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向外國派遣留學生也是一筆糊塗賬，不過嚴復和詹天佑相比，嚴復還算是學有所用，他學習的方向並不是海戰指揮為主，更多的偏向于海戰公法和炮壘營造這個方向，進入水師學堂當個教習後升任為總辦也不算冤枉，總比學鐵路的詹天佑反而上了戰艦幹了七年要好得多。
要說嚴復沒有門路也是真的，人家鄧世昌同樣也沒有門路，但是人家的發展路線是對頭的，直接學習的便是戰艦駕駛，留學英國的時候主攻海戰指揮。像嚴復這樣一開始就走錯一步，後面也沒有林泰曾那樣顯赫的家世——林泰曾的祖父是大名鼎鼎的林則徐的胞弟，當時署理船政的沈葆楨就是他的姑丈，所以林泰曾就算走錯一步也在出國前給糾正過來了，弄得嚴復二十多年蹉跎自然和北洋海軍名聲顯赫的將領無緣。
譚延闓說道：「幾道先生以幼齡之年開始考入福建船政水師學堂，學習十數年，又留學英國兩年，先生今年四十多歲，可以說到現在四分之三的時間都是和海軍相聯繫在一起，這樣辭去水師學堂總辦離開海軍界實在是太可惜了……」
「曾聞凱仕（林泰曾的字）有言，譚先生有意重振北洋海軍之威名，最近一年連續進行了兩次演習，對外購買高級戰艦，而且還在旅順自造戰艦，外引英國海軍將領英格納為海軍教習，加強訓練。北洋海軍在先生的支持下亦是日新月異，逐漸恢複舊觀……復雖辭去天津水師學堂總辦，但聽到這些總還是欣喜的……」嚴復說道。
「幾道先生，培養一個海軍人才絕非朝夕可成，非數年之功不可。天津水師學堂在資金上沒有什麼問題，並且我已經通過英國公使竇納樂和海關赫德同英國聯繫過了，今年便會派天津水師學堂優秀學生二十人前往格林威治海軍學院學習。同時水師學堂也要辦少年班，招收八歲幼童進行海軍學習，等十三四歲之時派往英國海軍學院深造學習數年……這些舉措不光需要資金的支持，還需要更多的人才來鼎力相助，尤其像先生這樣是中國最早的一批海軍留學生，若是能夠回到天津水師學堂主持校務，自然是再好不過了……」譚延闓說道。
現在在譚延闓的支持下，從朝廷重建北洋海軍的撥款中抽出一部分資金投入到天津水師學堂當中改善師資力量，這使得水師學堂有了很大的改觀，當然還是碰到了人才難得的障礙。現在天津水師學堂還在威海衛、旅順海軍基地建有分校，北洋水師的各艦將領在主持北洋水師的同時，也必須要到水師學堂分校任教。而且學堂學生在很早便要上艦跟隨出海，學習駕駛、開炮等科目的實習，還通過英格納聯繫引進了書名英國海軍將領來華充任水師學堂的教員，當然這個價錢絕對是不低的。
在譚延闓看來，在中國海軍教師人才缺乏的情況下，放著嚴復這樣曾經是第一批留英海軍學員不用實在是浪費。哪怕他來天津水師學堂執教一兩門基礎課程也是非常勝任的，要知道在中國能夠懂得微積分等高等數學、物理、化學的人還是非常稀少的。
「譚先生盛情，復心領了，可是眼下這報館初建也是需要我極大的投入，恐怕重回天津水師學堂……」嚴復有些為難地說道。
譚延闓見嚴復有些心動便說道：「幾道先生也不用為難，我只是提出一個建議，希望先生能夠在辦報之餘來天津水師學堂執教幾門課程以彌補教師不足，當然先生回到水師學堂還是掛總辦，閑時可來校指導主持校務……」
嚴復雖然是脫胎換骨，但是名利之心哪是說丟就丟的？嚴復先後考了四次鄉試謀得就是一個正統科舉出身，當上總辦也是在林泰曾等人的幫助之下，若說他現在一點當官的癮頭都沒有，譚延闓是不信的。尤其是譚延闓自問自己在任用人才上至少要比李鴻章要高明的多，同時也給底下的人各種機會，只要你能夠做事，譚延闓是不會做埋沒人才的舉動的。當然袁大頭也是人才，但這種人才對譚延闓而言實在是太過危險了，只有打壓的份。
果然嚴復在稍作猶豫之後便答應了譚延闓，當然現在《國聞報》正在籌備初期，報館初建雜事也是千頭萬緒，嚴復這個時候是不可能回到北洋系統在天津水師學堂任教主持校務的。其實讓嚴復回到天津水師學堂對譚延闓而言不過是一個小圈套——嚴復開辦報紙言辭過於激烈，肯定是逃不過歷史上戊戌變法那樣激烈的政治運動的，而且這對嚴復而言也是一個挑戰，是觀察嚴復這個人到底是功名心更大還是社會責任感更強一些。
不管嚴復做出了何種選擇，最終的贏家只有譚延闓，少一個學界大師和思想啟蒙者固然是重大損失，但如果嚴復經不起這種功名心的誘惑，那也不能怪譚延闓，就是最次中國海軍搖籃中多了一個保姆，多培養幾個海軍人才也是非常實際的選擇。
不過令譚延闓沒有想到的是，日後嚴復因為主持《國聞報》而最終走向了大師之路，可惜的是這份報紙固然是中國新聞界品論界的一面旗幟，但也牽扯了嚴復大量的精力。嚴復雖然最終成為中國翻譯界的大師級人物，提出了「信、雅、達」這三條令世人信服的翻譯三大準則，但在譚延闓前生記憶中的嚴復的「嚴譯八大名著」卻少了四部。
譚延闓雖然不是和康有為等人一路，但是伴隨著公車上書康有為登上中國政壇開始，在康有為及其弟子的努力下，通過辦報紙、講學、集會等種種方法，其中幾乎被清廷是全部封殺，但不可否認的是經過兩年多的努力，變法維新這一政治主張已經深入人心，效法日本向西方學習已經成為這個社會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和官員所認知的強國之路。
譚延闓也在這股浪潮中看到了渾水摸魚的機會，直隸總督府幕友堂中的翻譯科被他整個搬到了山東，在他的主持下開始大量翻譯西方政治民主書籍，然後交付給設立在天津英租界的印刷廠印刷發行。開始的時候還是本著虧本來打算，但是沒有想到這正是趕上了時代的潮流，這些書籍開始成為熱門書籍。
譚延闓通過墨西哥油田交易獲得了充足的資本，也就不打算在科學教育和民主思想啟蒙上做盈利的打算，所以儘管這些翻譯書籍賣得非常火熱，他也只是以成本價來出售，所得資金全部用於擴建和改良印刷廠所用。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民主思想啟蒙運動的發展，只是鑒於這些翻譯書籍可能會引來不少麻煩，在寇青和伍軒仁的操作下，印刷廠的股權也掛在了顛地洋行等美資名下，而且出版的書籍作者名一律採用化名。
同時中國第一家民辦的銀行也在天津正式成立，總股本為八百萬兩白銀，其中譚延闓所佔股份比例為七成，達到了絕對控股的水平，而伍軒仁所佔一成，其餘兩成為與之有商業往來的廣東、上海商人所瓜分。伍軒仁作為董事長出面負責銀行的管理和經營，而銀行的第一項任務便是承接了直隸的銀元、銅元的發行工作。
此時張之洞已經在湖北武昌發行銀元剛好才三天，工商銀行發行銀元、銅元、銀元券等一系列貨幣，這成為了一個微縮版的貨幣體系，這自然不是張之洞單純的發行銀元所能夠比擬的。工商銀行之所以一再推遲開業時間，也是想要多在幾個經濟比較發達的城市建立分行，同一天工商銀行在天津、上海、廣州、武昌的分行同時開業，不同的是只有天津的工商銀行才會經營貨幣業務。
因為譚延闓升遷至山東巡撫，所以工商銀行也會在濟南府開辦分行，以更好的配合譚延闓在山東的行動，另外也是在香港將會開辦分行，不過香港分行今後的業務比重將會逐步增加，最終的總行位置就要看銀行的經營情況還有政治氣候如何，大體上就是在天津、上海和香港三地選擇一地最終設立總行。
工商銀行的銀元和銅元鑄造是由天津機器局來承辦，也是受到譚鍾麟可能會調離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位子的影響，工商銀行將會出資將鑄幣機器從天津機器局中轉移出來。至於銀行所發行的銀元券是由工商銀行自己印製的，相當於紙幣鈔票，機器是通過顛地洋行從美國進口，銀元券印刷精美，防偽功能可靠，加上工商銀行資本雄厚，來頭也不小，所以所發行的銀元券、銀元和銅元信譽非常好。
無論是劉坤一還是張之洞，他們所發行的銀元到底還是地方性貨幣，他們就是再牛也不可能讓自己的貨幣撈過界，除非是鑄造銅元以十比一的比例強行建立兌換銀元的機制，否則湖廣和兩江的銀元是不可能干擾到直隸的經濟。如果是銀元和銅元兌換比例脫鉤，張之洞可以瘋狂的鑄造銅元，這樣就要輪到譚延闓頭痛了。
工商銀行的好處就在於直隸一省發行的銀元券、銀元和銅元可以按比例來進行兌換，當然銀元券和銀元之間是一比一，大宗交易銀行要收一定的手續費用。這樣一來在譚延闓節制之下，工商銀行只是在上海和廣東的分行發行銀元和銀元券，並沒有在武昌分行發行，在貨幣流通地域上就遠比湖廣和兩江要流通的廣泛多了。
流通廣泛也就是發行量的巨大代名詞，工商銀行可以提升銅元和銀元的兌換比例，光是靠發行銀元和銀元券便可以得到巨大的經濟利益，這遠比濫發銅元當作大錢要好得多，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