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問題，歸根結底是17億人的生存與發展問題。
用某家西方電視台的報道來說：印度戰爭之前，印度的問題是幾百個婆羅門貴族爭奪利益而產生的問題一，而印度戰爭之後，印度的問題就17億貧苦大眾獲得生存與發展機會的問題。
這句話從根本上反映出了印度的國情，也反映出了共和國面臨的問題。
當初，裴承毅退出競爭總參謀長的行列，主動提出前往南亞戰區司令部，就是因為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南亞戰區司令部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需要一個非常了解當地局勢的司令官。王元慶沒有同意裴承毅的請求，把剛剛晉陞為陸軍少將的袁晨皓派了過去，也是因為袁晨皓全程參與了印度戰爭，是共和國軍人中，除了裴承毅之外，最了解印度與南亞局勢的將領。
雖然年輕了一點，但是袁晨皓在南亞戰區司令部的表現可圈可點。
當然，裴承毅早就明白元首這麼安排的用意。
從根本上講，共和國在印度的處境比較尷尬。早在戰爭爆發前，王元慶就明確提到了戰後問題，即如何解決戰後的印度社會矛盾。正是如此，在制訂戰爭計畫的時候，裴承毅準確無誤的抓住了重點，一再縮短戰爭進程，以便讓王元慶有足夠的時間來處理戰後的印度社會問題。即便戰爭以對共和國最有利的形式結束，戰後的善後工作仍然非常棘手，對共和國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擊敗印度軍隊容易，可要改變印度人的思想觀念卻不容易。
從某種意義上講，共和國要想擊敗印度，只能利用印度的內在矛盾，也就是用印度人對付印度人，在更深的層次上尋找突破口，而不僅僅是採取軍事行動。這麼看的話，第四次印度戰爭結束後，共和國的「印度攻略」就正式啟動了。
最有標誌性的事件就是共和國主動邀請印度成為「中國-南亞市場共同體」的觀察國。
雖然提出這一設想的是趙潤東，但是將其變成事實的則是王元慶。即在王元慶回到中央之後，也就是2022年底，由他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之後，共和國當局才積極推動印度以觀察國身份加入市場共同體。當時，持反對意見的人不在少數，甚至連部分高層官員都認為王元慶此舉形同玩火，向印度開放市場，幫助印度發展經濟，簡直就是與虎謀皮。雖然當時王元慶的主張很明確，即改善與印度的關係有三個目的，一是佔領印度市場、二是利用印度的龐大勞動力，三是維護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這三點都對共和國有好處，所以王元慶的主張得到了包括趙潤東在內的大部分高層領導的認同與支持。加上當時共和國正在積極謀劃日本（半島戰爭實際上是「日本攻略」的一部分，只是因為日本當局極為明智，沒有捲入才使其成為了一場針對美國的戰爭），需要穩住印度，也就需要在經濟上做文章。但是從事後的角度來看，王元慶此舉的第四個目的更加重要，那就是以幫助印度發展經濟為名，在印度培養一股新型勢力，逐步引發與激化印度的社會矛盾，從而達到「以印製印」的目的。因為第四次印巴戰爭是在紀佑國執政時期進行的，「中國-南亞市場共同體」也是在紀佑國的全力支持下成立的，加上王元慶與紀佑國的特殊關係，所以有足夠的理由相信，王元慶的對印戰略很有可能是紀佑國一手策劃的，甚至可以說，王元慶能在2022年回到中央，以國家副元首的身份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與正式實施紀佑國的對印戰略有很大關係，要知道，在此之前趙潤東並沒在對印戰略上採取得里措施。
由此可見，即便沒有印度戰爭，印度也會衰落。
從國際角度看，印度戰爭是印度稱霸南亞與印度洋、從而躋身世界列強的戰略野心與共和國已經成為超級大國、力圖控制東方世界的戰略決策之間的矛盾；從國內角度看，印度戰爭是控制印度的利益集團、及婆羅門貴族為了追求最大利益與印度的民族精英、也就是在對外開放中逐步強大起來的民族資本家與民族企業家為了維護民族利益而形成的矛盾。只要認清了這兩個問題，就知道該如何處理印度的國內矛盾了。
事實上，王元慶力排眾議，沒有肢解印度，就是為了利用印度的國內矛盾。
設想一下，如果按照普通人的想法，共和國在取得軍事勝利之後，為了一勞永逸的消除印度的威脅，按照印度的民族組成結構，將印度肢解為數個、甚至數十的國家，即便印度斯坦族的人數較多，也可以分解為幾個國家，或者按照王元慶對付印度的辦法，在印度斯坦族的基礎上成立一個較為鬆散的聯邦制國家，共和國能夠輕易的控制印度嗎？
毫無疑問，答案是否定的。
肢解印度不是難事，難的是，如何維護局面，也就是讓新成立的國家生存下去？
別的不說，光是維護幾個、乃至幾十個新國家，共和國就得投入難以想像的人力、物力與財力，結果肯定是勞而無獲。關鍵是如何牽制人口最多的印度斯坦族？雖然印度斯坦族只佔印度總人口的40%多，連一半都不到，但是乘以印度的人口基數，那就是8億人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除了印度斯坦族，人口第二多的泰盧固族只有大約1.4億人，而最想獲得獨立的阿薩姆族僅僅只有幾千萬人。也就是說，在17億印度人中，印度斯坦族不但人口最多，而且沒任何一個少數民族能夠挑戰其主導地位。如此一來，即便將印度肢解成了數個或者數十個國家，印度斯坦族也會想方設法的再次完成統一，甚至有可能利用統一戰爭，大量消滅其他少數民族，最終使印度斯坦族成為印度的「多數民族」。雖然陷入戰亂的印度，不大可能對共和國構成威脅，但是誰也不能否認，共和國要的不是一個戰火不斷的印度，而是一個和平穩定的印度，因為共和國發起印度戰爭的主要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利用印度的市場與勞動力解決共和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
事實上，印度戰爭還沒結束，共和國就遇到了相似的挑戰。
戰爭後期，西方新聞媒體一再宣稱共和國將肢解印度，並且藉此機會吞併印度的部分地區，比如印度南端的喀拉拉邦（面向印度洋，擁有卡特利特、科欽、特里凡得琅等深水良港），而美國與歐洲當局也一再表示，對共和國的戰後政策感到高度擔憂，希望共和國能夠理智的解決印度問題。
種種因素都限制了共和國在印度的政策。
說簡單點，如果共和國不能妥善解決印度問題，不但會遭到國際社會譴責、給西方國家可趁之機，還會陷入印度泥潭。
戰爭結束後，西方國家就採取了行動，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向共和國施加壓力。
可以說，裴承毅沒能去成南亞戰區司令部，與西方國家的干預行動有很大的關係。不管怎麼說，正是裴承毅指揮共和國軍隊擊敗了印度，如果再讓裴承毅去南亞戰區司令部，負責印度的佔領工作，肯定會給西方國家更多的借口。雖然袁晨皓也參與了印度戰爭，但是他的名聲與威望均不如裴承毅，影響自然小得多。
當然，在印度的戰後問題上，共和國早就有所準備。
從某種程度上講，共和國扶持以蘇沃斯為首的印度臨時政府上台，已經用非常含蓄的方式宣布了對印政策。
如果完全站在共和國的立場上，蘇沃斯肯定不是理想人選。
按照某西方通訊社的評價，蘇沃斯是印度精英階層的代表。
何謂「精英階層」？用印度的標準衡量，所謂的「精英階層」就是出身貧微，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胸懷大志、為民族與國家奮鬥、具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人才。也就是說，衡量「精英階層」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是否在為民族與國家奮鬥。
毋庸置疑，蘇沃斯卻似乎是印度精英階層的代表。
這一身份，決定了蘇沃斯的政治傾向，即倒向共和國只是一時的權益之舉。
換個角度看，王元慶敢於扶持蘇沃斯，也是考慮長遠。
因為蘇沃斯在西方世界、特別是西方民眾心目中的形象非常高大，多年前，甚至被某些西方新聞媒體當成反抗暴政的自由鬥士進行宣傳，所以由蘇沃斯上台執政，印度臨時政權更容易得到西方世界的認同。當然，王元慶的主要目的肯定不是讓蘇沃斯去當擋箭牌，而是蘇沃斯的政治主張正好符合共和國的根本利益。前面提到過，共和國發起印度戰爭的根本目的是要利用印度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因此需要幫助印度發展經濟，需要將印度變成一個潛力巨大的市場，更加需要讓印度保持穩定。毫無疑問，這些需求與蘇沃斯的政治理想基本上一致，或者說，蘇沃斯要想實現政治理想，也得做好這幾件事。因此在印度具有再次向共和國發起挑戰的能力之前，蘇沃斯絕對不會站到共和國的對立面上去。
關鍵就在這裡，印度有機會再次挑戰共和國嗎？
毫無疑問，這種可能性是沒有人可以否定的。從某種角度來講，除非人類文明實現了大統一，不然印度遲早會成為共和國最強大的對手。問題是，短期之內，也就是二十到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