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在如今的東北三省境內，基本不會有誰去熱愛偽滿洲國的「王道樂土」，更不會希望再看到幾十萬日本關東軍和五百萬日本開拓團從天而降的話。那麼，在另一塊曾經被日本人長期統治的殖民地——台灣島上，則確實是有很多台灣人從思想和行動上都變成了日本皇民，不再把自己當成是中國人來看待了。
關於日據時期的台灣，究竟能不能算是民國時代的一個組成部分，就我看來是很讓人糾結的。
因為，早在民國時代開始之前，滿清朝廷就把台灣割讓給了日本。而在中國進入民國時代的1912年，日本已經對台灣建立了穩固的統治。從法律上來說，直至1945年為止，台灣島都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而是日本帝國的領土。當台灣島掛上中華民國的旗幟之時，教科書上的民國時代已經基本進入了尾聲。
相反，當中國大陸已經進入新中國時代之後，台灣島上卻繼續在沿用民國年號，直至今天依然未改……總之，台灣人民既沒有經歷過民國時代的誕生，也沒有經歷過民國時代的結束。我們既可以說台灣人如今仍然生活在民國時代，也可以說台灣基本沒有經歷過民國時代……
但是，鑒於最近這些年來，隨著台獨思想在寶島喧囂塵上，一些政治勢力為了鼓吹台獨，開始不斷誇大和美化台灣的日據時代，而且愈說愈荒誕——當大陸這邊孜孜不倦地回憶著民國歷史的「美好之處」時，依然使用民國年號的台灣人，卻同樣在發掘和讚美著日據時代的各種「閃光點」。
很多在台灣頗有影響力的媒體，拋開白紙黑字的一大堆史料與當時嚴重歧視台灣人的社會制度不談，盡扯一些日據時代的風花雪月和稗官野史來誤導民眾，把那個殖民統治的時代描述得浪漫無限。好像幾個在日據時代活得還不錯的台灣人，就能代表當時台灣殖民地的全部面貌——例如前民進黨秘書長林佳龍，就在接受美國記者訪問時語出驚人：「絕大多數台灣人覺得，讓日本人統治會比國民黨執政感覺要舒服。」
那麼民國時代，或者說日據時代的台灣，究竟是文明幸福的天堂，還是水深火熱的地獄？而日本人又有沒有把台灣人，至少是「皇民化」了的岩里政男（李登輝的日文名字）之流，真正地視為同胞呢？
在我們開始探討民國時代的台灣風貌之前，需要預先指出的是，台灣「皇民」們親日台獨思想的產生和泛濫，也是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的，並不能簡單地歸咎於民進黨成員和台灣「綠營」的數典忘祖。
——事實上，若是仔細追究台灣地區這一分離主義思潮逆流的起源，之前執政的國民黨需要承擔的罪責，只怕是比跳樑小丑般的民進黨還要更加沉重。
首先，讓我們回顧一下在中國大陸進入民國時代之際，當時正處於日本殖民統治之下的台灣風貌。
當中華大地的歷史車輪，滾動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時候，台灣已經被日本殖民者統治了十餘年之久。
——甲午戰爭的失敗和寶島台灣的割讓，對於整個中華民族來說，都是莫大的恥辱。
面對日本殖民者的征服與統治，台灣人民曾經進行過可歌可泣的悲壯抵抗，在1895年的台灣保衛戰之中，讓日軍付出死傷32000餘人的沉重代價。正面戰場失敗之後，殘餘的台灣義士們又轉入地下，不屈不撓地進行了很多年的游擊戰爭。但問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由於一直得不到祖國大陸的有力支援，再加上雙方的實力相差懸殊，台灣人民的自發抵抗運動雖然一度聲勢高漲，但最終還是日漸式微，趨於敗亡。
到了1912年的時候，島內各地針對日本殖民者的大規模武裝反抗，已經基本宣告平息，只剩下一些零星的小規模衝突——論涉及人數和社會影響力，恐怕還不如日本國內的搶米暴動。
總之，迫於嚴酷的現實，台灣人民最終還是從激烈反抗到無奈順從，毫無選擇地接受了日本人的統治。
另一方面，在台灣殖民統治秩序建立的年代裡，日本的最高權力還是由文官政府主導。雖然日本的文官政府也並非善類，但至少在殘忍暴虐的程度上，還不如日後挑起世界大戰的軍國主義者那麼可怕。
所以，日本帝國當時對台灣的統治藝術，基本達到了英屬印度殖民地的水平，讓台灣人民感到又愛又恨——雖然高壓統治和奴役剝削都是板上釘釘的事實，而二等人的歧視待遇更是讓台灣人深感屈辱，但日據時代的各種基礎建設，同樣也與台灣的現代化密不可分，其殘痕一直綿延在現今台灣人的生活之中。
著名的台灣歷史學家許倬雲，在接受大陸媒體採訪時，就曾經如此說道：「……日本人治台，跟治朝鮮、治東北不一樣，相當花力氣。有一個人叫後藤新平，主張把台灣建設成一個現代的地方：排除了瘟疫、蓋好了水利、普及了教育、還有了不貪污的法院。這些事情，讓台灣老百姓從心裡也投降了。」
確實，在日本佔領的時代，日本殖民當局一方面對台灣民眾實施苛酷的鞭撻，但在另一方面又施以懷柔政策，在台灣進行了相當程度的現代化建設。例如上文所說的後藤新平，在其擔任台灣民政長官期間，就大力推動台灣的鐵路、海港和公路建設，為台灣打造了現代化的交通系統，幾條重要的鐵路幹線被一直沿用至今。此外，他還在台灣建設了最早的一批發電站，鋪設了電網，奠定了日後台灣工業發展的基礎。
另一位獻身台灣水利事業，主持修築了嘉南大圳水利工程的日本工程師八田與一，在很多台灣人的眼中，更是猶如白求恩醫生一樣可敬——在日本殖民台灣之前，位於台灣西南部的嘉南平原由於缺乏雨水，曾經長期是一片荒蕪的不毛之地，而日本水利工程師八田與一則決心改變這一現狀，將這片荒野變成良田。
他在台灣花費了十年的光陰，與當地民眾齊心協力，建成了當時亞洲規模最大，也是世界第三大的烏頭山水庫。同時修築了總長度一萬公里的灌溉水道，足以灌溉嘉南平原十五萬公頃的農田，佔全島耕地的百分之十四。有了灌溉水渠，再加上徹底的土地改良，當嘉南大圳於1934年最終完工的時候，之前困擾嘉南平原的洪水、乾旱和鹽鹼化等三大開墾障礙，全部都被基本掃除，農業產量從此遽增，六十萬農民受惠，也讓八田與一至今仍受台灣人的感激和懷念——嘉南人民為了感念他的貢獻，在烏頭山水庫旁邊鑄造了一座身著工作服、穿工作靴、席地於堤堰上沉思模樣的八田與一銅像，迄今依舊巍然矗立。
在公共衛生方面，日本殖民當局也對台灣普及了現代的公共醫療體系，大幅度降低了各類傳染病的發生率，同時又在台灣禁絕鴉片、廢止纏足，推廣衛生常識，讓台灣人初步具備了現代衛生觀念。
此外，日本還在台灣強制推行了六年制小學義務教育，到1944年，台灣本地學童就學率已有71.17％，不僅遠遠勝過遍地文盲的中國大陸，也高於當時世界的平均水平。雖然高等教育依然優先為日本僑民服務——例如在日據台灣僅有的一所最高學府台北帝國大學，始終以日本僑民為學員主體，台灣當地學生很難考入就讀。1945年，台北帝大的1666位學生之中，台藉者僅為322人——但至少是普及了初等教育。
當然，日本殖民者並非慈善家，他們建設台灣的根本目標，還是為了從這裡榨取資源，以及移民拓殖——沒有一個「好日本人」或很多「好日本人」的影響力，可以超越壞的國家機器，以及壞的制度政策。
首先，日據時代的台灣經濟，是一種相當典型的殖民地經濟模式，即以台灣的自然資源與人力，來培植宗主國日本的整體發展，依靠從台灣掠奪的資源，來養肥日本本土的經濟與工業。
為了有效實現控制台灣經濟命脈和掠奪台灣資源的目標，日本殖民當局從1910年開始就在台灣設立專賣局，對台灣最主要的盈利產業，如石油、煙草、食鹽、樟腦、鴉片、酒類等由官方壟斷性專賣管理，從中牟取暴利，其收入占殖民當局財政總收入的50%。但同時也嚴重擠壓了私人資本和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凡是最賺錢的行當，基本都被在台灣的日本殖民當局或日本商社把持壟斷，台灣本地人根本不準插手，還要在出口原材料和進口日用品的過程之中，承受各種沉重的盤剝，故而台灣人一向對專賣制度最為詬病。
其次，日本也一直在遷移本國僑民定居台灣。只是由於台灣的面積有限，人口稠密，故而移居台灣的日本人，在數量上不如東北三省的「滿洲開拓團」，但也多達三十萬之眾，並且在台灣享受超國民待遇。
不過，雖然日據時代對台灣人來說有著上述種種不如意之處，但畢竟沒有殘酷的萬人坑（作為預定的農業和木材基地，日本在台灣也沒有建設多少重工業），也沒有「滿洲開拓團」那麼過分的跑馬圈地（日本商社和僑民佔地還是有的，但至少比東北溫和一些），只是用不平等的經濟和貿易政策來掠取台灣的農產品和原材料，外加法律上的若干歧視而已，其程度並沒有超過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