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色的閃電劃破黑色的天空，在華盛頓紀念碑背後忽長忽短地交叉閃現。波托馬克河上的七月就象慣常那樣在令人窒息的悶熱和雷雨不斷中即將過去。「我不能走回家去了，」維克多•亨利說。一陣冷空氣從打開的窗戶里衝進氣悶潮濕的辦公室，把粗大的雨點灑到牆上的挂圖上。街上開始下起密集的驟雨。
「也許會把熱浪趕散，」朱利烏斯說。朱利烏斯是主要辦事員，從軍械局起就跟他一起工作。這是個五十歲的沉著的胖子，有個出色的統計頭腦。
「沒這麼好的運氣，水汽只會更濃罷了。」帕格看看錶說，「嘿，都六點過了。打個電話到我家裡去，行不行？吩咐廚子七點開飯。」
「是，長官。」
帕格把領帶繫緊，穿上一件麻布外套，把辦公桌上的文件收攏來。「我還得把這些數字再研究一下。真有點叫人不能相信，朱利烏斯。」
朱利烏斯聳聳肩膀，雙手揮了揮說：「這跟你讓我算的前面那一批數字一樣。」
「老天爺，如果都用到這兩大洋的那麼多登陸工具上，那麼下三年我們怎麼還能造別的東西？」
朱利烏斯帶點兒優越感地對他微笑了一下，這是一個在某個具體問題上比上司知道得多的下屬。「我們一年生產六千萬噸鋼，長官。但是還要製造那麼多吹風機、冰箱和四十種不同型號的汽車，這是個問題。」帕格冒雨向一輛停在海軍部大樓門口的出租汽車走去。一個高個子男人從車裡出來，把軟帽往下拉壓住額頭。「真是——嗨，是你啊。」
「喂！」帕格掏出錢包，抽出一張鈔票給出租汽車司機，「請你等一會兒——柯比，你什麼時候來華盛頓的？」
「來了有一個月了。」
「跟我回家去喝一杯。跟我一起吃飯，更好。」
「多謝，不過我去不了。」
「就我一個人，」維克多•亨利說。柯比遲疑了一下，「你妻子呢？」
「在紐約揮霍我的錢呢。她去送我們的兒媳婦和孫子上飛機去夏威夷。這會兒她在買傢具和零碎東西。我們置了一所房子。」
「是嗎？她買的是不是狐狸廳路那所？」
「就是那所。你怎麼知道的？」
「這個——羅達在找房子的時候我碰到過她。我想，那時候你在海上。我跟她一起吃了飯，然後她帶我去看過那個地方，我完全贊成。」
「你要辦的事多嗎？」帕格堅持道。「我等你。」
「事實上，」柯比突然說，「我只去取一些文件。我很快進去一趟，不過一分鐘。我很高興跟你一起喝點兒酒。」
不一會兒，他們就一起坐在出租汽車裡，在大雨中緩慢地經過上下班時間擁擠的憲法路。「你在這悶熱的城裡幹什麼啊？」帕格說。
「噢，瞎忙罷了。」
「我知道你有事！」帕格咧嘴一笑，強調這個「有」字，意思是指鈾。柯比看了看出租汽車司機圓圓的禿頭和通紅的耳朵。
「司機，打開收音機，」帕格說，「讓我們聽聽新聞。」可是司機只能收到爵士音樂，還有靜電干擾的嗞嗞響聲。
「我不知道你想聽什麼，」柯比說，「除了德國人又離莫斯科近了五十英里。」
「我們都被日本人弄得緊張起來了。」
「我沒法想像總統的命令是什麼，」柯比說，「看來報紙也沒法。很好，他凍結了他們的資金。這會截斷他們的石油供應嗎？」
「當然會。他們不能付錢買了。」
「這會不會迫使他們開戰？」
「也許會。總統對維希政府允許日本人在印度支那設機場駐軍隊的密約得想個辦法。在這件事上，西貢是通向馬來亞和爪哇——還有澳大利亞的現成有用的跳板。」柯比慢騰騰地裝上煙斗。「羅達好嗎？」
「除了對新房子里亂七八糟的麻煩事發發脾氣外，別的都好。」
科學家嘴裡吐著藍煙，又說：「現在我們到底要日本幹什麼？」
「停止侵略，退出印度支那，退出中國大陸，取消滿洲國的醜劇，讓滿洲自由。」
「換句話說，」柯比說，「放棄一切成為列強的希望，沒有人打他們，也得承認軍事上的失敗。」
「我們可以在海上打敗他們。」
「我們有軍隊去把他們趕出亞洲嗎？」
「沒有。」
「那麼我們有那麼厚的臉皮，命令他們滾開嗎？」
帕格垂下腦袋，皺起濃眉看著柯比。潮濕的天氣使他頭痛，而且他又十分疲乏。「你瞧，柯比，狂熱的軍閥在那裡管事。那是用工業武裝起來的東方武士。如果他們跳出來，贏得了東南亞，你就在太平洋里有了個黃臉的德國。它有無窮的人力，還有世界上大部分的橡膠和石油。在可能的時候，我們得運用策略。在必需的時候，我們得打仗。總統的凍結命令就是一個策略。也許他會和他們訂個什麼密約。」
「安撫政策，」柯比說。
「對了，就是安撫政策。我們已經給他們裝運石油，一直在安撫他們，只要他們不向南進攻，不在背後攻擊俄國。我看總統是在一天天、一星期一星期地小心謹慎地摸索道路。」
「為什麼他不對德國宣戰？」柯比說，「為什麼對護航問題老是拿不定主意？一旦俄國垮台，抑止希特勒的最後機會就沒有了。」
「我可以告訴你為什麼羅斯福不對德國宣戰，先生。」那個出租汽車司機沒有回頭，就用粗嗄的、好脾氣的南方口音說。
「噢？是嗎？」柯比說。
「因為如果他想這麼干，他就會被彈劾，這就是原因，先生。他知道得很清楚，美國人不會為了救猶太人而去打仗。」他轉過頭來，友好的胖臉快樂地笑著，藍眼睛在閃光。「我沒有偏見。我沒有偏見反對猶太人，我也沒有偏見支持他們。讓美國青年為他們去送死還犯不上。這不算不合情理吧？」
「你還是注意開車吧，」帕格說。司機不吭聲了。
「這是個好地方。」柯比說。他們是在後面的門廊上，帕格正在倒馬提尼酒。這房子坐落在一個小丘頂上，下面是一片平滑的草地和一條長滿野生樹木的峽谷。一陣帶著潮濕樹葉和泥土氣味的清風吹來，使門廊下很涼爽。
「羅達喜歡這地方。」他們默默地喝著。
「那出租汽車司機怎麼樣？」柯比說。
「他嘛，他不過直說了而已。這在參議院里經常講，全是空談。」柯比的杯子喝乾了，帕格馬上給他倒上。
「謝謝，帕格。這幾天我有些特別的感受。我開始懷疑，我們人類，就象我們都知道的，也許完不成工業革命。」
「我這一天也過得不好，」帕格說；這時，這位科學家點起了煙斗。
「不是的，」柯比說，慢慢地把手裡的一根粗火柴揮滅，「我來解釋一下。我想到，我們人類的習俗，我們對正確與錯誤、好與壞的概念，在古代還沒有機器之前，就發展起來了。也許德國人和日本人真正很好地適應了新的環境。他們的成功，說明了這一點。他們的對手的倒台和覆滅，也是證明。也許我們會有一個達爾文式的社會變化。也許獨裁統治最適合都市的機器生活——手執武器的老闆們，根本不講慈悲或正直，他們用恐怖維持秩序，動不動就撒謊、殺人，這是每天的政策。不過，大部分機器還不滿一百年。飛機還不到四十年。民主仍然是一種脆弱的試驗。」柯比停下來把杯子喝乾。
「你把日本人叫作工業武士，說得貼切。他們自己餓肚子，把國家搜刮干，來買機器，造機器，然後不知從什麼地方跳出來，跳到了歷史舞台的中央。納粹或者武士道的思想，在一個變化中的世界也許真是更有道理。也許我這只是酒後之言，壺裡還有酒嗎？」
「有的是，」帕格說著，給他倒上酒，「裡面還更多。現在我覺得好些了。在這個門廊上真舒服。」
「的確不錯，」巴穆•柯比說。
「為什麼你不留下來吃飯？」帕格問道，「還有什麼事？」
「我不想麻煩你。」
「今天吃肉排、土豆和沙拉。多做兩塊肉排就行了。我去吩咐一下廚師。」
「好吧，帕格，謝謝。最近我一直一個人吃飯。」
「我一會兒就回來，」維克多•亨利拿起酒壺說。他回來的時候酒壺已經裝滿，還響著冰塊的聲音。
「我把晚飯推遲了，」他說，「咱們先好好休息一下。」
「這倒合我的意，」柯比說，「不過從我現在的情緒和你那隻酒壺的容量來看，也許還要你領我到餐室去呢。」
「餐室不遠，」帕格說，「那裡的傢具也沒什麼稜角。」
柯比笑了。「要知道，你那位非常可愛的妻子，對我說的頭一件事，就是我喝酒太多。在柏林她請我吃飯的那次，你還記得嗎，你當時得坐飛機回來見總統。那時候我情緒不好，一下子就喝了好多酒。她把我攔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