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日後明教的官方說法將長征描述為一次偉大的浪漫遠征，但在1292年的光明頂上，一切更像一場可恥的失敗。
在中國南部這一明教幾百年以來的根據地，這一信仰已經被全面肅清。
明教的殘兵敗將們被趕到了中國邊境最偏僻的角落，而到達那裡的三千多名戰士幾乎無不傷痕纍纍，意志消沉。
他們面對的，不僅是惡劣的自然環境，也是充滿敵意的當地勢力：例如根基牢固的地頭蛇崑崙派。
當然，更直接的威脅仍然來自元廷，此時忽必烈已經派遣玉昔帖木兒取代了作戰不力的伯顏，玉昔帖木兒率大軍進剿昆崙山，雖然元軍攻上光明頂的可能不大，但僅僅是圍困已經足以給明教造成斷絕補給的困境。
這一小小宗教勢力的滅亡似乎只是時間問題。
但是此時，海都和都哇在中亞再次舉起叛逆的旗幟給明教以喘息的機會。
由於西北叛王在東突厥斯坦的進攻，元軍不得不臨時將圍攻光明頂的軍隊調到千里之外的塔里木河流域，去抵抗反叛者的入侵。
這一臨時的抽調竟成為了一去不復返。
直到1304年雙方簽訂停火協議為止，元軍與西北叛軍在中亞進行了十二年的拉鋸戰，無暇再顧及龜縮在昆崙山中的明教徒們。
明教趁機坐收漁人之利，迅速恢複和鞏固了自己的力量。
一勞永逸地摧毀明教的最佳時機一去不復返了。
忽必烈死後，成宗鐵穆耳維持了十一年相對平靜的統治。
1307年，鐵穆耳駕崩後，帝國因帝位繼承問題陷入了長期的中衰和不時的內戰，二十五年中先後換了八個皇帝。
漢文化對帝國中樞的滲透相當緩慢，但是各種高級的奢侈享樂卻已經侵蝕了本來質樸的草原兒女們。
帝國的統治機構日益腐敗，對其治下人民壓榨的程度日益增長，但實際控制能力卻不斷減退，此消彼長之下，各民族的起義也此起彼伏。
被列為最下等的南方漢人的抵抗運動在經過二十年的低迷時期後，再次逐步走向高漲。
這對武術界權力格局的結構性演變，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
在絕大多數時代，江湖世界和帝國權力之間有著深刻而尖銳的矛盾。
我們在第一章中，曾經簡要指出過這一矛盾的根源所在。
在這裡，我們只需要補充：這一矛盾並非必然爆發為激烈的衝突，當雙方勢力平衡的時候，就會出現均勢的局面：江湖世界的主導勢力會在表面上承認皇帝的無上權威，而實則維持自己對江湖真正的統治，而官方也會滿足於江湖人士對不再「犯上作亂」的承諾。
對中華帝國的統治者來說，達到這一均勢的底線是江湖勢力必須放棄對政治權力的追求；而對後者來說，底線是官方必須保證自己的合法存在及勢力範圍不受侵犯——二者是一回事。
當然，零星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仍然可以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內而維持大局的和平。
但是，如果說政府從上到下基本上可以被視為一個整體，江湖卻並非如此，這就是江湖之為江湖的特性所在：它是一個開放的空間。
由於江湖世界的流動性太大，充滿了各種不可操縱的因素，任何個人、門派、幫會和教宗都無法實現對整個江湖世界的控制。
在這個世界中，必然也有對現存政治勢力存有極度仇恨的反叛者。
他們不會理會主導勢力同政府間的默契，而以推翻政府，建立新的政治秩序為奮鬥的目標。
因此，他們所帶來的威脅實際上是雙重的：即是對世俗政治權威的威脅，也是對武林主導勢力的威脅。
首先，他們的行動會導致同官方之間心照不宣的不成文 協定被破壞，會導致政府的壓力甚至報復，給整個江湖世界帶來浩劫；其次，如果這些大膽的冒險家能夠獲得成功，結果將會是翻天覆地的政治大洗牌，對已經掌握大權的、不希望發生變動的既得利益集團來說，這可能使他們失去現有的一切。
可想而知，在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團和激進的革命者之間的關係將會是相當緊張的。
對於既得利益集團來說，應付這種挑戰的方式可以有兩種：當僅僅是農民起義者揭竿而起，或者是民族主義者反抗異族統治時，他們可以將這些人讚美為武林領袖或真正的民族英雄，在口頭上給予他們廉價的支持和讚美，卻不進行任何實際的聲援，將他們推到前台去任由政府軍剿滅。
北宋時期的梁山起義是一個典型例子，當時，有一百多名三流武術家因為不滿宋朝的腐敗而聚集起來發動叛亂。
少林、丐幫、逍遙派、大理段氏、天師道等武林的真正主宰將他們吹捧為「梁山好漢」讓世人把他們視為真正的武術名家，讓他們去和政府軍發生正面衝突，而掩護自己的真正實力。
最後，梁山的起義者向政府軍投降並為之效力，而既得利益集團主宰的武林秩序卻毫髮無損。
另一個例子是清代的天地會。
由於打出了「驅除韃虜」的旗號，獲得了漢人的同情，天地會聚集了一批真正的高手，野心勃勃地從事推翻清政府的地下活動。
天地會雖然在江湖世界中享有崇高的聲譽，但是在清末之前卻並沒有得到多少實際的援助。
十七世紀後期的一份會議記錄表明：當天地會籌劃刺殺一位手握大權的將軍吳三桂時，武當、少林等名門正派都不願意提供支援。
甚至販鹽的三流幫會青幫也不服從他們的號令。
天地會在得到光環的同時，也在無形中被孤立了。
與之形成鮮明反差的是，當乾隆的元帥福康安代表清政府召開「全國武術流派掌門人代表會議」時，武術界主要門派的一百多名掌門人全部出席，向異族皇帝表示他們的順服。
另一種應對方式是這樣的：當造反者舉起異端宗教的旗幟時，保守勢力就可以利用儒家意識形態的崇高旗號，要求消滅無視倫理綱常的「魔教」事實上，真正的問題從來不在純粹信仰的層面，而在於這種信仰可能帶來的、顛覆現存秩序的危險後果。
明代的日月神教和清代的白蓮教、拜上帝教都是典型的例子。
元代的明教之亂也屬於這一範疇。
無疑，明教的古怪信仰、戒條和儀式——如食菜、裸葬、拜火、崇拜聖女等——加劇了武林人士和一般平民的厭惡，但是很難說這些內容比佛教或者回教的種種要求更為古怪。
這種根深蒂固的厭惡感本質上是一種政治性的態度。
正如卡爾馬克思所嘲諷的那樣，布爾喬亞一邊從事著誘姦彼此妻子的勾當，一邊義正詞嚴地聲討共產主義者的「共妻制」真正的理由不言而喻。
如我們在上文所分析的，到了十四世紀前期，中國武術界已經確立了以「六大派」和丐幫為首的新秩序，儘管六大派和丐幫都曾以反元的民族主義口號為號召，但隨著郭襄、耶律齊等老一代宋朝遺民的先後去世，各門派新的領導人對漢族政權曾經的光榮已經記憶模糊，而隨著元朝統治的鞏固，推翻蒙元統治的希望日益渺茫，使他們更多地將注意力集中在維護自己武林地位的問題上。
雖然絕大多數漢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中，但是名門正派的武術精英集團仍然同以前一樣生活優裕、名聲顯赫，不受影響。
推翻外族暴政是名義上的最終目標，但只是遙遠的前景，目前需要考慮的是如何為自己的門派增添榮耀和權勢，至多是有限的「行俠仗義」於是，在種種響亮口號的掩蓋下，一個新的既得利益集團形成了。
這個集團必然與另一批不妥協的激進分子發生激烈的衝突，這些人大多數成為了明教徒，因為只有明教此時仍然在堅持進行實際的反元暴動。
而由於蒙元帝國統治的殘暴和嚴苛，投入明教的武術家也越來越多，使得明教的組織急劇膨脹。
這是明教與江湖主流勢力矛盾激化的根源所在。
在此，整個江湖世界發生了重大的分裂。
在遷移到光明頂之後不久，明教就和當地的主宰崑崙派發生了幾次武裝械鬥。
儘管明教的勢力已經大大削弱，但仍然和次級的崑崙派勢均力敵，崑崙方面並沒有佔到多少優勢。
而中原各大勢力仍然認為明教微不足道，將此視為地方性的衝突而不屑參與。
最後，精疲力竭的雙方不得不妥協，劃定了各自的勢力範圍，將昆崙山一分兩半。
幾年後，明教教主石元去世，光明左使者衣琇繼任教主（在位1298-1311）衣琇在位期間，明教在西北地區修養生息，並同波斯總教之間恢複了聯繫。
十四世紀初葉，隨著明教實力的恢複，是否回到江南的明教故地去聯繫當地的殘餘勢力的問題被提上議程。
此時的江南地區仍然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當地堅持游擊戰的明教殘部已經寥寥無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