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爾圖良在《護教論》中列舉兩個非常古老、非常奇特，但同時也是非常可疑的皇帝大發慈悲的案例。那就是提比略和馬可·安東尼頒布的敕令，那些敕令不僅要保護基督徒的清白無辜，甚至證明了基督教教義的神跡，完全肯定其所應有的真實性。
在這兩個案例之中，第一個例子顯然存有難解的可疑之處，令人無法輕信。大致有以下幾個疑點：首先，龐提厄斯·彼拉多本人曾經稟告皇帝，說曾經將一個清白無辜的人，而且似乎還是個聖人，極不公正地判處死刑。因而，雖然自己不具備應有的條件，卻有成為基督教殉教者的危險。其次，公開表示蔑視一切宗教的提比略，卻忽然想到要把猶太人的彌賽亞，歸入羅馬神祇的行列。再次，一向對提比略唯命是從的元老院，居然敢違抗主子的命令，提比略對元老院的抗拒態度，非但沒有表示生氣，反倒很高興保護基督徒的法令得以實施，在教會實際存在獲得正名以前的年代，他要保護基督徒免受嚴刑峻法的傷害。最後，有關這樣一項異乎尋常事件的記錄，雖然保存在完全公開和絕對可信的文卷之中，卻沒有被希臘和羅馬的歷史學家發現，只顯現在這位在提比略死後160年據以撰寫《護教論》的阿非利加基督徒的眼前。
第二個例子說馬可·安東尼頒布詔書是出於感激之情，因為在馬科曼尼戰爭中，他向上帝祈禱，竟使他神奇獲救了。好幾位異教徒作家都曾連篇累牘記述羅馬軍團陷入困境，暴風雨和冰雹如何及時來臨，一時間雷電交加，以致蠻族軍隊在恐懼中望風逃竄等情節。如果當時軍中有基督徒，在這樣危險的關頭，當然會把這一切歸功於為了自身以及全軍的安全而做的祈禱。但是，黃銅和大理石的紀念碑、帝國的獎章以及安東尼紀功柱，卻都非常肯定地說明了一切。無論是君主還是民眾，沒有人發現基督徒有這樣重大的貢獻。因為毫無例外，他們會把獲救歸功於朱庇特的庇護和墨丘利的援救。在馬可臨朝那段期間，他作為哲學家始終鄙視基督徒，而作為統治者隨時會對基督徒施加懲處。
命運反覆無常難以窺測，基督徒在有德之君治理下所遭遇的種種苦難，等到一位暴君即位反倒立即終止（180 A.D.）。羅馬帝國的臣民中，只有基督徒身受馬可的迫害，也只有基督徒獲得康茂德寬容政策的保護。康茂德最寵愛的嬪妃，就是那位策劃謀害皇帝情人而留名千古的梅西亞，對於受迫害的基督教會存有異乎尋常的偏愛，儘管她的罪惡行為和福音戒律無法兼容，但是她可能希望通過宣稱自己是基督徒的保護者，而為女性的脆弱所引發的不正當行為贖罪。在梅西亞的仁慈庇蔭下，基督徒安然度過13年的殘酷暴政。等到塞維魯家族統治帝國時，基督徒和新王朝建立起較家僕更為親密的關係。皇帝有次患重病時，有個奴僕呈獻塗身的聖油，對身體和精神極為有效，他因而重用宮廷幾個信奉基督教的男女。卡拉卡拉的奶媽和教師都是基督徒，要是年輕的君王顯露出仁慈心，那也是偶發事件，雖然微不足道卻與基督教的發展大有關係。在塞維魯統治下，民眾對宗教的憤怒情緒受到制止，嚴峻的古老法律也暫時束之高閣，各行省的總督滿足於每年從轄區的教會收取獻禮，以作為他們奉行寬容政策的代價和報酬。 小亞細亞和義大利的主教，為決定慶祝復活節的時間引起爭論（198 A.D.），最後竟以武力相向，是那段安靜時期的最重大事件。後來改信基督教的人數日益增多，終於引起塞維魯的注意和疑慮，在此之前，教會的安寧一直未受到干擾。為抑制基督教發展，他頒布一份詔書，雖是針對新入教的人士，但若嚴格執行起來，熱心的佈道者和傳教士難免遭遇到危險和懲罰。在這次並不嚴厲的宗教迫害中，仍可看到羅馬和多神教的寬容精神，只要是奉行祖先宗教儀式的人，任何申辯和解釋都會欣然接受。
但是，塞維魯制定的法律，很快就隨著皇帝的權威同時結束，而基督徒在經歷了忽然襲來的暴風雨之後，接著享受了38年（211～249 A.D.）的安寧時光。在這以前，他們通常在私人住宅和隱蔽地點舉行集會，現在已擁有舉行禮拜儀式的專設館所， 甚至在羅馬城內購置土地供教會使用，還可以公開選舉神職人員，選舉的方式堪稱楷模，亦受到非基督徒的敬佩。 這一段較長時期的平靜使得教會的聲望日增，出身於亞細亞各行省的君王，他們的政府顯然對基督徒最為溫和。這個教派的傑出人士，無須哀求宮廷奴僕和帝王情婦的保護，而是作為教士和哲學家被敦請進宮。早已在人民中傳播的神秘教義，現在也不知不覺引起君王的好奇。
由於奧利金的虔誠和學識在東方極為知名，馬梅婭皇太后途經安條克時，表示願意召見他談話。奧利金當然接受了這一殊榮，對於這樣一位手段高明而又積極進取的女性，雖然不敢奢望其改信基督教，但還是盡情地對其加以勸導，讓對方能夠接受他們的教義，最後很光彩地返回了在巴勒斯坦的退隱住所。 馬梅婭對宗教信仰所秉持的觀念，後來被她的兒子亞歷山大承襲。皇帝出於虔誠之心，雖然做法並不明智，卻對基督教表現得極為關切。他在私人教堂里供奉了亞伯拉罕、奧爾甫斯、阿波羅尼烏斯和基督的神像，以示對他們恰如其分的崇敬，因為正是這些聖者曾以種種方式教導人類，要向無處不在、至高無上的神頂禮膜拜。 他的家屬當中有人公開表示信奉更純潔的信仰，實際遵守基督教的儀式，在宮廷里或許也是第一次有主教出入。亞歷山大逝世以後（235 A.D.），慘無人道的馬克西明，對不幸的恩主遺留下來的寵臣和奴僕發泄自己的憤怒，於是一大批各種身份的男女基督徒，便捲入一場不分青紅皂白的大屠殺中，因而這場殺戮便被不恰當地稱作宗教迫害。
不管馬克西明生性如何殘忍，他對基督徒泄憤所產生的迫害，不僅範圍有限，時間也很短促。虔誠的奧利金一心要為主犧牲，仍然存活在世，繼續向專制君王灌輸福音書的真理。他給菲利普以及菲利普的妻子和母親寫了好幾封勸善的信（244 A.D.）。等到出生於巴勒斯坦的禁衛軍統領篡奪王位，便立即成為基督徒的朋友和保護人。菲利普對這個新教派公開表示好感和偏愛，甚至教堂執事都獲得尊敬，當時有一種流行的說法傳得繪聲繪影，懷疑皇帝改信新教。 後來還有人據此編造一套故事，說他謀害無辜的先帝，只有靠懺悔和行善來贖罪。菲利普的統治結束，緊接著是帝國的新君即位（249 A.D.），新政府立即開始對基督徒進行殘酷壓迫。要是與短促的德西烏斯統治下所受到的待遇相比，他們會覺得自圖密善時代以來的處境，簡直可以稱為完全的自由和絕對的安全。
從德西烏斯皇帝的道德操守來看，我們難以相信，他之所以運用殘酷的手段，只是對前代皇帝寵信的人懷著卑劣的仇恨情結。更為可信的是，他為了恢複羅馬的淳樸風氣，要徹底執行所規劃的計畫，渴望把帝國從罪惡的迷信中解救出來。於是一些最重要城市的主教不是遭到流放，就是處死。地方官員全面提高警覺，阻止羅馬教士進行新的選舉，時間長達16個月之久。當時基督徒認為，皇帝寧願出現一位皇位競爭者，也不能容忍首都有一位主教。 如果我們設想，德西烏斯具有不可思議的洞察力，發現基督教在謙恭外表的偽裝之下隱藏著驕傲之心，或者德西烏斯有先見之明，得知世俗的統治從精神的權柄中逐漸升起，那麼，他把聖彼得的繼承者當作奧古斯都繼承者最強大的競爭對手，我們也不會感到奇怪。
瓦萊里安的統治顯得輕率易變和反覆無常，這和羅馬監察官的威嚴極不相稱。在他的統治前期（253～260 A.D.），寬容的態度甚至超過被疑為暗奉基督教信仰的君主。但在最後三年半的時間裡，他卻因為一位大臣而全心信奉埃及迷信，受到誘導採用前代皇帝德西烏斯的論點，恢複實行嚴厲的統治。伽利埃努斯執政為帝國帶來了更大的災難，卻恢複了教會安寧，頒發的敕令就其主旨像是承認主教公開的職位，使得基督徒完全可以自由舉行宗教活動，過去的法令雖然沒有正式廢除，卻漸漸聽任湮沒無聞。這樣一來（除了歸之於奧勒良皇帝的敵意以外），基督徒接連度過40多年的繁榮時期，但是對於他們所重視的德行而言，較之最為嚴酷的迫害時期更要危險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