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胡適發表了《新思潮的意義》，文中提出了評新文化運動的一種新態度——評判的態度，並具體論述其基本要求：（1）對於習俗相傳下來的制度風俗，要問：這種制度現在還有存在的價值嗎？（2）對於古代遺傳下來的聖賢教訓，要問：這句話在今日還是不錯嗎？（3）對於社會上糊塗公認的行為與信仰，都要問：大家公認的，就不會錯了嗎？人家這樣做，我也該這樣做嗎？難道沒有別樣做法比這樣更好，更有理，更有益嗎？
正是有了這一態度，胡適在對待中國傳統文化時就有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出發點和比較清醒、客觀的認識，尤其是對「國故」較為熟悉，他的主張也就比較能為人們所接受：「在消極一方面是反對盲從，是反對調和；在積極一方面，是用科學的方法來做整理的功夫。」那麼怎麼來整理國故呢？胡適還提出了一套科學的方法。在《新思潮的意義》中他分其為四步：第一步是條理系統的整理；第二步是尋出每種學術思想發出的前後因果；第三步是用科學的方法作精確的考證，弄明白古人的意義；第四步是綜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還他一個本來真面目，各家都還他一個真價值。」後來，在《發刊宣言》中，胡適又歸納方法為三條：第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第二，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第三，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這些方法歸結起來就是十個字：「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便為現代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作為方法論的思維模式，一時間「整理國故」成了一批知識分子迷狂的追求，這自然有利有弊。胡適本人在這方面是身體力行，功績卓著，尤其是他對古典文學的考證和《白話文學史》的寫作，對於鞏固新文學的成果，特別是對白話為當今文學之正宗的觀點，是一個強有力的證明。他用現代科學、史學、文學的觀念和方法，使《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紅樓夢》、《聊齋志異》、《儒林外史》、《鏡花緣》等大批古典文學名著，經他之手而再生。對《紅樓夢》的研究，推倒了過去索隱派的穿鑿附會，開一代「新紅學」之風。總之，「整理國故」的理論主張和具體實踐，實際上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重構，並奠定了現代學術的基礎。他和大批學者最初的整理工作，清算了學術領域中的封建主義的東西，尤其是衝垮了舊學中的封建家法、師說，開闢了學術的新天地，也使胡適成為對中國現代學術界影響最大的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