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總參謀部的參謀對前線的情況不是完全了解，所以接下來兩天，裴承毅一直泡在總參謀部的通信中心，通過遠程指揮讓袁晨皓安排前線指揮部的參謀制訂作戰計畫。考慮到國家領導人中沒幾個精通軍事，也沒幾個看得懂專業作戰計畫，更沒有時間詳看印出來足足有幾千頁厚的戰術計畫，裴承毅讓參謀首先制訂總體戰役計畫，即調整戰爭計畫之後的戰役行動該如何進行、需要投入多少兵力物資、持續多久、能夠達到什麼目的等等，再將各個戰役計畫串聯起來，形成一份簡要戰爭計畫。
裴承毅忙著制訂新的戰爭計畫時，王元慶也在忙著做相關工作。
從整個國家的角度考慮，王元慶最關注的不是在什麼時候結束戰爭，而是調整戰爭計畫後會對國家產生多大影響，以及能不能消除這些影響，或者使影響降到最低限度，最大限度的確保國家處於正常狀態。
眾多問題中，王元慶首先考慮的就是兵力問題。
毫無疑問，僅憑現在投入的地面作戰部隊，很難跟上新的戰爭速度。雖然按照最初的戰爭計畫，仍然得在大規模軍事行動結束前佔領大半個印度，但是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條件，那就是在佔領新德里之後成立新政權，然後為新政權武裝一支軍事力量，由其擔負維持社會秩序的任務。因為原計畫要在2036年底才能結束大規模軍事行動，所以有足夠的時間扶持新政權，培訓軍事力量，前線進攻行動也緩慢得多，不會對作戰行動產生太大影響。現在的問題是，進攻速度明顯加快，如果仍然按照原計畫，佔領新德里之後扶持新政權，則無法在大規模軍事行動結束之前培訓出足夠的軍隊。到時候，要麼讓印度打內戰，要麼讓作戰部隊承擔佔領任務。毫無疑問，兩種選擇的後果都很嚴重。前者會嚴重削弱這場戰爭給共和國帶來的好處，不管印度內戰打成什麼樣，一個變成廢墟的印度，肯定不是共和國想要的出口市場與勞動力輸出地。後者會使戰爭損耗與傷亡超過共和國的承受能力，還會加劇印度民眾的抵抗情緒，對共和國與印度的未來關係造成嚴重影響。
王元慶非常清楚，裴承毅也在考慮這個問題，不然不會直接提出兩個解決辦法。
第一個辦法的可行性不大，除了盟國不願意出動更多的部隊之外，還與戰前達成的秘密協議有關。按照共和國做出的承諾，各國控制的佔領區，將成為戰後劃分各國在印勢力範圍的基礎。也就是說，誰控制得越多，誰的責任越大，好處也越大。雖然這一協議有鼓勵盟國出兵的作用，但是除了巴基斯坦之外，其他幾個參戰國的國力都很弱，承受戰爭的能力也很差，不見得願意背負更大的負擔。以孟加拉國為例，除了明確要求控制西孟加拉邦與鄰近的孟加拉族聚居地區之外，並不願意承擔其他佔領區的治安工作。從共和國的立場上講，因為要通過這場戰爭控制擁有17億人的龐大市場，即便可以與盟國簽署「門戶開放政策」之類的利益共享協議，也無法從根本上保障共和國的利益。最理想的方法，仍然是通過扶持親華政權來控制印度，而不是肢解印度。
第二個辦法看似理想，實施操作起來卻有很多問題。別的不說，扶持新政權，必須為新政權提供地點，而最理想，也最有說服力的地點肯定是新德里。雖然也可以在其他地方成立新政權，但是從外交上看，要想讓印度新政權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就得佔領新德里，把新德里設為新政權的首都。這樣做，至少在形式上使新政權獲得正統地位，逃到南面去的老政權則變成了流亡政府。
佔領新德里，談何容易？
按照裴承毅的計畫，打不打新德里都是個問題。
當然，王元慶非常清楚裴承毅的政治頭腦。雖然在第一天晚上沒有明白過來，但是以裴承毅的目光，在制訂作戰計畫的時候，肯定會把攻打新德里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甚至有可能先打新德里，再轉向南下。
即便如此，問題仍然比較棘手。
按照王元慶的估計，就算在10月之前佔領新德里，然後讓新政權上台，同時著手組建與培訓「印度新軍」，到2036年春節，最多武裝一支人數不超過10萬的軍隊，而且很有可能是一支沒有多少戰鬥力的准軍事部隊。靠這樣的部隊，肯定無法控制整個印度。要想穩住印度的國內局勢，至少需要50萬「新軍」。毫無疑問，培訓肯定會持續到2036年底。新軍擔不起重任，共和國的作戰部隊還得留在前線。果真如此的話，在2036年初結束戰爭又有什麼意義呢？
作為政治家，王元慶不會像軍人那樣思考問題。
實際上，以軍人的手段，也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
解決辦法也不難，只是得更加深入的權衡利弊。
以王元慶的戰略眼光，他不可能不知道如何解決。說到底，解決辦法很簡單，那就是在戰爭結束後，以最快的速度建立民主政權，把印度的還給印度，共和國盡量不要干預印度內政，由印度人決定印度的未來。
雖然這也是必須走的一步，但是早走與晚走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按照王元慶最初的想法，戰爭結束後的一段時期內，肯定要以人道主義援助、戰後重建等等名義在印度推行軍管政策，等到印度社會秩序穩定下來，物資供應能夠滿足絕大部分民眾的需求，再考慮解除軍管政策，通過大選組建正式政權，由此確定印度的政治體制與國家基本結構。
可以說，這麼做最穩妥，也最能實現共和國的利益。
提前在印度推行民主制度的問題非常多，比如戰爭對印度人造成的影響，極端民族主義情緒會對民主選舉造成巨大影響，而民主與極端民族主義結合，將使印度再次對共和國構成嚴重威脅。無論如何，王元慶不希望數十年後再打一場印度戰爭。
要想達到最初的目的，也不是沒有辦法，只是會帶來更多的問題。
按照王元慶的設想，必須首先在佔領區的管理問題上做出讓步，將部分權力交給印度人，而不是由佔領軍掌握當地民眾的生殺大權，由此產生的問題足以讓王元慶頭痛，比如其他盟國會不會同意這麼做；然後還得加大對印援助，儘快在佔領區恢複正常秩序，使佔領區的民眾過上比戰前還要好的生活，由此產生的巨大投入也能讓王元慶頭痛，比如維持幾億甚至十幾億人的生活，就得用光共和國戰略糧倉里的糧食，給戰爭受害者的補償，也足以讓共和國的戰爭預算增加好幾成；最後還得在佔領區內扶持一批開明政客，讓他們在印度的民主制度建設中發揮關鍵作用，由此帶來的問題同樣能讓王元慶頭大，比如如何確定哪些人是開明政治家，就是一個有待商榷的問題。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雖然王元慶知道有辦法解決這些問題，但是需要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
到此，王元慶就不得不考慮一個只有政治家才會考慮的問題，那就是提前結束戰爭所獲得的好處，能不能抵償為此付出的代價？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提前結束戰爭就沒有任何吸引力。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王元慶就會全力支持裴承毅。
毫無疑問，這個問題無法用投入來衡量。
想到這，連王元慶都不得不承認，裴承毅不但是一個非常有政治頭腦的軍人，還是一個能夠用政治家的思維方式考慮問題的軍人。
會議上，裴承毅就明確提到，不能用金錢衡量的好處才是最大的好處。
原話是不是這麼說的，王元慶已經記不清了，反正就是這個意思。
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很多與國家利益密切相關的事情都無法用金錢衡量。
別的不說，這場戰爭對共和國外交造成的影響就無法用金錢衡量。雖然通過在輿論宣傳上大做文章，成功化解了美國的陰謀，穩住了歐盟，也穩住了俄羅斯，但是隨著戰爭進行下去，在誰都知道共和國能夠從戰爭中獲得巨大好處的時候，那些把利益看得比任何東西都重要的國家，肯定不會讓共和國獨享其美。別的不敢保證，王元慶至少能夠斷定，美國會在戰爭後期提出「利益均享」原則，要求共和國在戰後放開印度，向全世界開放印度市場，阻止共和國獨霸印度。只要美國帶頭，現在對共和國還和顏和色的歐盟與俄羅斯肯定會積極跟進，瓜分戰爭帶來的好處。
到時候該怎麼辦？
毋庸置疑，共和國不能得罪所有強國（地區），更不能站到世界的對立面上。
僅此一點，就必須讓戰爭儘快結束。
換句話說，戰爭越快結束，西方國家插手印度戰後事務的機會越少，與共和國瓜分戰爭利益的可能性越渺茫。雖然從外交上講，共和國必須讓部分國家嘗到甜頭，但是外交鬥爭與軍事鬥爭一樣，誰掌握主動權，就由誰來切蛋糕。越快結束戰爭，共和國手裡的主動優勢越明顯。到時候，就不是西方國家逼迫共和國多分點蛋糕出來，而是由共和國決定怎麼分蛋糕，以及給誰多分一點，給誰少分一點。掌握了這個權力，西方國家就得看共和國的臉色行事，而不是跟著美國起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