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衡陽守軍浴血奮戰，苦撐危局的艱難時刻。外圍局勢始終如迷團一般難以理解。
在原擬定的長沙會戰中使用的部隊零散地擺在瀏陽、萍鄉、醴陵一帶，各自為戰。日軍的三路人馬很快就越過這些部隊小規模的纏繞，而迅速挺進到耒陽、安仁、茶陵一帶時，國軍第20軍、26軍、44軍、72軍、37軍、58軍等，這些這些正規軍團居然陷入了游擊戰境地。湘省的大部分水網及大小道路均為日軍控制，這樣大量的正規軍團被逼入大山之中，後勤保障無著落，部隊進擊奔襲全靠武功山、羅霄山等山脈中的小路去完成，輜重、火炮、糧彈物資運輸耗去了部隊的大量戰力。
當這些部隊接到戰區和軍委會的命令要南下衡陽參加會戰時，其行動已處處受制，不得不在日軍重兵集團的縫隙中鑽來鑽去，或到深山老林中去尋找路徑。這樣大部隊從敵後鑽隙歸來，仗打了不少，卻儘是失大於得的遭遇戰或攻堅戰，消耗了部隊，丟光了重武器。他們早已不是蓄勢待發的生力軍團了。
但這些部隊不能說毫無用處，他們集合起來，仍然對湘江東岸地區的日軍起到很大的威脅作用，他們仍然控制著攻擊衡陽日軍的東南側翼地區。
此時，湘江西岸地區還有屬於第四、六、七、九戰區的部隊共7個軍。這7個軍分別是第74軍、73軍、79軍、99軍、100軍、46軍、62軍。它們應該是參加衡陽保衛戰的生力軍和主力軍。但在解圍過程中，逐次使用兵力的錯誤仍未避免。當62軍兩團兵力突擊到衡陽西南近郊時，應予積極配合的第79軍卻在蒸水以北一直按兵不動，未能起到夾攻的效果。等到第10軍一再呼救下，該軍到達衡陽西側時，第62軍已經被日軍衝垮。所有日軍打援部隊便一齊掉頭來對付第79軍，於是第79軍立足未穩，即遭重創。
7月27日，從第四戰區趕來的第46軍趕到衡陽西北近郊三塘附近時，又成深入之孤軍，受到日軍兩面夾擊，戰力不支而敗退。第74軍是國軍最能打仗的部隊之一，在武漢會戰和長沙會戰以及常德會戰中都有上乘表現。然而，這次參加衡陽解圍作戰時，獨自在衡陽近郊雞窩山一帶與日軍打援部隊鏖戰，也沒有與其他援軍聯手進攻，當攻克雞窩山陣地後又突然撤離。第62軍可以說是最得力的援軍，兩次攻佔雨母山，但都因為沒有友軍接應支援，而功敗垂成。當時，第62軍北側衡寶公路60華里處就有第100軍，但兩個軍分屬兩個不同的戰區，沒有形成協同作戰。各支援軍分屬不同的指揮系統，令出多門，都深恐孤軍深入，無人救援，反陷日軍重圍之中，如此顧慮，作戰力度可想而知了。
受到第62軍將校們熱情接待的美軍著名記者白修德在其《雷霆後的中國》一書中詳細地記錄了他在7月初到第62軍前線觀摩第62軍反攻作戰的情形。他說：下火車後步行了45公里，見到「三個中國兵有一個扛著槍，其餘的肩負著給養、電話線、機關槍配件等。但每個人都有幾顆手榴彈，攻擊前進之前鋒師有75野山炮兩門，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遺物，隨炮配有炮彈200發，射擊起來有如守財奴一般算計著金幣一樣吝嗇。
日軍盤踞在衡陽南郊的一座較高的山頭之下，國軍則在一座較低的山上。國軍希望憑步槍刺刀衝上日軍陣地。但是自清晨3時半起到上午，中國兵只能爬到日軍高地的半山腰，迫擊炮呼嘯臨空，機關槍、步槍在炎熱的夏天空氣中長久的間隔後，喋喋著，全戰線沒有一個人在行動。」
「……我們發現我們所見即是反攻，這戰役不會再有其他的後果，因之返回後方。」
第62軍對手是日軍第40師團第234聯隊。他們對第62軍卻有不錯的評價。說到7月31日、8月2日都曾經與第62軍「進入接戰格鬥」狀態，日軍防線幾度被突破，日軍聯隊死傷慘重；還曾因彈藥用盡，用石塊向國軍投擲；陣地被突破時，日軍曾集合馬夫通訊兵等向國軍反擊。可見戰況之慘烈，援軍不是沒有機會。
第九戰區本來就是一個多地方部隊的混合體。但在抗戰中一直還能有良好配合，互相支援，密切合作。蔣介石多次蒞臨湘中召開南嶽軍事會議。一方面策劃軍事，一方面協調關係，穩定軍心，最近一次是在1942年2月。但是，日軍的一號作戰打亂了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的長沙會戰的部署，也打亂了第九戰區的指揮系統。薛岳避開日軍鋒芒所向，避開蔣委員長命令他前往的粵漢路和湘桂路相夾的粵湘桂三角地帶，而是帶著部隊向湘贛粵邊界。離開了作戰中心，第九戰區指導衡陽作戰和衡陽解圍作戰的指揮機能等於癱瘓，戰區內的固有矛盾顯露無遺。
如此複雜多變的軍情，如此不屬於同一個戰區、同一個集團軍、同一個派系、同一個省籍的部隊，沒有臨近戰場的統一的指揮部，如何能統一指揮、統一協調、服從和服務於一個主題的戰役行動。統領這一任務艱巨、成分複雜的部隊的指揮官必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首長，他應該恩威並重，公正明斷，寬人嚴己，賞罰分明。而此時的薛岳長官卻是剛愎自用，好大喜功，難免轄公帶私，眾望難歸，在大戰中日漸失去威信，失去了實際控制第九戰區部隊的權威。
蔣介石貴為國家元首和最高統帥，雖然遠在千里之外，卻越級指揮，朝令夕改，部隊臨機處置權謀不易。而大戰軍情瞬息萬變，豈容等待。第六戰區王耀武集團軍出湘西，其屬下之第79軍與第62軍的作戰任務、攻擊方向相同，卻分屬不同戰區，沒有一個統一指揮的官長，而是直接聽命於重慶的蔣委員長和林蔚主任的指揮，造成各自為戰，不能形成合力。到了戰役後期，第79軍剛接防第62軍陣地，即被日軍猛攻所擊破，頃刻即告潰敗。
而奉命指導整個湘桂方面作戰的參謀總部副總長白崇禧卻又本位主義思想嚴重，只重保桂而忽視湘戰。從戰後第62軍、79軍、74軍、46軍等各軍參戰人員的回憶看來，各部都在竭力解圍作戰，儘管各自都苦戰鏖戰，好比第62軍之雨母山之戰打得十分艱苦，與日軍反覆爭奪，幾失幾得；第74軍的雞窩山之戰也是打得難分難解，但均由於沒有一個統一的指揮中心，將各部擰成一股繩，集中兵力打破日軍的包圍圈；亦或衝進城內，增加守軍實力，以其持久拒敵。
白崇禧在7月下旬由桂林致電蔣介石，對衡陽作戰以不抱希望。但卻不明確提出。他深知蔣正把衡陽作戰與外交、政治等緊密結合起來，於是含含糊糊籠統地提出在一定條件之下「解決衡陽一部分之圍似有可能」。但其策略是在截斷日軍的後方補給線上。白崇禧繼續建議道：「我軍最高戰略為消耗戰，在中印緬公路未通之前，如何善為運用現有兵力，以待盟軍聯合反攻，究竟如何確保重慶、昆明、西安、桂林各要點，得支持較長時日，想均在鈞座明鑒之中。」
白崇禧指出日軍的打擊會進一步延伸，我方或許沒有足夠的力量來阻擊日軍的繼續進攻。他的分析也還透切，並提出了在廣西進行決戰的謀略。值此衡陽行將陷落之際，他又提出確保桂林，為即將到來的廣西作戰積蓄力量，其煞費苦心，殊堪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