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積極善後，共和國也在積極善後。
接到魯拉賈帕尼的熱線電話之後，王元慶立即召開軍政高層會議。
商討得出的結論很明確：共和國與印度的矛盾沒有消除，反而更加明顯；因為沒有簽署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雙邊協議與條約，所以結束衝突並不意味著結束對抗；印度必然投入美國懷抱，在美國的幫助下重振軍備，要不了幾年，印度就能恢複軍事實力；共和國沒有選擇餘地，必須儘快完成戰爭準備，迎接下一場戰爭。
會議上，王元慶明確了幾個要點。
一是加快政治改革，力爭在共和國與印度的矛盾總爆發之前，完成基層政治改革，開始省一級的政治改革、在共和國省級行政區建立起民主法制的政治體制，穩步推進中央的政治結構改革，為最終全面完成政治改革打下基礎。
二是增加國防經費，從2031年開始，國防預算的年遞增速度至少要超出經濟增長率5個百分點，彌補在2028年到2030年期間削減國防開支造成的損失，國防部建立新的國防預算審批機制，確保國防預算能夠用到最關鍵的地方。
三是推進軍事變革，力爭在3年之內初步完成軍事變革，用2025年之後研製的各種新式裝備替換原有裝備；包括所有主力野戰軍在內的三分之二的陸軍作戰部隊完成換裝，空軍優先為戰術航空兵與支援航空兵換裝，海軍優先擴充水面艦隊的規模。
四是加快軍事工業改革，力爭在3年之內完成第一階段改革，讓新興民營軍工企業所佔比重提高到50%以上，逐步向民營軍工企業開放軍事科研領域，加快國營軍工企業的改制與合併速度，重點扶持具有重大影響力的軍工企業。
五是建立完善的戰略儲備體系，力爭在3年之內建立起涵蓋糧食、禽肉、食用油等食品，化肥、鋼鐵、橡膠等工業原料，藥品、帳篷等急救物資等涵蓋國民基本生活保障與國家經濟發展所需的數百種物資的戰略儲備體系。
六是調整國家進出口貿易結構，加強與朝鮮、越南、寮國、柬埔寨、泰國、緬甸、馬來西亞、孟加拉國、斯里蘭卡、尼泊爾、巴基斯坦、伊朗、敘利亞、埃及、利比亞、阿根廷等國的經貿往來，逐步擺脫對印度初級工業產品的依賴。
七是優化國家勞動力結構，重點扶持高技術尖端產業，力爭在3年之內使共和國的工業生產效率增長1倍以上，降低社會生產對勞動力的嚴重依賴，提高國民收入，增強國家應對大規模戰爭的能力。
八是降低移民標準，優先向包括巴基斯坦、朝鮮、越南、孟加拉國等傳統友好國家開放國門，向寮國、柬埔寨、緬甸、斯里蘭卡等國有條件降低移民標準，允許更多的移民進入共和國，為所有移民提供基礎教育，補充共和國的勞動力缺口。
八項要點，幾乎全部針對數年後爆發的全面戰爭。
從中可以看出，共和國的問題並不少。
除了矛盾尖銳的政治改革之外，最大的問題就是人口老齡化。
2025年，共和國調整計畫生育政策，不但鼓勵有條件的夫婦養育第二個、甚至第三個孩子，還以退稅等方式向養育第二個孩子的家庭提供補貼。只是，政策未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2027年、共和國的人口總量減少850萬，到2040年、將以每年1000萬到1500萬的速度遞減，預計到2050年，也就是在2025年誕生的一代人成為社會主要勞動力之前，共和國的人口將由2027年的14.5億減少到10億，即便促進人口增長的政策產生效果，2070年左右，共和國的人口將減少到7億以下。在此期間，人口老齡化、以及由人口老齡化產生的勞動力缺口，將是共和國面臨的最嚴峻的問題。
勞動力減少既對經濟建設造成了影響，也對國防建設造成了影響。
2030年，共和國的勞動力成本為美國的80%，而共和國的國民平均總產值不到美國的60%。雖然技術優勢彌補了勞動力成本的劣勢，但是技術優勢也受勞動力成本影響，如果不能儘快解決勞動力缺口問題，共和國遲早要喪失技術優勢，也就遲早會敗在美國手下。說得嚴重一點，共和國最終很有可能輸給自己。
高昂的勞動力成本，導致軍費開支連年劇增。2030年，在35000多億國防預算中，有15000多億用在了人員津貼上，占國防開支的43%，而同期美軍人員經費開支僅在國防預算的31%。雖然軍隊連年提高軍人待遇，即便是普通士兵的津貼都超過了社會平均收入，但是也無法吸引到更多的人才，大部分軍隊急需的技術型人才更願意到報酬更加豐厚的民營企業工作，而不是參軍服役。
更嚴重的是，2030年，隨著共和國的城市化率超過85%，基本已無「潛力」可挖了。
在此之前，共和國還可以通過加快城市化進程，減少農業勞動人口、增加工業與服務業的從業人口的辦法，既解決了勞動力問題，又提高了勞動效率。當然，轉移勞動力不是僅僅完成城市化那麼簡單。紀佑國執政時期，共和國開始實行12年義務教育，全面提高勞動力的基礎知識水平。王元慶上台之後，對高等教育進行改革，重點扶持貧困與落後地區大學生，增強高級技術人才的培養力度。
不管教育搞得多少，前提條件是得有剩餘農業人口。
城市化率達到85%，算得上是國家發展的一道坎。邁過這道坎，農村基本上不存在剩餘勞動力了。事實也確實如此，在15%的農業人口中、也就是大約2.1億農村人口中，老人與未成年人佔到了75%，實際勞動力只有5400萬左右。雖然按照這一數據計算，1個農業勞動力養活25個非農業勞動力，這一指標仍然遠低於美國（122）、法國（171）、德國（183）等西方發達國家，甚至比巴西（55）、南非（64）、阿根廷（58）等欠發達國家還要低，但是在共和國的基本土地政策沒有得到改變之前，很難通過政策使農業勞動力轉入工業與第三產業，也就無法挖掘農村剩餘勞動力。
事實上，農業人口減少，已經為國家造成了很大的負擔。
除了5400萬勞動人口之外，還有大約15600萬老人與未成年人的養老、醫療與教育需要整個社會承擔，各級政府每年為此投入的資金不會少於5000億元。為了保證生產出至少滿足全國百姓基本生活所需的糧食，國家每年還要為農業提供5000億元的補貼，加快農業機械化改革，國家還得在農業科研上花費上千億元，提高作物單產量，才能在勞動力減少的情況下不讓糧食減產。
甚至可以說，人口老齡化是促使王元慶推行政治改革的主要動力。
政治改革之後，共和國的基本制度必然會發生變化，而屬於基本制度的土地政策也將發生變化。只有加快土地的兼并速度，才能全面實現農業機械化，也才能從根本上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用更少的農民養活全部國民。
問題是，政治改革、促生政策都屬於長遠計畫，很難在短期內產生效果。為此，共和國不得不尋找短期解決辦法。2029年，全體代表大會審議通過了由王元慶親自提交的《移民申請管理法（修改）》，放寬了對移民的限制。
在很多人開來，加強移民是解決當前問題的主要手段。
事實上，該法案獲得通過之後，產生了很不錯的效果。僅2029年，就有250萬人申請移民共和國，是2028年的2倍。
問題是，共和國並非移民國家。雖然很多周邊國家，比如朝鮮、越南、寮國、柬埔寨等國與共和國有相近的文化，共和國的社會環境也對這些國家的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隨著由共和國為核心的「東部經濟體」的經濟發展加速，周邊國家的經濟實力增強，共和國的吸引力將隨之降低。
更重要的是，移民會產生很多社會問題。2030年的全體代表大會上，數個地區的代表聯名提出修改《移民申請管理法》，加強對移民的控制。這些代表不是反對移民，而是認為移民將從根本上破壞共和國的民族結構，對佔有主體地位的漢族構成威脅，也會對共和國的少數民族構成威脅，還會滋生犯罪、引發社會動亂。
吸引移民不是長久之計，只是權益之策。
真正能夠解決問題的，還是提高社會生產效率。
提高社會生產效率，除了加大基礎技術開發力度之外，還得加快經濟轉型速度，讓更有活力、更加積極的民營經濟逐步取代國營經濟，全面推行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機製得到充分發揮。
要加快經濟轉性速度，就得進行政治改革。
只有從根本上改變共和國的政治體制，才能讓佔據著大部分社會資源的國營經濟讓出主導地位，為民營經濟提供更多的生存與發展空間。
所謂此一時，彼一時。
30年前，國營經濟能夠解決勞動力過剩問題，避免數以千萬計的產業工人在市場競爭中丟掉飯碗，影響到社會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