、加上軍隊里的影響、在短短10多年間，這幾十個大家族就掌控了伊朗的經濟命脈，成了貨真價實的食利者。用一名在伊朗生活了一輩子、直到2040年退休後才離開伊朗的瑞典外交官的話來說，伊朗戰爭之後，伊朗的問題就是50個大家族的問題。根據一些西方新聞媒體的報道，僅在與俄羅斯合作建立國際能源組織的時候，伊朗的50個大家族就收穫了數萬億美元，而這些通過出口資源換來的金錢，原本應該落入伊朗民眾的口袋來，流入伊朗國內市場，促進經濟循環，推動經濟發展。
毋庸置疑，在這輪財富大洗牌中，伊朗民眾沒有得到多少好處。
可以說，伊朗能夠在戰爭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