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稱基督徒生前也具有非常人所有的超自然力量，這必然使活在世上的基督徒感到稱心如意，同時，這也常常促使一些教外人士改信基督教。除了偶然狀況下發生的特異事件，神為宗教的利益暫時中止自然法則的作用，親自干預而形成神跡之外，基督教教會從使徒和早期弟子的時代開始， 便一直宣稱擁有各種法力。像是會說多種語言、具有通天眼和預言吉凶的天賦；有伏魔驅鬼、醫治疾病和使死者復生的能力。伊里奈烏斯提到，與他同時代的人當中，經常聽說有人被神授予了通曉外國語言的能力，不過伊里奈烏斯向高盧的土著宣講福音時，卻被野蠻民族的方言弄得不知所云。無論是在清醒還是在睡夢中，得到來自神的靈感、見到神靈顯形、可以傳達神的旨意都被認為是無上恩典，包括婦女、老人、兒童和主教在內，這些恩典不分階層授予各個等級的信徒。當他們的虔敬之心經過長時間的祈禱、禁食和守夜，做好接受異乎尋常感情衝動的充分準備後，便在一種迷糊狀態中完全失去理智，在極度興奮中說出從神那裡得到的靈感，完全和任人吹奏的喇叭和笛子一樣，成了神明的喉舌。
我們可以附帶說明一下，這些幻境所要達成的目的，絕大多數都是揭示教會未來歷史，指導教會當前任務。有些不幸的人遭受魔鬼折磨，從他們身上驅除魔鬼被看成宗教的一項尋常的工作，但對他們來說卻是極為重要的勝利，一再被古代護教者指為基督教最令人信服的真實證據。這種可怕的驅鬼儀式，通常都在眾多的觀眾面前公開舉行。患者的苦痛當場由驅魔師的法力和法術消除，觀眾還可以聽到被降伏的魔鬼供稱自己原是古代一個不知名的小神，不該褻瀆神靈，妄想篡奪人類的崇拜。但是我們只要想一想，大約在公元2世紀末的伊里奈烏斯時代，死人復活也不是什麼稀罕事。而且只要是情況需要，當地的教會便會組織大批齋戒的會眾一同祈禱，以重演這種神跡。連那個隨著他們的祈禱死而復活的人，也能在這些人當中長時間生活下去。如果真有其事，那麼說到神奇的治病法術，不論治癒什麼痼疾怪病，也不可能再引起人們的驚奇了。在這樣一個時代，信教的人可以拿出那麼多戰勝死亡的例證，有些懷疑派的哲學家卻仍然拒絕承認這類現象，照舊嘲笑人能復活的說法，似乎有點讓人難以理解。有一位出身貴族的希臘人，曾拿這一點作為全部爭論的基點，他對安條克主教提奧菲盧斯說，如果能夠讓他親眼看到有人確實死而復生，他便將立刻信奉基督教。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位東部首席教會的主教，儘管迫切希望他這位朋友能皈依基督教，還是覺得拒絕這一公平合理的挑戰方為上策。
原始教會的神跡，在得到許多代人的承認之後，近來有人通過深入研究，否定了宗教奇蹟的存在。 這種研究雖然得到公眾的普遍讚許，但是無論在本國還是在歐洲各地，卻受到新教教會神職人員廣泛的責難。
我們對這個問題的不同看法，並非完全來自某種特殊論點，倒是因為受到我們研究和思考問題的習慣的影響，要讓我們相信一件神奇的事情，便必須有充分證據。一個歷史學家的職責，不是要求他在這場微妙而重要的爭論中夾入他自己的見解。但是我們也不應該否認，要採用一種能調和宗教和理性二者利益的理論，確有困難。更難的是，要將這種理論恰當運用，保證不出差錯，不自以為是，能準確劃定那一幸福時代的界限，不致將成因歸於超自然的天賦。從最初那位神父到最後一位教皇，一代接一代的主教、聖徒、殉道者和神跡，從未有片刻間斷。迷信的發展進程是如此緩慢，幾乎讓人無法覺察。因此，我們根本不知應當從哪個特定環節截斷這根傳統鏈條。每個時代都能為那些使它有別於其他時代的奇異事件充作見證，而它的見證在可信度和分量上不低於前代所提的憑據。如果我們不能像公元2世紀時，用相信查士丁和伊里奈烏斯那種程度 來對待公元8世紀時值得尊敬的比德或12世紀時神聖的伯納德， 那我們就會在不知不覺中被領上一條責備自己前後矛盾的道路。
若任何這類神跡的真實性要依靠表面的實用性和正當性來獲得承認，那麼我們知道，每個時代都有許多不信教的人要勸化，許多異端分子要駁斥，一些偶像崇拜的民族要使之皈依，不管何時都能找到上天應插手其事的足夠動機。既然每個信徒接受神的啟示就會相信神奇法力的真實性，而每一個有理性的人又肯定那種法力已不復存在。那麼非常明顯，必然有過一個時期，這種法力不是突然之間，就是逐漸在基督教會中消失。
我們不管把那個時期安排在哪一個時代，是使徒去世的時代，是羅馬帝國改奉基督教的時代，還是阿里烏斯異端 歸於消滅的時代，說來全都一樣。但是生活在那個時代的基督徒竟會毫無所感，同樣讓人感到十分驚訝。或者，他們仍舊假裝具備那種失去的神奇力量，這樣，妄信代替了信仰的職能，狂熱被允許冒用神靈感召的言語，把一個偶然或人為安排的事件所產生的效果全歸於超自然的原因。
新近發生的真正神跡的經驗，可以教導基督教世界的人們認清天道的規律，眼睛（如果可以使用這個不恰當說法的話）習慣於「神工」的風格。如果近代某位有才能的義大利畫家，竟敢冒用拉斐爾或科勒喬的名字， 來提升拙劣模擬作品的聲譽，這種狂妄的欺騙行為一定很快被揭穿，遭到公眾憤怒的斥責。
原始基督教會自使徒時代以後，不管對神跡問題抱有何種想法，這種在公元2世紀到3世紀的信徒中，如此顯著存在的什麼都信的溫和性格，無疑會對真理和宗教的起因產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有利作用。等到了現代，一種潛在而且不懷好意的懷疑主義，始終糾纏著虔誠信徒的思想。人們多半都不相信對超自然力量的真實性，只是出於一種冷漠而被動的認可。我們的理智和想像，在長時期觀察和尊重大自然始終不變的秩序的情況下，對於親自去證實神可見的行動，實在缺乏足夠的心理準備。但是在基督教的初期階段，人類的情況與現在完全不同，教徒中最有好奇心和最易輕信的人，常常受到勸說去參加一個聲稱具有神奇法力的團體。原始基督徒永遠立足在神秘的土地上，他們的思想經過訓練，習慣於相信絕對違反常情的事物，他們感覺到，或者自以為感覺到，在他們四周到處都有魔鬼在不斷對他們進行襲擊。他們從神的顯靈中得到安慰，從預言中獲得教導，依靠教會的祈禱使自己從危險、疾病甚至死亡中被解救出來。他們對真實或想像中的奇異事迹，常常自以為是目標、工具和證人。他們非常愉快地以同樣輕鬆但卻更為合理的態度，接受福音史上確鑿有據的奇蹟。在這種情況下，那些不曾超過他們經驗範圍的神跡，就能產生啟發作用，使他們具有高度的信心，去接受顯然超出理解能力的不可知奧秘。正是這種超自然的真實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一直在信仰的名義下得到百般讚揚，這樣一種心理狀態，被視為獲得神的恩典和未來幸福的可靠保證，被描繪為基督徒最高或唯一的美德。按照學者非常嚴格的說法，一些非基督徒同樣可以實踐的美德，經過證明並不具有任何價值和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