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個小伙在一間小屋裡塞著，最初的時候還是情緒激動，不過沒多久也就在寒冬里開始有些蔫了。這些小伙都是省里機械廠的工人，最近幾個月機械廠基本停工。工資發不下來，退休金髮不下來。一群人沒了收入，更看不到開工的跡象。心裏面的痛楚難以形容。
負面情緒積累起來，不少工人串聯要趁著過年前去堵了廠門鬧事。最初的時候大家覺得這想法不錯，不過再一想又覺得不妥。倒不是大家怕堵了廠門，而是廠裡面本來就沒什麼人，堵了門又有何用。
接下來的提議就是去堵廠長的門，可廠長和那些負責的人這幾個月受到了空前的關注。人人家裡「門庭若市」，去哀求的，去要錢的，沒日沒夜絡繹不絕。最近一段時間裡面，這些人家根本看不到人氣。大門緊鎖，還是從外面上了鎖。也不知道他們到底去了哪裡。
找不到負責的人，這些年輕人也感覺抓瞎了。他們對復工已經沒有了期待，現在期待的就是趕緊把幾個月欠下的工資給要回來。不管如何，先把年過了再說。過完年之後各自找營生去干。找不到人，難道就這麼熬過春節不成？
岳解放緊咬嘴唇，面對一眾想不出辦法的人，他聲音有些顫抖地說道：「咱們廠掛著湖北省機械廠的牌子，咱們就去找省里。」
沒人立刻回答，倒不是大家覺得這可行或者不可行。而是大家從來沒想到自己和省里有什麼關係。廠子不行了，自然找廠子負責人。跑去找省政府，這明顯沒有找對對象啊。
「平常廠長一說就是廠裡面是省直轄的企業，就跟國企是國家直屬企業。我記得幾年前省長還來咱們廠里看過好幾次呢。」岳解放尋找著省里和廠里的關係。
「那時候你還沒入廠呢，你怎麼就敢說省里和廠里一定有關係？」旁邊的兄弟帶著些嘲諷的語氣說道。
不過有反對者的時候，大概都有支持者。另外一個兄弟說道：「我記得那次。我也沒入廠，那時候我爹在廠里，為了迎接省里的大幹部，還加班打掃衛生。那時候我記得老爹他們還說，省長專門說了，咱們機械廠是省里的企業。還有什麼別的一些話。」
有人支持，自然有人跟進。另一個兄弟想起了什麼，他連忙說道：「我家牆上還有個報紙，上頭記得就是這個。那時候有張照片在上面，我爹作為工人代表還在裡面呢。」
「那就趕緊去把報紙拿來。」岳解放連忙說道。如果有政府的報紙作證，那就不會錯。
終於找到了一個責任人，即便是大家從沒想過去招惹的責任人，前方也好像出現了一盞微弱的燈火。屋裡面氣氛總算是有些熱活躍起來。
單位的房子都很近，去拿報紙的沒多久就來了。報紙發黃的厲害，紙質也變得頗脆，好幾個地方出現了邊緣頗為整齊的不規則孔洞，整片的報紙碎掉後落下來。不過湊在燈下看，一篇報道躍然在頭版上，大大的標題寫著《省委書記周正雄視察我省機械廠》。這篇稿子倒也中規中矩，先介紹發生了什麼，再寫一下湖北省機械廠的情況。最後是市場經過，最後喊幾句口號。相關介紹把湖北省機械廠與省里的直屬關係寫的清清楚楚。
原來機械廠是省里管的，年輕工人們恍然大悟。找到了真正的東家，剩下的方向自然明朗起來。不過這明確的關係讓這些年輕人感到畏懼，且不說高高在上的省政府已經超出了年輕人的想像。就說兩年前的嚴打，把那些偷東西的，搶劫的，還有在街上胡作非為的混混打得落花流水。
那些為非作歹橫行街市的傢伙們被押著遊街示眾，關監獄的關監獄，槍斃的槍斃。人民自然是心情愉悅。不過這些也彰顯了司法的威力。這年頭家庭規模普遍較大，若是家裡有四五個男孩，在街上就是不敢招惹的力量。可是在權力面前，這種家庭的力量太弱了。流傳的比較廣的一個新聞是，兄弟五人被槍斃四人，唯一沒死的倒不是因為政府不可以判死刑。判決書上寫著，如果連這個都殺了，對他們的父母太說不過去。所以這個犯罪行為比較少的被判處死緩兩年。如果在兩年裡面再沒有悔改，到時間之後就要殺了。
那幫橫行街面的人和兄弟團伙被殺的落花流水，那些在鬥毆中敢動刀子的傢伙被繩捆索綁，背後插著一個高高的牌子。在卡車上遊街示眾的時候，大家看到的都是一張張帶著恐懼的臉，哪裡還有他們沒被抓之前的兇悍。
連這些人在政府面前都跟狗一樣，岳解放這些普通百姓們又怎麼敢去對抗省政府。不知道死字怎麼寫么？
一片沉寂之時，拿來報紙的兄弟突然喊道：「你們看這個！」
也不管大家沒精打採的模樣，那兄弟大聲念道：「聖上在政府工作會議上做出指示，在企業管理權轉移之後，不允許出現拖欠工人工資的事情。企業歸各省管理，各省政府都必須對這些事情負責。」
念完之後大家一時沒明白這是什麼意思，那兄弟彷彿抓到救命稻草般喊道：「聖上說了，咱們這種省里直屬的企業要是發不出工資，省里必須負責。這不是咱們說的，這是聖上說的！」
屋裡面再次沉寂下來，不過這次卻不是那種絕望的沉默，而是大家看到了新的靠山時的悸動。在這些普通民眾看來，聖上所說的一切都是省里必須聽的。更何況聖上明確所說的內容正是給老百姓撐腰的話。這可不是傳言，而是省里報紙明確刊登的話。難道省里敢偽造聖旨么？沒人敢相信這個！在現在的情況下，也沒人願意相信這個。
一眾青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所有的情緒準備都已經完成，可這關鍵的一步卻沒人敢先突破。岳解放咬咬牙，恨恨地說道：「廠長沒良心，我們就去找省里求情。請他們無論如何按照聖上所說的，把欠咱們的工資給咱們。拿了錢之後咱們就和廠裡面沒了干係，井水不犯河水。所以想把錢要回來的，就跟我去。」
有人還在畏懼，有人也豁出去了。一位叫周立文的兄弟跟著說道：「我們不是去鬧事的，我們是去求著省里把廠里欠我們的工作發下來而已。怕什麼，我們又沒幹壞事。難道我們被人欠錢的就成了壞人不成？說壞人，廠長他們才是壞人。」
把這個好人壞人分清楚了，其他不敢去的兄弟也有了勇氣。是啊，大家本來老老實實在廠里上班，若不是廠里欠下大家的工資，誰敢去找省政府的麻煩。現在真的是活不下去了，大家才去哀求，這與那些被鎮壓的壞人完全不同。
年輕人很容易就產生群體意見，更不用說此時大家的想法完全一致。於是這幾個年輕人立刻分頭去聯繫其他說好去廠里堵門的工人。報紙也被拿去給大家說道理。
這一晚上折騰還挺有效果，因為有關本廠的事情。這份報紙以及其他報紙被找出來不少。反正大家也都到了無法承受的時期。年長的人不肯參加，但是年輕人們卻沒有這般「老成持重」。
第二天，原本說好的三百多人只到了一百多。見到人少，大家不覺得大為泄氣。倒是周立文喊道：「咱們人多，人家定然覺得咱們是去鬧事的。人少，反倒是不會讓人家覺得咱們有什麼惡意。」
政府嚴打的時候重點打擊團伙犯罪，報紙上說的清楚。若是個人犯罪，那就正常判。若是團伙犯罪，立刻罪加一等。經過周立文這麼一解釋，人少反倒是對大家討要工資有利的選擇了。
這件事在大年初三送到韋澤面前的文件中是這麼敘述的，「……上百討薪工人大年三十上午到了湖北省政府面前，大家一起跪在門口，打起了『請政府懲處壞人廠長，請政府按照聖上的命令，幫著還我們工資』，引發了大量群眾圍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