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寺，是趙國的法律機構，得名於曾經擔任過「理官」的嬴姓祖先皋陶，他是趙國在維持禮制的同時，大力提倡「法治」的傳統依據。擔任大理的是鄭國人鄧析，又被稱為「大理寺卿」，他每天過手的案子數以十計，其下屬的各片區理官更是要負責數不清的訴訟小案，計然又不負責法律，豈能知道趙侯說的是哪一件案子？
卻聽趙無恤說道：「計相應當記得，因為天災人禍，國內糧食吃緊的緣故，寡人在去年出台了一項法規，效仿夏禹和周公旦，除了官方宴饗外，嚴禁國內釀酒、賣酒……」
中國的酒傳說源遠流長，有說是黃帝時期的杜康所釀造，此說太過久遠無從考證。到了夏代，相傳大禹之時，有匠人儀狄造酒，作為貢品獻上，夏禹品嘗後感覺此物滋味十分美妙，便當成水一般一口接著一口地喝，不知不覺喝醉了。等他清醒後卻勃然變色，讓人將所有的酒都扔掉，並預言道：「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
果不其然，後世夏桀、商紂的亡國滅邦都與酒精有脫不開的關係。或許是太過迷醉昏聵，或許是長期浸泡在青銅酒器里的綠酒包含了大量重金屬，讓他們的身體垮掉，精神也陷入了癲狂。
總之酒這東西，少飲能讓人愉快，但是心中的欲壑一開，便萬難填充，古人開始意識到，對這種東西，必須加以遏止。
於是殷周革命之際，周公旦就在《尚書·酒誥》中留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份禁酒令。周公反感商紂王時期那種「庶群自酒，腥聞在上」的頹廢社會風氣，有鑒於其亡國的教訓，規定民間無故不得「群飲」，違者則「盡執拘」，平時則只許在特定禮儀場合，在遵守飲酒之德的情況才可暢飲。
這條誥令雖然沒多久就廢棄了，但其精神不斷得到重申。進入春秋之後，諸侯國也時常有禁酒之事，不過除了避免群飲亂德，酒醉誤事外，更多還是由於實用性的目的：節約糧食。
先秦時期，中國果酒不太發達，酒一般而言都是用五穀釀造，需要消耗大批糧食，而頻繁的戰亂和自然災害會使糧食大幅歉收，這就常常出現民間飯都吃不上了，貴族卻還在大肆釀酒飲樂的情形。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無疑是趙無恤不想看到的，於是去年，他下令國內不許造酒販酒，並讓鄧析出台法令：「三人以上，無故群飲，罰錢三百」！
趙國在還沒建立前，已經儼然進入了一個「禁酒時代」。
對此，趙無恤一開始是自我感覺不錯的，不單因為同時代的晏嬰等人多次站出來提倡飲酒要節制，最好是禁止酒類釀造販賣，更因為歷史上的趙襄子，也是個出了名的酒鬼。
無恤記得自己曾看到過一篇小寓言，說是趙襄子在戰勝知伯後志得意滿，徹夜飲酒狂歡，五天五夜沒有停止，還恬不知恥地對侍從炫耀說：「孤真是非同常人啊！喝了五天五夜的酒，卻一點醉的感覺都沒有！」最後還是近侍優莫說他：「主君再努力一吧，就能趕上飲酒七日七夜不止的商紂了。」這才把趙襄子嚇醒。
如今趙無恤在民間禁酒，官方也減少對酒的需求，一方面能節約糧食用於戰爭，另一方面也能與歷史上的「他」有所不同，是一種自我肯定。
然而在實行快一年後，趙無恤赫然發現，這條禁令根本就沒什麼卵用……
雖然街市上的酒肆是消失了，但只要微服到市場周圍看看，便能發現，光是鄴城周邊的鄉邑、里聚，就有數百個私人釀酒坊如同雨後春筍般出現，雖然都是藏在家裡的小坊，所釀之酒不多，但合在一起就是一股洪流。
想到這裡，趙無恤便無奈地對計然說道：「從禁酒令下達以來，市場上的酒就從來沒斷絕過，就在年前，鄴城令派人去周圍鄉里中暗訪，便順藤摸瓜找到了幾個大酒坊，都是周邊豪長資助的，甚至還有官吏牽連其中，而私下飲酒者也層出不窮。」多的不說，不少在戰爭期間立下軍功的將士就曾在禁酒期間於鄴城家中大醉，外出嬉鬧，被執金吾抓了。
「雖然大理寺已經審理此案，沒收釀酒器具，對群飲者罰錢，並將知法犯法，勾結私酒坊的官吏一律廢黜不再任用。但都城腳下如此，郡縣上更不必說。」
計然認可地點了點頭，如今這項禁令已經完全流於形勢了，這一法令制定的出發點是因為認定「節約糧食」，但實施的結果卻事與願違。
禁酒之後，因為販賣私酒的利潤很高，地方豪長、富商爭相釀酒，糧食非但沒有節省，反而耗費得更多，甚至催生了郡縣上的有組織犯罪。其中以東陽、河內等富庶地區更甚，寄託於邊關幾而不征，魯衛那邊也有私酒流入。
在吃了這次虧後，無恤也明白過來，在華夏這樣一個追求現世福祉的社會中，無論出於道德、政治甚至是人命關天的理由，再嚴厲的禁酒令也不可能持久。後世的禁酒者如商鞅、漢文帝、曹操、劉備等，無一不以失敗告終，不得不向現實讓步。
因為民眾飲酒的需求是根本壓制不住的，春秋之際飲酒之風盛行，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逢年過節，只要家境不太困難，勞累了一年的人們都希望能喝點小酒，手舞足蹈一番，至於釀造這口酒的糧食會不會是百里外饑民活命的口糧，飲用者並不在意。在亂世里，飲酒還尤其能安撫人心。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怯於禍患，只能借酒醉忘掉現實……
在這種情況下，酒自然就禁而不止了。
於是趙無恤對計然說道：「故而寡人覺得，既然酒難以禁止，其實可以換一種辦法，既能遏制私釀的風氣，還能讓府庫增加收入。」
計然是財政經濟上的行家裡手，立刻會意，笑道：「君上莫非是要在趙國實行半禁半馳，民間禁止釀造，只由官府實行酒類專賣？」
……
趙侯無恤元年一月，為了順應舉國同慶的氣氛，趙無恤通過大理寺宣布：解除去年頒布的禁酒令！
一時間，民間各處富戶、中人之家交相舉杯慶賀，大夫和官僚、軍吏們也在對這項舉措拍手叫好之餘，也大大方方地抬出了家裡地窖中藏了很久的酒水，準備開懷痛飲。
然而他們高興得太早，這條政令還有後半截：「即日起，趙國實行酒榷！」民間禁飲法令解除，但禁釀之令仍在，私自釀酒的罪責更是加了一等，而官府將對酒類實行專營，以獨佔釀酒和銷售的利潤。
對此，左史丘明的記載尤為精到：「自此，名禁而實許之酤，意在榷錢，而不在酒矣。」也就是說，名義上禁釀，其實又只許官府經營，目的是在從中抽稅，而不是禁酒本身了。
上頭嚴令之下，地方上也不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是雷厲風行地查出早就盯上的各處私釀，或收編或搗毀。一時間鄴城及各郡縣周圍的大釀造坊都清掃一空，隨之而來的，是酒肆重新開張，但擺上案幾的，都是打上了官府專賣標示的新酒。
對此，參與了私酒釀造販賣，現在又被抄家的貴族、豪長、官吏，投機商人們自然叫苦不堪，可酒水的消費者們對此還是持歡迎態度的。雖然官府專賣的酒比起私釀貴了一些，可勝在質量，尤其是那些外界不知其製法的烈酒、清酒，更能賣出天價。
這些酒榷收入對於入不敷出的趙國財政而言，猶如一劑強心針。酒榷政策實行後，僅僅是通過釀酒銷售，太府即可以獲得百分之二十的盈利。如果再加上高額的釀造利潤——官府的作坊每生產一千鍾釀酒，至少可得到二十萬錢的盈利，其收入無疑是一筆很大的數字，確實能夠解決財政上的匱乏。
二三月份時，在「寓禁於徵」里嘗到了甜頭的趙國太府，又連續出台了幾項專賣政策。
首先是重申了趙國幣制，以黃金和五銖錢為唯二指定流通貨幣，廢棄刀幣、布幣等幣種，嚴禁郡縣和民間鑄錢。這次幣制改革基本解決了私鑄銅錢、幣制混亂的問題，穩定了市場和流通。更重要的是，自此以後，不但是趙國九郡，連魯、衛也被剝奪了鑄幣的權力，轉由太府下轄的「鄴城三官」（鍾官、技巧、辨銅三官），分別負責鼓鑄、刻范和原料。趙無恤這是狠下心來要狠狠吃一筆鑄幣稅了！
與之同時進行的，便是更加霸道的改革：鹽鐵專營。
「鹽專營」，即趙國官府明確規定不論是太原的大鹵澤、河東的安邑池，乃至於各地煮出來的土鹽，統統屬於國有，販賣私鹽乃是死罪！在生產上實行官督民產，規定百姓在特定時間、特定地域煮鹽，交付郡縣的均輸官、平準官統一收購、統一運輸、統一銷售。
其實食鹽由國家專營，並非是秦漢才有的東西，而是管仲的創舉。
按照管仲「官山海」的理論，計然給趙無恤算了筆賬：「一個具有千乘兵車的大國，100萬的總人口，每人每月徵收3錢，一個月也就300萬錢；但只要每升鹽加價1錢，按照戶籍實行計口售鹽，每月即可多得300萬錢，已等於每月3錢高額丁稅帶來的收入，就算打個折換算成糧食，也是一筆了不得的數量了……」
「鐵專營」與此類似，作為一種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