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修正案」公佈於眾後，再也沒人懷疑王元慶是個「理想主義政治家」。
當天晚上，國家電視台的兩名播音員輪番上陣，總共用了2個半小時才讀完了「憲法修正案」（草案）的全部內容。雖然播音員的聲音中不含半點感情色彩，讓新聞報道顯得非常僵硬，但是對於密切關注共和國政權更迭的人來說，在2個半小時內獲得信息，足夠任何一家新聞機構忙上2個半月。
如同名字本身一樣，「憲法修正案」涉及到的內容就是對政治改革的總結。
當天晚上，全世界都熱鬧了。
用的話來說：「憲法修正案」吹響了政治改革「總攻」的號角，必將成為共和國的歷史轉折點。
半島電視台在報道相關消息時，除了用上了「歷史轉折點」之外，還明確提到，通過提出「憲法修正案」，王元慶對2013年由紀佑國發起的「產業結構調整」為開端、以政治改革為收尾的「新世紀改革」做了階段性總結，同時宣告了由紀佑國、趙潤東與王元慶共同開創的「黃金時代」的結束，共和國將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境外媒體毫不吝惜的讚揚，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憲法修正案」的重要性。
從共和國官方公布的消息來看，「憲法修正案」主要涉及五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現有體制下的全民所有土地、社會公共基礎設施、集體財產的所有制問題，二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選舉與產生方式，三是立法、司法與行政等國家公共權力的分配、監督與實施原則，四是國家最高領導人與中央政府的產生方法，五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以及各級政府部門的關係。
毫無疑問，這是關係到共和國基本制度的五個關鍵問題。
可以毫不客氣的說，不管是誰，只要在解決了其中的任何一個問題，都有資格進入共和國歷史上最偉大領導人的行列。正是如此，當王元慶提出「憲法修正案」之後，即便是最現實的評論員都會把他當成「理想主義政治家」。
王元慶有多大的把握走完政治改革的最後一步呢？
共和國國家電視台在做相關報道的時候已經給出了答案。作為共和國的官方喉舌，國家電視台的觀點實際上就是共和國最高當局的觀點，也就是王元慶的觀點。國家電視台提出「全民表決」，實際上就是王元慶傳達給全國公民的政治信號，是爭取民眾、特別是那些積極擁護政治改革的民眾支持的政治信號。王元慶這麼做，反映出了兩個現實問題：一是在共和國高層、特別是代表各大利益集團的代表中，絕不是所有人都支持「憲法修正案」，甚至會有很多人反對；二是民間支持「憲法修正案」的力度遠遠大於中央，公民對社會公共權利的訴求是推動改革的主要力量。
看清這兩個問題就不難明白王元慶有多大的把握了。
用半島電視台的評論來說，只要王元慶一如既往的發揮出其政治才華，沒有任何人能夠改變共和國的前進方向，「憲法修正案」很有可能在一個月之內首先在全體代表大會上獲得通過，然後在一年之內通過全民表決得到最終確定。
當然，勝利並不是唾手可得。
即便在最樂觀的人眼裡，要想讓「憲法修正案」在全體代表大會上獲得通過，王元慶都要做出卓絕的努力。
別的不說，首先就得解決「全民表決」的合法性問題。
按照共和國現行的法律，「全民表決」沒有任何法律效力，甚至不可能實現，因為共和國的國家權力是通過「代表制度」履行的，公民沒有直接履行權利的途徑。當然，王元慶也不是毫無準備，而是在「憲法修正案」中明確提出了「直選法」。問題是，用「憲法修正案」中的條款去佐證「憲法修正案」表決方式的合法性，在因果邏輯上並不成立。如此一來，王元慶必須在此之前用其他手段，比如出台行政法案或者臨時法案，首先承認「全民表決」的法律地位。
不管怎麼說，「憲法修正案」可以看成是共和國內部政治鬥爭的巔峰。
道路是艱辛的，前途也是美好的。
可以說，除了目標過於遠大之外，所有優勢都在王元慶的手中。軍隊不用多說，就算第三次軍事改革傷害了很多軍人的利益，因為項鋌輝要等到新政府成立之後，也就是向下任國家元首請辭之後才會離開總參謀部，而軍隊的高層，也就是「少壯派」早就與王元慶結成了「利益共同體」，所以只要王元慶還住在元首府，軍隊就會無條件的聽從指揮。民眾的支持更不是問題，在占共和國總人口大約七成的「改革派」中，就算不是所有人都會支持「憲法修正案」，也有絕大多數會站在王元慶這一邊；事實上，就連一些政治改革的反對者也能從中獲益，從而成為「憲法修正案」的支持者。最後就是全體代表大會的代表，如果不出所料，肯定有人提出反對意見，隨後在爭辯中通過新法案；用西方新聞媒體的話來說，共和國並沒形成真正意義上的議會制度，在所謂的「議會」中沒有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別，也就沒有不同的政治主張，絕大部分「議員」都是名副其實的「甭派」，也就是常說的「騎牆派」，只要大的政治方向沒有動搖，表決往往只是走過場的儀式化工作。
正是如此，從一開始，共和國的民眾就被美好的未來沖昏了頭腦。
當然，誰也不能否認「憲法修正案」給絕大部分共和國公民帶來的好處。
「土地所有制改革」方面，王元慶提出的方案比很多人想像的還要理想，不但針對既得利益群體做出了明確的規定，還對未來的利益分配問題做了規定。更重要的是，「土地所有制改革」不是單獨存在的，而是與「戶籍制改革」一同提出來的。僅此一點，就足以讓絕大部分共和國公民，特別是中產階級成為改革的堅定擁護者。要知道，「戶籍制」已經存在了2000多年，進入21世紀後成了共和國社會矛盾的主要誘引。別的不說，世紀初的高房價問題就與戶籍制有著密可分的關係。更重要的是，「戶籍制」存在嚴重違憲的嫌疑，因為「戶籍制」與憲法中規定的公民享有的社會公共權利相抵觸。按照王元慶提出的改革方案，除了將現有的「使用權」按照一定比例轉變為「所有權」之外，從新憲法生效之日開始，共和國現有的全民所有制土地中，除了公共用地、自然保護區、基礎設施用地之外，其餘土地將通過拍賣的方式私有化，變賣國有土地所得歸入「國家主權基金」，為全部公民共同享有；集體所有土地通過集體協商，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加以解決；從新憲法生效之日開始，戶籍制度全面作廢，在現有共和國居民身份管理制度的基礎上建立「共和國全民檔案」，「居民身份」變為「公民身份」，任何共和國公民從出生之日開始就擁有獨一無二的身份號碼，並且憑此號碼享受公民權利與履行公民義務。因為涉及到「公民身份」的細節問題太多，所以在官方公布的相關消息中沒有全面提及，只是強調了「公民身份」是確保公民自由活動與自由居住權的基石。當然，從立法的角度看，要想建立起完善的「公民身份制度」，需要的就不是一次憲法修正案這麼簡單了。
實際上，對絕大部分共和國公民來說，最看重的還是「憲法修正案」中的第二點。
簡單的說，第二點就是「直選法」。
政治改革搞了10年，在實現了縣市一級代表直選之後，通過直選產生國家最高權力機構與最高領導人早就成為了全國公民討論得最多的話題之一。王元慶不失時機的提出「直選」，擺明想藉此爭取全國絕大多數公民的支持。
問題是，「直選」並不是說句話那麼簡單。
早在2033年，也就是王元慶第二屆任期的第二年，就有代表提出，應該儘快強化共和國的「兩級議會」，為加大民主政治改革打下基礎。隨後就有代表提出了擴大協商大會許可權範圍的法案，想藉此提高協商大會的政治地位。當時讓外界不太理解的是，在推行「兩級議會制」的時機已經成熟的情況下，王元慶竟然無動於衷，沒有把代表的意見放在眼裡，也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因為隨後進行了幾項非常重要的改革，所以關於「兩級議會制」的討論也在當年偃旗息鼓，再也沒有人提起了。
直到這個時候，王元慶才提出了「直選」的解決方案。
按照他在「憲法修正案」中提到的相關條款，共和國的最高權力機構仍然是全體代表大會，只是將對全體代表大會的組成方式進行全面調整。以往的常務代表大會保留192個席位，其中30個席位歸中央，另外162個席位歸54個省級行政區，即每個省級行政區擁有3個進入常務代表大會的名額；全體代表大會的規模將大大縮減，代表人數減少到740人，其中270個席位由中央安排，另外470個席位仍然歸各個省級行政區。光看這些，會讓人覺得王元慶照搬了西方的民主議會制度。只有看到細節，才知道，這是王元慶針對共和國的國情弄出來的議會制度。在所謂的「高院」中，中央的30個名額主要提供給國家領導人與中央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