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先學也清楚詹繼東的苦衷，詹繼東最近不但在中央重要媒體發表文章，在省里的電視上也頻頻露面，而且還有一點變化也非常明顯，詹繼東無論走到哪裡，都更喜歡人多前呼後擁，其實這是一種內心虛弱的表現。梁先學想了一下，詹繼東怕孤獨，身邊沒有一幫人圍著，便以為被這個權力場拋棄了；
怕見民，當然不怕見官，見了小官，人家會討好巴結你。可平民百姓就不一樣了，只要他不違法，就拿他沒轍，或者找上訪告狀，或者求解決問題，或者把地方官的劣跡露給你看。
不要以為地方官做表面功夫真能瞞得住領導，其實領導也是眼不見心不煩，下面官員的劣跡，也是上面官員的污點，通常領導自然不願看到。
沒有看到，終究有一天紙包不住火的時候，只是失察之責。看了卻不過問，終有一天出現麻煩，那就是領導責任。
怕人言，所有官員都前呼後擁，你身邊沒有人，別人就說你身邊沒有群眾，更甚至說你已經被官場邊緣化。除此之外，詹繼東更怕的是什麼，梁先學自然清楚。
在梁先學看來一個官員，貪與不貪，並不在於他自身的行為，而在於上面是否要查他。上面不查，你再貪那也是不貪。現在流行無罪推定嘛，既然執法部門不判定你有罪，那你就是清白的。而問題的實質卻是，多少人肯定經不起查，一查肯定出事。
為什麼一查肯定出事原因很簡單，若要辦所有官員一個財產來歷不明罪，那是肯定漏不掉一個的。官員吃的喝的都是國家的、別人送的，就算清廉，可過年過節，還會有紅包購物卡，說要能把財產說得清道得明，那才是咄咄怪事。
有人說，給領導送了什麼禮送了多少，領導不知道，如果沒有送，領導一定知道。
這話有一定道理，但不精準。領導並不在乎給他送了多少禮，他重視的是自己的分量。官員到了一定級別，仍然貪得無厭地撈錢的，畢竟少之又少，絕大多數一線官員，已經沒有了金錢的概念，只有數字的概念。為什麼有的官員到澳門賭場一輸就是幾千萬？幾千萬對於他來說，其實是一個不太大的數字或者說一個平常的數字，他每天坐在辦公室里批出去的，差不多也就是這樣一些數字。
一個鄉長，批幾萬元，便是一個天文數字，一個縣長，幾乎沒什麼機會批幾萬元的支出。而一個市長，如果每一筆十萬元百萬元的支出，都需要他簽字，估計僅僅這一件事，就會讓他累得吐血。這些官員們之所以對錢沒有基本概念，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公家的錢和他們私人的錢，在他們的概念中，已經弄混了。他們絕大多數個人支出，都在公款中沖銷了，對於送禮，那點東西他們根本就看不上眼。
既然如此，為什麼領導一定要收禮呢？
其實，在領導們眼裡，送禮已經不是物質或者金錢的替代品，而是一種個人分量的量化標準。領導對下屬很看重，但在下屬眼裡，究竟有多重？領導永遠不知道。當下屬來給領導送禮的時候，領導知道了。下屬送給他的禮物，對他的重要性進行了定量。
詹繼東沒把什麼傳聞周書記要把他如何如何放在心上，他擔心的應該是怕這樣鬧得滿城風雨，真把中紀委給招來了，那才是要命的……
梁先學也不得不有所表示，也不得不幫著詹繼東滅火，畢竟他的那位情人也是通過詹繼東的手承攬了不少事情……
詹繼東的心情也極度的糟糕，貪婪兩個字，本來是沖那些利欲熏心者說的，詹繼東自認為不是利欲熏心的人。這麼多年，他堅守著一個原則，不該貪的錢，絕對不貪，不該攬的事，絕對不攬，可是一路走下來，他卻發現，自己離清白兩個字，竟越來越遠。離純潔兩個字，就越是沾不上邊。是什麼力量，讓他走上了一條並不想走的路？又是什麼力量，讓他放棄了原本抱守的「獨善其身，不與濁流同污」的信條，成了今天這個樣子？
或許在這些原則中少了一條，不該搶的權，絕對不搶，但詹繼東對於這個答案也不是很肯定。
有些問題是沒有答案的，越是苦惱著眾人的問題，就越追尋不來真相，這是普天成的人生經驗，也是他灌給自己的麻醉劑。有時候他覺得，人更像一台機器，被安裝在什麼地方，你就得按什麼地方的步調運轉。小齒輪並不因對大齒輪抱有想法，就不跟它同轉。風扇絕不能因空氣太骯髒而拒絕工作。人也一樣，位置確定後，你的命運基本就定了。
但詹繼東也不能眼睜睜的看著自己一步步滑向深淵，他的耳朵和眼睛，是用來聽潮觀潮的，任何風吹草動，潮起潮落，他都不能放過。他的嘴，是用來吹火的。有些火需要及時熄滅，他就要用滅火的功夫，有些火需要燒起來，他就得用煽風點火的本事……
但不管如何，他的心裡都有一種從來沒有的惶然……
詹繼東惶惶不安，而陸政東正如梁先學所想的那樣，目光確實沒太多的放在詹繼東身上，現在的詹繼東已經難有翻身重新具備較強實力的機會，沒有機會他就沒有本錢和資格。
陸政東所想的是更高更遠的事情，到了現在這個時候，雖然說他現在依然要立足於貝湖，要打好這個基礎，但也要站在更高的角度思考一些問題，不管是在貝湖或者調到其他地方或者調到京城，他都要思考一些工作的方向，尋找一些突破口。
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來，取得的成就毋庸置疑，但面臨的困難和挑戰也並不輕鬆，一些當初就棘手的問題一直沒得到很好的解決，一直拖到現在，越積累越難解決，而且發展本身也會產生一系列問題，這是必然的，也正是因為如此，有人講改革逐漸進入深水區和攻堅克難階段。
從經濟層面來講，必須要進一步對政府削權，減少審批環節和事項，簡政放權，把應該由市場去調節的交給市場。
從某種意義上講，國內依然是大政府小市場，政府管得太寬太細，實際上有時候是越庖代廚，不但效果不好，而且權力過於集中也會產生一系列的問題，最為突出的便是權力尋租導致的權錢交易權色交易等等腐敗。
還有一點必須要改變幹部的考核機制，現在的幹部考核主要還是以GDP為主，絕大多數地方黨政主要領導的八成精力用於招商引資快速提升GDP的活動，招商引資層層下任務。無論是東部沿海地區還是內陸腹地，不論經濟實力強弱，也不論已有的外來投資多寡，在GDP和財政收入「持續增長」壓力下，不少地方政府對主導招商引資活動有增無減。
有的幹部戲言，現在招商引資競爭不是『大魚吃小魚』的問題，而是『快魚吃慢魚』，一些地方政府在發展的過程中以行政行為為主導，讓利「過度」，在以發展為借口下頻頻撞擊稅收、土地等政策「紅線」，依靠行政力量擴大投資規模，衝擊市場公平，此種行為將嚴重削弱國家經濟轉型的努力。
政府是公共權力的行使者，具有調動很多資源的權力。政府「越位」直接參与經濟後，為了追求政績和規模。容易破壞正常的市場規則，扭曲市場經濟體制下應有的公平、公正、公開等基本原則，以及政府在社會經濟發展中應具有的基本職能。
改變以往政府直接干預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更多地採用經濟、法律等手段來調控社會經濟發展，是國家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完善過程中一個發展趨勢和必然選擇，這也是政府職能轉變的重要方面。
而在改革政府的審批權和幹部考核機制中，其中的主體幹部也不能不進行改革。
陸政東之所以致力於公務員制度研究，顯然因為他覺得現行的公務員制度是存在問題的。
過去的舊中國，一律將公務員稱為官，而解放後，給了公務員一個全新的名稱，叫幹部。在共和國的創立者心目中，公務員只有工作職責的區別，而沒有地位的差別，至少在幹部這個層面，是完全平等的。
但在實際工作過程中，差別永遠是存在的，最大的區別在於決策和執行。
一個領導幹部，如果既是決策者，又是執行者，且不說工作效率會受到影響，工作程序也會完全混亂。目前，政治體制存在的最大問題，恰恰是決策者和執行者界定不清，很容易就混為一體，相互交叉甚至彼此爭權。
共和國成立之初，將幹部劃分二十四個行政級別，最低的是行政二十四級，最高的是行政一級。
這種行政分級制度，實際已經向西方的公務員制度靠攏，與傳統的九品制相比，已經進步。
改革開放以後，進行了工資改革，而新的工資改革方案，並沒有與行政二十四級掛鉤，二十四級制也就終止了。
仍然存在的，是此前與二十四級制並行的五級行政制，也就是現在人們通常所說的，國家級、省部級、廳局級、處級和科級。每一級，又分為兩級，實際是十級，再加上不屬於行政級別的股級。
這種分級，顯然存在很大問題。第一大問題，決策者和執行者混為一談，沒有區別。第二大問題，越往上，級別的跨度越大，升級的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