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於社會總資金的數量，市場上的商品總數永遠是短缺的。
這一鐵律在1991年蘇聯解體時表現得尤為明顯——隨著聯盟國家的瓦解和社會秩序的崩潰，前蘇聯幾十年辛苦建設積累下來的巨額財富，在一夜之間化為烏有。因為當危機到來的時刻，蘇聯人民本能地把所有的錢投入零售市場掃貨囤積，對於這樣龐大而密集的瞬間資金流，任何國家的零售市場都是不可能承受得起，唯一的結果就是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價格飆升，與日常生活無關的商品則大面積貶值。
即使換成美國，也同樣承受不了這樣的劇變——就算當時美元依然是世界貨幣，但假如數以十萬億計算的美元湧出股市、基金、銀行這些「貨幣蓄水池」，一股腦兒地奔向零售市場，那麼整個地球的世界市場秩序也會瞬間玩崩：因為全球所有國家加起來，也沒法在短時間內提供價值那麼多貨幣的日常商品！
在這種情況下，無論當政者有沒有瘋狂開動印鈔機，令人精神崩潰的惡性通貨膨脹都不可避免。
光是恐慌情緒從股市、基金、銀行等各個「貨幣蓄水池」逼出來的巨額現金，就足以讓市場完蛋了！
同理，在明末的中國，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從而給搖搖欲墜的大明帝國補上了致命一擊。
——朱元璋建立明朝時，為了達到家業千秋萬代的目的，實行了以農業為主導的國家戰略。他不但在皇宮象徵性的開闢了農田，還多次帶著太子去視察農村，告訴他們這就是整個大明帝國的根基。
圍繞著農業的運轉，朱元璋設計了一系列制度，將全中國打造成了一個超級大農村。
明朝整個文官系統都圍繞著農業展開。他們清理戶口，丈量土地，形成了龐大的數據網路，作為收取農業賦稅的依據。在農村中，每一定數量的戶口就會選出糧長，他們的任務是負責收糧。收上了糧食之後，每個地方的倉庫都有專門的大使（保管專員）。把糧食運到京城和邊境的任務，也有專門的漕運兵和指定的某部分農民來完成。各級政府都有戶口的數據檔案。國土上的人根據各自的職業有相應的戶籍，軍籍和民籍不能混淆。農民只能守在自己的戶籍地址上，不能隨意移動，一切都有嚴密的規定。
為了對付北方的游牧民族，明朝初期保留了一支百萬之眾的龐大軍隊，但當時極度凋敝的國家財政，是養不起這麼多軍隊的。朱元璋依然採用了非常農村化的辦法來解決問題——屯田制度規定，每個衛所（軍區）都有自己的土地，士兵們中的三成壯丁用來守城打仗，七成的人手用來耕田，自己養活自己。
大明朝廷當時直接給官吏發大米和布匹。因為老百姓交稅交的就是米和棉花等農產品。關於地方的基礎設施建設，朱元璋也有一套辦法——明朝的老百姓除了繳納大米、棉花等稅外，還要替政府無償出力。所謂賦役制度中，賦是指賦稅，役是指徭役，也就是空出一段時間給政府免費當勞力，比如修路、修水利等等。總之，農民忙時種田交稅、閑時給政府搞基建，官府收糧交公，軍隊耕田打仗，手工業者大部分集中在京城裡的皇家工廠打工。無論稅收還是工資，發的都是大米、布匹。在政治和經濟上，都沒有任何變化發展的內部需求。這樣一個超級穩定的靜態體系，幾乎就像木乃伊一樣，理論上可以做到千年不腐。朱元璋顯然得意於自己的駐顏有術。熟悉歷史的人或許會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對，這就是漢朝的經濟制度。
但別忘了，漢朝的制度是為公元前的中國量身打造，到明朝已經過了一千五百年。二三十年前你拿著大哥大，那是人人羨慕的時髦富豪；現在還拿著大哥大出去招搖，就是人人嘲笑的老古董了。
以糧食和布匹為本位貨幣，在和平時代是非常不划算的——糧食會霉變，儲藏起來每年都要大量損耗。而且大宗糧食運輸起來也很沉重，從國內某地調撥到另一地的代價十分驚人。更要命的是，洪武年間，朝廷收入的糧食部分為兩千九百四十萬石，弘治年間為兩千七百餘萬石，萬曆年間為兩千八百多萬石。現代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國家財政收入增長了五十倍，明朝的財稅居然兩百年不動搖。朱元璋的木乃伊真是千年不腐。在總收入不變的情況下，皇族俸祿、官員貪污等各項開銷卻逐漸增長，最終讓財政陷入破產。
因此，到了明朝中後期，這套有些類似蘇聯戰時經濟的古董財政體系，變得越來越不堪重負，最後終於垮掉了。對此，明朝的有識之士把目光投向白銀：如果把稅收改為白銀，農民交起來方便，運起來也方便。囤積白銀既不會發霉腐爛，也不會被蟲吃，無所謂損耗，而且白銀運輸起來也比運輸大米方便的多。
於是，就有了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即明朝財政白銀化的大改革。他的基本思路是將原有的稅收和徭役全部合併。以前農民要出大米、出力氣。推出了一條鞭法之後，農民只要交了白銀一切都不用管。政府拿著錢再去請人蓋房子、搞水利……至此，白銀取代糧食，成為了維持大明帝國運轉的血液。
可問題是，明朝的統治者缺乏現代金融知識，他們只是把白銀當作一個很方便的管理工具，沒有想到白銀和糧食是不同的——它不是消費品，而只是一種貨幣，代表的購買力隨時隨地都在變動！
——無論在江南還是在塞北，一石糧食都能讓一個人吃上起碼三個月。可如果換成一兩銀子，在江南和塞北能夠買到的商品數量，可就是天差地別了！
舉例來說，財政白銀化的改革之後，農民從原來的把十石米運到邊境交給軍隊，改為上交相應價格的白銀，政府拿了白銀再去買大米給邊防軍隊。表面上看，前後好像一回事，其實裡面大有文章。
按照程序，河南、山東等地農民按照當地一石米五錢銀子的價格繳納賦稅。然後這些銀子被朝廷送到邊境。可是邊境市面上沒有那麼多糧食，米價勢必上漲。五錢銀子肯定買不到一石米，軍方的利益無形中被損失掉了。更為嚴重的是，以前的前線軍隊都囤積糧食，白銀化改革之後，大家都認為，有了錢可以買到任何東西，沒有必要囤積糧食。邊疆一有戰事，軍隊要出擊，必須臨時購進大批糧食，導致糧價飆升。平常五六錢一石的糧食，到了這個時候會漲到每石三兩白銀！結果軍費開支無形中變成了原先的六倍。而給朝廷官吏發工資的麻煩更多，北京城裡每到朝廷官員發俸祿的時候，糧食、蔬菜等日常必需品就價格大漲。最後逼得朝廷不得不專門頒布規定，有一部分人拿了俸祿之後不準在市區買菜，要跑到郊區去買。
上述這些情況，還只是短期的物價波動。至於長期的物價變化趨勢，則更加令人擔憂——自從大航海時代到來之後，因為外國人對中國瓷器、絲綢等特產的渴求，歐洲人從美洲發掘到的金銀，還有日本島上挖出的銀礦，都在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其總數至少高達幾億兩之多，相當於一輪規模巨大的量化寬鬆。
但奇怪的是，儘管幾億兩白銀流入中國，導致貨幣數量翻著跟頭往上暴增，但明朝的商品價格卻依然常年低位運轉，沒有引起非常嚴重的通貨膨脹——朱元璋時期，江南一石大米的價格為兩錢五分白銀，摺合銅錢二百五十文，明朝中期才漲到五錢銀子，這個價格接下來又維持了一百年左右，直到萬曆末年之前，除非遇到特大自然災害，江南的大米價格從未超過每石一兩。而其他食品的價格也不算太貴：雞肉每斤四五文、豬肉每斤七八文、香油每升十文。一兩銀子就能讓一戶人家辦流水席了。
同樣是一兩銀子，在萬曆皇帝和康熙皇帝的治下，其實際購買力差了十倍都不止！
由此可見，儘管晚明白銀大量湧入中國，但明朝的貨幣流通量和商品數量依然常年保持著協調——很顯然，在沒有工業革命也沒有海外殖民的情況下，明朝的社會生產力並未得到爆炸性提升。
所以，如果物價依然能夠保持穩定的話，那麼合理的解釋就只有一個：大部分白銀並未進入市場流通，而是被封存了起來——雖然大明的貴族、官宦和富翁，都知道白銀可以作為貨幣使用，但出於中國人喜歡攢錢的本性，更多的還是把它收藏起來。各位老爺富戶們，每年的進項若是有富餘，要麼拿去置辦田產，要麼變成了銀錠藏起來，根本捨不得花出去。比如山西晉商就曾經把白銀鑄造成幾百斤重的大銀塊，儲藏在地窖里，號稱「鬼見愁」（小賊摸進去了也偷不走）。即使是普通人家，有了銀子也多半都是藏起來備用。
於是，天文數字的白銀，就這樣沉睡在官宦勛貴和地主士紳的府邸里，無形中充當了調節貨幣的中央銀行，使得市場上流通的貨幣數量始終有限，保持了大明物價的穩定，也保持了白銀比價的堅挺。
但這種虛假的物價平穩形勢只是暫時的，到了天啟年間，百年不變的物價終於開始了飛速上揚。
——自從萬曆末年女真興起的薩爾滸大戰之後，大明天下開始變得紛亂起來。明末小冰河期的自然災害隨之降臨，大幅度地減少了糧食產出，而貨幣數量卻並未減少，於是糧食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