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群雄道：「其實王冬至什麼都不知道。他完全是冤枉死的，只是他們混淆我們公安人員的視線、警告張國俊的一個工具而已。他被他們淹死，與張國俊一點關係也沒有。張國俊知道一點他們受賄索賄的證據，不過也不多。問題是這些人害怕自己丟官，害怕我們以此為線索深挖下去，所以他們就出手了。害死了二個無辜的小老闆。給世人一個他們二人為爭遊戲廳利潤而相互報復、相互殺人的假象。這下，他們是真正完了，今後連做普通老百姓都不可能了。我跟你稍微彙報一下情況……」
為了不受打擾，薛華鼎跟蘭永章和縣政府辦公室的張華東打了電話，告知他們自己現在與公安局局長張群雄在一起，如果有重要的事情就打張局長的電話，然後將手機的電源關了。
張群雄說了很多專業術語，而且因為案情複雜，又沒有經過專門的書面整理，說的也不是很有條理，但一直關心這個事情的薛華鼎還是基本弄清楚了大致情況：
以主管安全的副縣長李席彬為首，夥同文化局副局長馮亮、勞動局張江河、公安局的鄔運良等骨幹組成小團伙，長期以來向娛樂、文化行業的老闆收取額外的費用來作為那些經營場所的安全批判標準。老闆交的錢越多，其場所的「安全」就越高。只要交了錢，這些主管檢查的人就會對這些老闆網開一面，根本不會「為難」他們營業，即使真的存在不安全隱患。相反，如果沒有交錢，那麼相關的檢查就會層出不窮，這些「吝嗇」的老闆為應付這些額外的檢查、額外的罰款等等花費大大超過其他老闆上交的那些非法費用，導致全縣極大多數老闆都寧願花錢買「安全」、買安寧、消災。
晾袍鄉的這二個遊戲廳老闆自然也不例外。只是張國俊這個人與鄉文化站的站長是熟人，又和縣文化局的一個小官員是表親關係。可謂朝中有人好辦事，不但他交的費用不多，而且平時也很少有人上門檢查。沒有監督、沒有督促的他安全意識非常淡薄，除了門面上買了一張推拉式鋼鐵防盜門以防小偷外，什麼防火、逃生等設備設施都沒有，門面里的空間被他利用到了極致。他本身又缺乏必要的安全常識，一條本來就很狹窄的通道還經常擺放一輛破爛的摩托車。
火災發生後，看到燒死了好多人，膽子不大的張國俊嚇怕了，當時不顧一切租車跑了。先在外面躲了幾天，然後就跑到了縣文化局的那個親戚家裡，詢問對策，希望這個親戚能幫自己一把，心裡也做好了投案自首的心理準備，無錢無居所的他那幾天在外面混得太苦了。
對於這個棘手問題，這個小官員也是束手無策，只好問計於頂頭上司——文化局副局長馮亮。
馮亮當時開口就要這個倒霉的老闆投案自首，並要這個小幹部告訴王冬至進了公安局不要亂說，最多坐幾年牢就會出來。
開始的時候，不只是馮亮，就是李席彬也以為這次火災對他們沒什麼影響，他們的責任也就是管理不到位而已。接受一下組織的批評，自我檢討一番就可以過關，最多也就是掩人耳目式地處分一下，畢竟馮亮父親的面子還在。所以當朱賀年宣布對全縣娛樂場所進行安全大檢查的時候，李席彬還主動要求擔任副組長，親自帶隊進行檢查。一方面可以掌握安全檢查的整個形勢，另一方面可以找機會私下勸慰那些平時交錢比較多的老闆少安毋躁，並承諾等風頭一過就讓他們正常開業。還有一方面就是利用這次檢查對那些死硬分子進行警告，故意不讓他們開業或推遲開業時間，即使他們的場所符合安全檢查的條件。
問題就出在張國俊身上。本來開遊戲廳就沒有賺錢，現在家被燒光，聽說投案自首之後自己還要坐幾年牢，心裡一時哪裡想得通？就賭氣似地跟那個文化局小幹部說：「老子是按你們的要求做的，你們說安全，怎麼現在不安全了？你以為老子不知道，你們就知道收錢，誰交了錢誰就安全。如果你們當時認真檢查我的遊戲廳，達不到安全要求不讓老子開業，老子也不會出這個事。不會虧本也不會要坐牢！你們不幫老子想辦法，老子也不讓你們好過！」
聽了這話，那小幹部臉都嚇白了。他知道自己的這個親戚知道不少的內情，雖然沒有真憑實據，但如果有心人要查的話，只要順著他說的話去查，肯定能查出名堂來。
於是這個小幹部軟硬兼施地勸了破罐子破摔的親戚一會兒，將其稍微安頓好之後，他又跑到馮亮那裡問計。馮亮一時也沒有辦法，只好吩咐這個小幹部先盡量穩住張國俊，告訴他避一避風頭就可以了。
讓李席彬、馮亮等人害怕的是，上級政府對這次火災前所未有的重視。市裡派領導下來徹查案件，張清林等縣裡的領導都沒有對此案的處理權。那架勢似乎是要將相關責任人一網打盡，追查到底。如果讓上面的人查到真實情況加上張國俊的自首，那麼他們這些收取了巨額資金的人不僅僅是撤職了，肯定還要坐牢，特別是李席彬甚至可以被槍斃。李席彬是主要組織者，且貪污受賄數額巨大，贓款全部用到情婦身上無法退賠，就是不槍斃也是死緩或無期。
於是李席彬召集幾個骨幹在他情婦的「麗君飯店」商討對策。商量了好久，最後弄出了一個瞞天過海、混淆視聽的主意。他們首先偽造了對張國俊遊戲廳的整改通知單，然後騙出王冬至，在王的遊戲廳那裡放了一把火，還將其打暈之後沉入水底淹死。
一時間，人們的視線還真被他們轉移了，都把怒火傾瀉到這二個無辜的老闆身上。
躲在文化局小幹部家裡的張國俊一直蒙在鼓裡，以為這些人真在為他想辦法，在為他奔走。在一次喝得迷迷糊糊的時候，他還傻乎乎地在那種偽造的整改通知書上籤上了自己的名字。
接下來就是抗洪搶險，全縣的注意力轉移到了大堤上。李席彬、馮亮等人以為時機已到，他們開始著手處理張國俊這個包袱了：對李席彬等人而言，殺害王冬至之後，張國俊徹底變成了見不得光的人。
每天被那個小幹部好吃好喝侍候得舒舒服服的張國俊還以為自己抓到了別人的把柄，他們才對自己這麼好。所以他心安理得地在小幹部家吃喝著，有時他還對自己的親戚，也就是那個小幹部的家人吆三喝四的，時不時要一瓶好酒解解饞。親戚也盡量滿足他，只是不答應他外出溜達。寫的信經過他們的檢查之後，被人送到省城、南方的城市發送到他的家裡。
所以縣公安局的人幾次都截獲了張國俊的信，但就是找不到這個人。雖然經過鑒定，信是張國俊寫的、信上的指紋也是張國俊的。
自以為得意的張國俊全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只是死亡。他之所以沒有馬上就死，只是因為李席彬等人還沒找到好的時機下手。擔心身邊這個定時炸彈隨時爆炸，他們想了多套辦法，但都不被他們自己否定了。
隨著王冬至屍體的意外出水，他們再也呆不住了，擔心公安局加大破案力度，全力追查殺害王冬至的犯罪嫌疑人張國俊，從而導致他們被注意。
在一個晚上，公安局的鄔運良帶著文化局的那個小幹部，先把張國俊灌醉，用汽車將他運到湖邊一個不為人注意的地方，然後又用偷來的小船把他運到那個白天也陰森森、幾乎無人去的防浪林里，用一根舊的帆布長皮帶將他掛在樹杈上。他的口袋裡放著表明他身份的身份證和一封以前寫的檢討書。當然，這封檢討書也是他們騙他寫的。裡面的內容主要是「對不起」、「我錯了」、「我有罪」等等之類模糊的話。
張國俊就這麼糊裡糊塗地死了。
湖區的洪水經常是漲漲落落，雖然抬張國俊上去的時候未乾透的淤泥里留下了鄔運良和那個小幹部的鞋印，但他們並沒有多少擔心。只要過幾天，洪水漲上來，新的淤泥就可以把那些鞋印掩蓋起來。小船被他們弄穿用石頭沉到了湖底，鞋當時就被他們扔掉了，車也被他們清洗了好多遍。
也許是蒼天有眼，也許是真的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張國俊掛上去的第二天就被一個尋牛的農民發現了。洪水也沒有漲上來，那些鞋印都清晰存在。
公安人員也不是吃素的，圍著湖邊一家一戶地調查，也詢問行船的人。沒有調查多久，就有終年在湖裡捕魚的人反映有人看見二個人劃著小船深夜趕路，動作鬼鬼祟祟。也有晚上外去玩的年輕人反映看見一部車停在湖邊的蘆葦叢里，晚上來很晚才開走。甚至還回憶起車的樣式和幾個車牌號碼。
經過警犬論證，屍體懸掛現場遺留的氣味和汽車停靠現場的氣味相符，案情一下就豁然開朗了。
讓破案人員欣喜的是，當警察根據殘缺的車牌號碼和小車式樣以及氣味找到文化局那個小幹部的時候，小幹部當場就跪在警察面前請求饒命。李席彬等人的經濟問題也隨之浮出水面。
……
聽了張群雄的話，薛華鼎默然了，也理解了這些人的做法。一個當官當久了的，或者一個仕途光明的人，顯然是不願意撤職甚至坐牢的。明知道殺人的風險很大，但為了官帽的穩定，他們鋌而走險地用一切手段來阻止線索的外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