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篇 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近現代文學 海宇同聲哭鄭君——王國維

此公治學方法極新極密,今年僅五十一歲,若矮延十年,為中國學界發明,當不可限量

——梁啟超

十七年家國久魂消,猶余剩水殘山,留與纍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籤新手觸,待檢玄文奇字,謬承遺命倍傷神。

——陳寅恪

中國的詩話和詞話歷來發達,在用詞話這種形式評論詞作、闡發詞學觀點的無數著作中,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以其深厚的哲學功底,敏銳的美學眼光,以及對詞的獨特理解,成為近代以來影響最大的一部詞學著作。

王國維,初名德楨,後改國維;字靜安,亦字伯隅;初號禮堂,後更為觀堂,又號永觀;1877年12月3日出生於浙江海寧;1927年6月2日自沉於北平頤和園內昆明湖中,以50歲的大好年華為自己划上了悲劇的句號。

王國維少年時期受到了較多的舊式教育,但對舊學興趣並不大,常讀塾師規定以外的書籍。15歲左右才華開始顯露,被推為海寧四才子之第一。然而科舉場上的接連失利,使他選擇了「棄帖括而不為,繼舉業而不就」的道路,開始了另一條學習之路。22歲時,王國維到上海,先在梁啟超的《時務報》工作,後又在羅振玉的東文學社學習,很得羅器重,由羅資助留學日本,回國後歷任南洋公學等校教師、學部總務司行走、圖書館編譯、京師大學堂教習。辛亥革命後,王國維曾在溥儀宮中作溥儀老師,以清朝遺老自居,後應清華大學之聘,任研究院教授,終因難割斷與前朝的精神紐帶,內心衝突不能自已,投身昆明湖。

王國維是近代以來最有成就的學者之一,一生學術成就斐然,對甲骨文、金石器物、古代史、西北史的研究造詣都很深,在戲曲、詩詞方面的研究也極見功底,而且善作詞,自雲「雖所作尚不及百闋,然自南宋以後,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15冊第21頁)。他的著作甚豐,在文學研究方面的貢獻,除研究古代戲曲的《宋元戲曲史》等外,還有《人間詞話》。

《人間詞話》是王國維詞學觀點的一次全面性總結。它是針對清代詞壇、總結五代以來詞的創作經驗的產物。清代以來,詞壇諸家,大都籠罩在南宋詞的影響下,王國維認為這是詞的衰落,是南宋到清代詞的不幸。他認為,根本的問題是南宋以來的詞人只求文字聲律而不求「意境」或「境界」。因而,他提出了「境界說」,企圖以此糾偏補弊,端正詞的創作方向。

「境界說」是《人間詞話》的基本論點,也是王國維詩詞美學的核心。在《人間詞話》中,第一條就開宗明義提出了「境界」在詞創作中的絕對地位:「詞以境界為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那麼,究竟什麼是境界呢?王國維認為:「境非獨謂景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可見,王國維所謂的有境界的作品,不僅是對客觀事物的形象化描述,而且包含著詩人的獨特感受和感情色彩。

在王國維看來,境界不僅有賴於內容,而且還有賴於對作品內容的表達。他說:「境界有二:有詩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詩人之境界,惟詩人能感之而能寫之……若夫悲歡離合、羈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詩人能寫之,故其入人者至深,而行於世者尤廣。」言下之意,詩人的作品之所以能感人,一是由於作者獨特的感受力、觀察力,能於常見之處發見其獨特的東西;二是由於詩人「能寫之」,具有常人不具的表達能力。所謂「紅杏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便是指的這種感知力和表現力的特殊。王國維把「境界」視為評價詩詞的根本標準,認為「文學之工不工,亦視其意境之有無與其深淺而已」。

王國維按照審美範疇把境界分成「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兩種:

「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有我之境也。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鳥悠悠下」,無我之境也。

以感情傾向是否在作品中明顯表露出來對抒情方式進行了區分,反映了物與我,我觀物的方式上的區別。從嚴格意義上講,這二者並無高下低劣之分,不過王國維的態度確實是更欽慕「無我之境」的,「無我之境」體現了中國文學的一種理想,體現了儒道兩家文化對人格的理想追求。

圍繞著境界的創造,王國維《人間詞話》中還論述了作者的修養、創作技巧等問題。他認為,作者必須有「內美」和「修能」兩個方面的修養。就「內美」而言,詩人最優良的品質是「真」,所以他喜歡李後主之無世故之態,讚賞納蘭性德的真切、自然,無矯揉造作。而能力方面,他認為作家要「能入」,「能出」,進入對象,又高出對象,方能寫出真實深刻的作品。

「境界」之說本是源遠流長,然而王國維之前所論「意境」、「境界」者,多是一些空洞理解,或者抽象界定,缺乏具體準確明白的闡釋和專門的系統研究。王國維在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發展出了系統的「境界」理論,將印象的、即興的、評點式的改變為思辨的、理論的、系統化的,以「境界」為理論核心,構架了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有著劃時代的意義,其影響至今不衰,對文學理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而他在《人間詞話》中運用的西方理論思辨方法,吸收了西方文學的理論成果,也為當時中國文學研究詩詞的學者合理引進西學開闢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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