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四方首腦會晤第一次全體會議正式召開。
因為是閉門會議，所以新聞記者只能在場外等候，趁參會人員進出會場的時候提幾個全世界都關心的問題。
會議從8點30分持續到17點30分，除了吃午飯，中途只休息了3次。
中午的時候，就做了報道，某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美國官員在午休的時候向媒體表示，會晤並沒取得實質性進展，四方對印度的戰後問題仍然存在嚴重分歧，主要是中國元首不願意對印度的政治體製做出實質性承諾。
此新聞一經報道，立即引起了全球重視。
已經談到印度的政治體制問題上了，四方首腦會晤的進展還是蠻大的嘛。要知道，最緊迫的問題並不是印度的政治體制，而是17億印度人的生存與發展問題，以及戰爭結束後印度的穩定問題。沒有這兩個前提，政治體制根本無從談起。既然四方首腦會晤已經談到了政治體制問題，表明已經在兩個前提上達成了一致。
事實上，的報道根本是子虛烏有。
當天下午，焦魃山在共和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召開新聞發布會，向來自世界各地的數百名記者通報了白天的會晤情況。四方首腦主要討論的還是人道主義援助問題，因為美國堅持將人道主義援助與印度政治體制綁定在一起，所以會晤沒有取得多大進展。在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焦魃山明確表示，共和國致力建設一個和平、穩定、繁榮、平等與民主的印度，高度重視印度的人權，而生存權是最大的人權，在生存權都無法得到保障的情況下，討論其他任何問題都沒有實際意義。最後，焦魃山沒有忘記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呼籲所有熱愛和平的人士高度重視印度的人權問題，幫助17億印度人走出災難，為17億印度人提供重建家園所需的人道主義援助。
在焦魃山召開新聞發布會的時候，美國、歐盟與俄羅斯的官員也召開了新聞發布會。
雖然說辭並不完全一樣，但是主要問題已經大白於天下。在共和國元首王元慶積極主張首先討論人道主義援助問題的時候，歐盟與俄羅斯都積極支持，只有美國總統布蘭迪諾堅持要求首先討論印度的政治制度問題，導致白天的首腦會晤無果而終。
先人權，還是先政治？
雖然在新聞發布會上，美國總統新聞發言人一再強調，沒有合理的政治體制，人道主義援助不但無法惠及17億印度人，反而會成為少數當權派奴役印度民眾的工具，必須建立民主政治體制，才能切實保證17億印度人的人權。但是這一理論根本站不住腳，因為人道主義援助迫在眉睫，而建立政治體制需要足夠的時間，總不能等到17億印度人餓死大半之後再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吧？
當然，美國的想法完全可以理解。
按照半島電視台針對美國言論做的評論，因為美國是最有能力為印度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的國家，印度卻在共和國的控制之中，所以美國將人道主義援助與政治體制綁定，是要共和國做出讓步，由美國控制印度政治。
不得不承認，半島電視台的評論入木三分。
問題就在這裡，共和國會讓美國控制印度政治嗎？
美國不想白出錢，共和國不想讓印度再次落入美國手中，雙方都不肯妥協，四方首腦會晤就不會有任何結果。
希望並沒破裂，只要四方首腦會晤還沒結束，就有達成妥協協議的可能。
當天晚上，王元慶與布蘭迪諾單獨會晤。
面對這位被譽為美國最優秀政治家的總統，王元慶卻一點都感覺不到布蘭迪諾到底優秀在哪裡。當然，王元慶沒有輕視布蘭迪諾，只是在美國政壇，上到總統、下到議員，沒有哪一個不是為利益集團服務的。從根本上講，王元慶並不覺得美國的政治體制有問題，作為民眾選出來的政府，本來就應該為代表民眾的利益集團服務。雖然在外界看來，美國最大的利益集團是以美國財團為代表的各大企業，但是換個角度看，數以千萬計的美國勞動者與企業的關係極為密切，很多時候，維護企業利益，就是維護勞動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美國勞動者也有自己的利益集團，即各行各業的工會。以美國鋼鐵聯合總工會為例，該工會有大約500萬名成員，是美國最大的工會之一，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要想入主白宮，都得討好該工會，也就得為該工會服務，為500萬勞動者服務。放下對美國的成見，沒人否認美國擁有最完善的民主制度，很多方面都值得其他國家學習。
事實上，王元慶也在學習。
在共和國推行政治改革，王元慶的終極目的就是要在共和國建立民主政治體制，讓政府成為公民的政府，成為維護公民利益的政府。暫且不說美國的「三權分離」體制是否能在共和國推廣，要讓政府為民眾服務，首先就得讓民眾擁有否決政府的權力，也就是選擇政府的權力。只有當民眾掌握了「生殺大權」，政府才能真心誠意的為民眾服務，成為民眾利益的代言人。而要讓民眾掌握這個權力，就得通過選舉來選擇政府。為了避免政府濫用行政大權，還得讓民眾擁有否決行政權的權力，最行之有效的辦法就是把立法權交給民眾，由民眾選出的議員來確定國家與社會的基本遊戲規則。為了確保法律得到包括政府在內的所有社會成員的尊重與遵守，肯定不能由政府掌握法律的尺度，也就必須把司法獨立出來。因為法律有其特殊性，絕大部分民眾並不具備執行法律的能力，也不可能讓所有人參與到執行法律的工作中來，所以在保持司法獨立性的同時，還得形成制約力量，即政府與議會都有影響司法的權力，而且必須做到平衡。
由此可見，民主制度不僅僅是一項制度，還是社會的基本遊戲規則。
王元慶努力10多年，僅僅將行政與立法分離，遠沒完成政治改革。按照他的設想，共和國的民主制度不可能與美國一樣，畢竟政治制度與文化傳統、公民意識有很大關係，共和國與美國的文化傳統完全不同，公民意識也相差很大，也就不可能複製美國的民主制度，必須建立適合共和國國情的民主制度。但是不管怎麼樣，民主制度的核心不會變，即由公民當家作主，由公民決定國家的未來。
事實上，王元慶做出的所有努力，就是最大限度的限制政府的權力。
政治改革走到如今，有一件事情是王元慶一直沒有碰的，那就是共和國國家元首的巨大權力。
見到布蘭迪諾的時候，王元慶也很是感慨。
如果布蘭迪諾擁有共和國國家元首那樣的大權，美國會不會走上另外一條道路？
可是反過來一想，如果美國總統權勢滔天，美國還是美國嗎？
還在給紀佑國當秘書的時候，王元慶就在考慮這個問題：國家元首要不要、或者該不該擁有決定整個國家命運的權力？
毫無疑問，紀佑國與趙潤東都沒有給出答案。
雖然王元慶可以像紀佑國與趙潤東那樣，把問題留給下任元首，但是王元慶知道，共和國已經非常幸運了，不管別人怎麼評價他，至少沒人否認紀佑國與趙潤東的功勞，兩位國家元首都盡職盡責的完成了國家與民族給予的歷史使命。
問題是，能夠將國家與民族的未來放到一個人的身上嗎？
或者說，共和國還能幸運多久？
沒人能夠準確的預測未來，王元慶也做不到。
在誰也無法保證今後的國家元首能否盡職盡責的完成國家與民族給予的歷史使命的情況下，必須用制度約束國家元首的大權，把國家與民族的命運交給每一個公民，由公民決定共和國的未來。
印度戰爭爆發後，王元慶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從很大的程度上講，魯拉賈帕尼是一個非常優秀的政治家，一度讓印度走上了正確的發展道路。雖然誰也不能否認外界因素、特別是美國利益集團的影響，但是誰又能夠否認印度政治制度存在的漏洞才是印度走向災難的根本原因呢？
正是如此，王元慶猶豫過。
確定政治改革成敗的關鍵不是有沒有讓公民當家作主，而是建立起來的政治體制是否行之有效，是否能夠確保國家長治久安，是否能夠讓公民真正掌握國家大權。
見到布蘭迪諾的時候，王元慶就相信，共和國沒有別的選擇。
必須用制度約束國家元首！
只有任何個人都無法改變社會遊戲規則，只有絕大多數公民才能制訂與修改社會遊戲規則的政治制度，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
收起有些紛亂的心思，王元慶把精力放到了眼前的問題上。
「元首閣下，在我成為政治家之前就萬分佩服貴國前任元首紀佑國，甚至將他當做學習的榜樣。不可否認，元首閣下的政治改革已經取得重大成就，我也相信，元首閣下將成為貴國歷史上最有成就的元首之一。」布蘭迪諾的話很客氣，甚至客氣得有點過分，隨即話鋒一轉，說道，「只是有一點讓我想不明白。按照我的理解，閣下用畢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