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有節操、有志氣、有理想的「三有」穿越者，俞國振自從來到這個時空之後，就一直滿心洋溢著救國救民，挽救華夏氣運的宏圖壯志。雖然在前期被黑暗殘酷的社會現實和自相殘殺的糟糕親戚給打擊得夠嗆，但在接觸真正東林黨這個長期掌握天下輿論、稱霸明末朝堂的江南士大夫政治集團之前，他還是對這些「正人君子」抱著一絲幻想——雖然這幫傢伙內部黨爭得厲害，骨頭也有點軟，但在那種一潭死水的黑暗世道里，這東林黨至少應該跟清末的革命黨一樣，好歹有那麼點進步氣息吧。
然後，在徹底看清楚了東林黨人的真實面目之後，俞國振終於對大明帝國的前景徹底絕望了。
他原本以為自己的起家之路，已經夠血腥，夠骯髒了，誰知這群平日里滿口仁義道德子云詩曰的東林君子們，居然做得還要更加下作許多——什麼利用天災扒開河堤，淹沒別人家的良田，然後再借著賑濟的由頭向小民攤派徵收錢糧，順便私下裡收買這些遭災之人的田土，甚至是將人家的妻女變成自己的胯下玩物啦。什麼打著修橋鋪路，整修廟宇，興辦義學等等光明正大的旗號，橫徵暴斂，大飽私囊，自己一毛不拔還贏得善名啦。什麼長期暗箱操作科舉，以「民間人士」的身份預先決定進士名單，買賣秀才和舉人的名額，非東林大佬點頭不得中舉，把皇帝和朝廷當猴耍，堵塞寒門士子的晉身之路啦！整天自吹自擂，說什麼士大夫與紳士是江山社稷的基石，道德情操的楷模，其實每一家的屁股底下都是滿滿的屎尿和血淚。
當然，東林黨人的這些虛偽言行並不算什麼，畢竟，普天之下的政治家都是如此的表裡不一。
另一方面，東林黨官宦的貪污腐敗，同樣也不是最讓人厭惡的毛病，落後封建國家的政治固然腐朽不堪，早期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也一樣腐敗到臭不可聞——大英帝國的軍隊一直到十九世紀還在賣官鬻爵，尉官和校官都是有錢人掏腰包買來的「捐班」，全靠在戰場上倒賣物資、劫掠敲詐，才能回本和發財，但照樣打遍全球無敵手，在鴉片戰爭之中只動員了幾千人，就跑到地球另一端把大清朝揍得生活不能自理。近代的日本帝國政府，更是從明治維新開始就極度腐敗，高官顯貴直接勾結財閥瓜分國有資產的事情屢見不鮮，但還是在戰場上先後擊破中俄兩個大國，一時間稱雄東方，幾乎完成了以蛇吞象的奇蹟。
而這些士子縉紳對普通老百姓的殘酷剝削，更不是讓人絕望的原因——在大英帝國最鼎盛的維多利亞時代，英國工人的生活照樣悲慘得難以想像，紡織工人通常在進廠三年之內就會被累死，整個不列顛境內除了幾萬紳士淑女的莊園，幾十萬體面人的公寓之外，就是一個龐大的貧民窟；工人階級的平均壽命只有十五歲……「……英國工業的威力僅僅是靠野蠻地對待工人、靠破壞工人的健康、靠忽視整代整代的人在社會關係、身體和精神方面的發展的辦法來維持的……」（恩格斯）然後，在舊日本帝國兵鋒最犀利的年代，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同樣凄慘至極，甚至還不如民國亂世的中國人，整個村整個村的姑娘被賣到海外當妓女……但這一切的殘酷剝削和悲慘狀況，都沒有妨礙它們躋身列強，成就一番偉大而輝煌的帝國霸業。
從歷史和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明末東林黨人的真正問題，在於極度的自私自利，和傲慢到頑固不化——只有其中一者倒還不是問題，但兩者疊加起來之後，東林黨就成了類似於後世中東的阿拉伯原教旨主義恐怖分子，或者烏克蘭那些廣場運動專家和新納粹暴力團一樣的極端組織，對整個文明的破壞遠大於推進，並且看不出任何一點改良和進化的可能。如果再加上死不悔改的重文輕武習氣……那就完全是作死了。
首先，作為江南士大夫組成的政治團體，東林黨人代表了當時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強的利益，借著崇禎帝清除魏忠賢勢力的時機，大幅度取消或降低了江南地區的海外貿易稅、礦稅、鹽稅、茶葉稅等稅種的稅負，使得明末的朝廷財政瀕臨崩潰，財政開銷幾乎完全被攤派在了早已不堪重負的農民身上，再加上當時各種天災不斷，造成了北方大量農民的破產流亡，直接導致了轟轟烈烈席捲中原的明末農民大起義。
簡單來說，就是一群富人不肯繳稅，把所有賦稅推到窮人頭上，直接逼反了窮人，導致了亡國的結局。
沒辦法，無論口號喊得多麼好聽，如何標榜自己的「一身正氣，清廉正直，錚錚鐵骨」，但是從階級成分上來說，東林黨的幕後金主就是一大群不肯繳稅的闊佬，其主要政治目標就是讓富人不交稅，讓窮鬼去死，即使某些有節操的士子看不慣這種事，但受制於背後的勢力，也不得不昧了良心睜著眼睛說瞎話——正如美利堅合眾國的政客們不管競選時漂亮話說得再厲害，上任之後也很難違抗背後大財團的意願一樣。
其次，如此嚴酷的階級壓迫之下，整個明末的中國社會早已變成了一個滋滋作響的火藥桶，正確的對策要麼是減輕民間負擔，給老百姓一條活路；要麼是採取軍人治國、鐵血鎮壓的策略，一邊在國內血腥彈壓民眾的反抗，一邊發動對外戰爭，轉移社會矛盾：一個國家就算再怎麼窮兵贖武，只要在對外戰爭之中不斷取得勝利，人民的凝聚力就多少還會有一些，政權的支持率也會勉強維持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事實上，近代的日本財閥們同樣也是自己窮奢極欲，卻把苛捐雜稅壓到貧困百姓頭上，逼得日本民不聊生，但好歹還知道要崇尚武力，依靠軍國主義對內鎮壓對外擴張，往海外轉移矛盾。然而，明末的東林黨實在是史上有名的作死專業戶，居然一邊橫徵暴斂、把百姓逼得沒活路。一邊又極力打壓武人地位，拚命削弱軍隊的戰鬥力，敗壞軍人名聲，保持文貴武賤的格局——任何提高軍人待遇，增加軍隊戰鬥力的提議，都會遭到東林黨和整個地主縉紳階級的瘋狂打壓，更不要說什麼對外發動侵略戰爭來轉嫁社會矛盾了。
連古羅馬的奴隸主都知道要養一群彪悍的打手監工，才能驅使奴隸幹活，偏偏東林黨卻拒絕承認這個道理。想像一下，如果二戰時期的日軍也跟明末的朝廷官軍一樣，軍械彈藥都被倒賣掉，士兵成批餓死在營地，步槍和火炮都是一開火就炸膛的垃圾，海軍艦隊都是一出海就沉的破爛，軍人出征打仗需要一路打家劫舍來湊軍糧，回國還要「享受」賤民待遇和各類歧視……那麼估計就是張學良大少都能在東京閱兵了。
第三，對於明末士大夫之中出現的「西學熱潮」，俞國振這個穿越者曾經抱有很高的期望，以為是「開眼看世界」的一種進步表現。結果等到他真的跟幾個「明末基督徒」與「西學愛好者」一交談，頓時大失所望——如果說清末的洋務派雖然問題頗多，好歹還有著「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進步意義和救國強國的樸素熱情，那麼明末中國出現的所謂「西學東漸」，當真就只是士大夫飽食無事之餘的消遣玩物而已。
在清末的時候，面對著工業革命之後急速變化的世界，還有被炮彈打開國門的現實，一部分士大夫不得不勉強承認了西洋人的強大，開始了向他們的學習。而在明末的中國，西洋人在遙遠的東方還沒有那麼強大的力量，東西方的技術水平也沒有拉開太多，明朝士大夫打心眼裡就不認為他們有什麼先進之處。
之所以在明末的時候，會出現西學流行的潮流，乃是因為當時整個社會的財富和權勢都已經被瓜分完了，社會階層已經固化了。那些縉紳大戶的紈絝子弟靠著祖產就能不愁生活，其中相當一部分人自然是熱衷於功名和仕途，但也有很多人不是當官的料，於是就把精力放在各式各樣的消遣上——那些比較傳統的，自然是醉心詩詞，一心想要成就文壇之名；那些比較放蕩的，則整日流連花街柳巷，沉迷於溫柔鄉；那些愛好幻想的，則去修道煉丹、念經參禪，順便買蘿莉玩雙修；最後一些喜好新潮的士大夫，才會去鑽研各種西學、雜學。正如現代的富豪互相攀比豪宅、豪車、遊艇、私人飛機和賽馬；以及維多利亞女皇時代處於鼎盛階段的大英帝國，有不少無心仕途的另類英國貴族，把海外冒險作為自己的主業一樣——曾經有那麼一段時間，當冒險家對英國貴族來說是件時髦的事兒，很容易由此成為倫敦上流社交界的寵兒。
但正因為只是把這些西學看成個人興趣和消遣，而不是什麼真正有用的求官謀財、富國強兵之術，所以明末那些能夠接受西學的士大夫，也普遍是「三分鐘熱度」，缺乏學以致用的熱情和計畫。雖然也有徐光啟推廣海外農作物，孫元化試驗西法鑄炮等事，但依然停留在個人行為的層面上，對社會的觸動微乎其微。
最後，也是最令人絕望的一點在於，這些東林君子的思想多半頑固不化，拒絕任何變通——除非被刀子架在了脖頸上。否則的話，不管這些讀書人是不是讀書讀傻了，但至少在要求別人的方面，都只會死抱著程朱理學聖人之說不放（自己當然是基本不遵守的）。簡而言之，一切不符合地主縉紳階級利益最大化和傳統觀念的事物，都會被視為「大逆不道」，連看一看都不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