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的政治局勢將何去何從？
全球新聞媒體都在尋找答案的時候，遠在地球另外一邊的裴承毅也在考慮這個問題。
雖然裴承毅不是政治家，也沒有進入共和國的決策圈，但是作為軍人，他比其他人更能明白王元慶的處境，因為在他看來，元首在這個時候拋出「修憲理論」，想用修改憲法的方式完成離任前的最後一輪改革就是一場必須戰勝眾多強敵、只能勝不能敗、沒有第二條出路的「總決戰」。更重要的是，身處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裴承毅算得上半個局外人，不但能夠更加方便的了解境外媒體的新聞報道，還能以不同的視角觀察共和國的局勢，從而得出獨到的結論。
在裴承毅看來，1年多前發生的事情就為現在的局勢埋下了伏筆。
追根溯源的話，印度戰爭中的東線決戰後期，王元慶採納裴承毅的建議，對總體戰爭計畫做出全面調整就是整個事件的根源。要知道，按照最初的戰爭計畫，印度戰爭最快也只能在2036年下半年結束，最晚則有可能拖到2036年底。因為王元慶不會將戰爭交給下一任國家元首，所以印度戰爭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拖到2037年。如果按照最初的計畫進行，王元慶將在2037年初將政權移交給顏靖宇，由這個「理想接班人」繼續推進政治改革，再用10年實現政治改革的宏偉目標。雖然裴承毅從來沒有仔細考慮過，但是以當時的局勢，如果上台的是顏靖宇，出任總參謀長的肯定是裴承毅。原因很簡單，顏靖宇深受王元慶影響，不但銳意改革，而且擁有推進改革的膽識與魄力。在所有必要因素中，顏靖宇只缺少來自軍隊的支持，因此需要一名在軍隊中擁有崇高威望，又具有一定政治頭腦的總參謀長。不管從哪個角度看，裴承毅都是最佳選擇。
也許在很多人看來，裴承毅在印度戰爭中的絕佳表現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但是裴承毅從來沒有後悔過，原因很簡單，裴承毅的理想並不是成為總參謀長，或者說，不是在這個時候成為總參謀長。
在半年內打贏印度戰爭，既有好處，又有壞處。
古話說得好，欲速則不達。
制訂戰爭計畫的時候，把整場戰爭的持續時間訂在1年左右，既不是王元慶心血來潮的決定，也不是裴承毅無中生有的臆測，而是經過周密演算與反覆推演後得出的結果。也就是說，戰爭到底打多久，不僅僅由對手的實力決定，還得由共和國的實力決定。戰爭不僅是戰場上的鬥爭，還是戰場外的鬥爭。對共和國來說，擊敗印度軍隊並不難，難的是如何維護印度的戰後局勢。用1年左右的時間進行大規模作戰，是各種因素疊加的折中結果，也是各種因素相互妥協的最佳選擇。當裴承毅把這個時間縮短一半以上的時候，雖然能夠最大限度的降低戰爭傷亡、減少戰爭開支，但是在其他方面卻造成了許多難以預料、也無法控制的嚴重後果。別的不說，2036年，共和國的最大一筆開支就是對印援助。雖然無法準確統計出共和國在戰後投入印度的援助資金，但是按照最保守的估計，因為準備不充分，共和國在戰後的對印援助規模肯定比最初計畫的增加了30%以上，對共和國造成的經濟損失在5萬億元以上。
除了經濟上的影響，對政治改革造成的影響也不可低估。
按照裴承毅的猜測，因為戰後開支遠遠超過預算，所以王元慶不得不在2036年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以求獲得更多擁護政治改革的利益集團、特別是民族資本家與民營企業集團的支持。改革本身就是一個系統工程，經濟與政治又相互影響，王元慶不可能只在經濟領域做文章。更重要的是，政治改革走到這一步，既得利益者要求的不僅僅是經濟利益，更加渴望獲得政治利益。
別說裴承毅是具有政治頭腦的軍人，就連普通軍人都能感受到國內鬥爭有多麼激烈。
通過紀佑國發起的「產業結構調整」，共和國的民族資本家與民營企業飛速崛起，特別是藺彥博、李成文、葉永畿等一大批華僑華商帶在在海外積累的財富回到國內之後，民間經濟利益集團迅速發展壯大。雖然在趙潤東執政期間，共和國的改革一度限於停滯狀態，但是趙潤東很好的繼承了紀佑國的改革路線，並且以「休養生息」的方式鞏固了紀佑國的改革成果，讓一大批在控制了社會公共資源的國營企業面前還略顯稚嫩的民營企業得到了發展壯大的寶貴機會，包括「中重集團」在內的數十家在王元慶執政期間進入全球500強行列的民營企業就是在這個時候打下基礎的。到了王元慶開始推行「政治改革」的時候，共和國的民族資本家與民營企業家追求的不再是經濟利益，而是政治權利。問題是，沒有任何一個利益集團願意心甘情願的讓出既得利益。站在2027年的角度來看，當時的既得利益集團絕對不是民族資本家與民營企業家，而是國營企業，特別是那些把控著國營企業，利用掌握的公共資源與公共權力牟取利益的高層管理者。
可以毫不誇張的說，政治改革的10年，就是利益集團鬥爭的10年。
作為軍人，裴承毅非常清楚這10年間發生了什麼事情。當初在總參謀部擔任作戰處處長的時候，裴承毅參加過J-16與J-17兩種戰鬥機的基礎研發工作。雖然這兩種第五代戰鬥機的研製與生產工作最終都交給了民營企業，但是就裴承毅所知，在競表階段，幾家國營企業不但佔盡了優勢，還拿到了更加豐厚的預研合同。如果不是國營企業太不爭氣，笑到最後的肯定不是民營企業。
當然，受集團鬥爭牽連的個人也不在少數。
日本戰爭後，在裴承毅離開總參謀部去進修之前，光是被移交給司法機構依法量刑的總參謀部高官就超過了10人，而這些人中至少有一半與利益鬥爭有關。就裴承毅所知，至少有2人是在軍隊常備物資採購的問題上，因為收受賄賂而鋃鐺入獄。
不管怎麼說，如果國內鬥爭失去控制，就只有壞處，沒有好處。
印度戰爭之前，國內鬥爭還在控制之中。不管鬧得有多嚴重，最終總能用一種冠冕堂皇、或者利益攸關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得到解決。
問題是，印度戰爭之後，國內鬥爭變得更加激烈，就沒有這麼容易解決了。
實際上，裴承毅放棄競爭總參謀長的位置，就與過於激烈的國內鬥爭有很大關係。
這也不難理解。以裴承毅的個性，肯定不會在沒有任何把握的情況下冒險。印度戰爭結束後，裴承毅只能肯定一件事情，那就是王元慶絕對不會謀求第三屆任期，將在2037年初卸任。如此一來，裴承毅就得為自己的前程而三思。在王元慶沒有明確下任國家元首的情況下，爭取總參謀長很可能是「自尋死路」。在裴承毅看來，如果繼任者不是顏靖宇，而是顧衛民，不管是誰都不可能在總參謀長的位置上取得超越項鋌輝的成就，更不可能成為彭茂邦那樣的總參謀長。即便在2035年底，裴承毅也有足夠的理由相信，王元慶很有可能把位置讓給顧衛民，讓顏靖宇在五年或者十年後接任，把未完成的改革重任交給顧衛民，讓顏靖宇在相對輕鬆的環境下，率領共和國進入新時代。如此一來，裴承毅就沒有任何理由去競爭總參謀長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在裴承毅看來，真由顧衛民繼任，很有可能在2042年或者在2047年爆發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也就是說，在2037年出任總參謀長，不管在政治上做出何種選擇，都得經歷這場鬥爭。因為總參謀長是軍人，不是政治家，所以很有可能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選擇去裝備辦公室，就是裴承毅的應對措施。
2036年，裴承毅看到了很多，也了解了很多。
與他的判斷一樣，雖然王元慶解決了很多問題，但是共和國的內部鬥爭並沒消停，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所有的矛盾多指向同一個終點，既2037年初的政權交接。
一年多來，有件事情讓裴承毅一直想不明白。
按照他的判斷，如果王元慶決心在2037年退出共和國的政治舞台，解決國內矛盾的時候，就應該採取懷柔政策，而不是繼續他那一套鐵腕手段。事實是，王元慶並沒有以溫和的方式解決內部矛盾，仍然堅持其一慣原則。最初的時候，裴承毅還認為王元慶將謀求第三屆任期，因為只有他留下來，才能收拾爛攤子。可是很多跡象表明，王元慶根本沒有第三次出任共和國元首的想法。
直到2月23日，裴承毅才猛然醒悟。
為了以最穩妥的方式達到目的，王元慶採用了最出人意料的方法。
最重要的是，王元慶的行動讓裴承毅明白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在政治改革開始的時候，共和國實際上遠沒有展現在外界面前那麼強大，而是疾病纏身，就算用「病入膏肓」來形容也不足為過。
想明白這一點，裴承毅就不難想到，政治改革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再想深入一點，也就不難明白，王元慶在離任前搞出這麼大的風浪，而不像是當年的趙潤東那樣靜悄悄的離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