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有作聖人的潛能。他可能成為實際的聖人，只要他遵從他的良知的指示而行。換句話說，他需要做的，是將他的良知付諸實踐，或者用王守仁的術語說，就是「致良知」。因此，「致良知」就成了王學的中心觀念，王守仁在晚年就只講這三個字。
——馮友蘭
《壇經》中記載：「時有風吹幡動，一僧曰風動，一僧曰幡動，議論不已。惠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
和這位偉大的哲學家惠能具有相似之處的是明代著名「心學」大家王守仁。《傳習錄》上記載：「先生游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云：『爾未看此花時，此花與爾心同歸於寂。爾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爾的心外。」（《傳習錄》下，《王文成公全書》卷三）
王守仁（公元1472年—1528年），今浙江省人，通常稱他為陽明先生，是傑出的哲學家和有名的政治家。1525年，田州土司因不滿由政府任命官員代替世襲制度，起兵造反。明王朝任命王守仁去廣西平亂。在赴任的途中，王守仁上疏認為亂事的起因乃是兩廣官員「因循怠弛，軍政日壞」，「非一朝一夕之故」，「當反思其咎」，「自責自勵」；又認為「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建議宜撫不宜剿。當年年底，王守仁來到南寧，兩廣、江西、湖廣四省數萬大軍也雲集南寧。王守仁按照他宜撫不宜剿的既定方針，一面派代表同田州土司談判，一面下令前方軍隊全部後撤以示誠意。1528年2月，田州土司頭目盧蘇、王受來到南寧投降，其部下17000人全部免罪遣散回家。這場動亂就這樣平息下來，並未妄殺一人。這一事件表現出王守仁超凡的政治智慧。
他早年熱誠地信奉程朱；為了實行朱熹的教導，有一次他下決心窮竹子的理。他專心致志地「格」竹子這個「物」，格了七天七夜，什麼也沒有發現，人也累病了。他在極大的失望中不得不終於放棄這種嘗試。後來，他被朝廷謫貶到中國西南山區的原始的生活環境里，有一夜他突然大悟。頓悟的結果，使他對《大學》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領會，根據這種領會他重新解釋了這部書。就這樣，他把心學的學說完成了，系統化了。
王守仁的語錄，由他一位弟子筆記並選編為《傳習錄》，是今天我們理解接近王守仁的最重要的資料。
《傳習錄》中有一段說：「先生曰：『爾看這個天地中間，什麼是天地的心？』對曰：『嘗聞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什麼叫做心？』對曰：『只是一個靈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間只有這個靈明。人只為形體自間隔了。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地鬼神萬物，離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卻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如何與他間隔得？』」
由這幾段話，我們可以知道，王守仁的宇宙的概念，是什麼意思。在他的這個概念中，宇宙是一個精神的整體，其中只有一個世界，就是我們自己經驗到的這個具體的實際的世界。這樣，當然就沒有朱熹如此著重強調的，抽象的理世界的地位。
王守仁也主張心即理：他說：「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傳習錄》上，《全書》卷一）又說：「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答顧東橋書》，《傳習錄》中，《全書》卷二）從這些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朱熹與王陽明的不同，以及倆人所代表的學派的不同。根據朱熹的系統，那就只能說，因有孝之理，故有孝親之心；因有忠之理，故有忠君之心。可是不能反過來說。但是王守仁所說的，恰恰是反過來說。根據朱熹的系統，一切理都是永恆地在那裡，無論有沒有心，理照樣在那裡。根據王守仁的系統，則如果沒有心，也就沒有理。如此，則心是宇宙的立法者，也是一切理的立法者。
此外，系統的代表王守仁哲學觀點的概念有「明德」、「格物」、「用敬」、「良知」等。關於「良知」，有一個故事說，有個王守仁的門人，夜間在房內捉得一賊。他對賊講一番良知的道理，賊大笑，問他：「請告訴我，我的良知在哪裡？」當時是熱天，他叫賊脫光了上身的衣服，又說：「還太熱了，為什麼不把褲子也脫掉？」賊猶豫了，說：「這，好像不太好吧。」他向賊大喝：「這就是你的良知！」故事說明人人都有良知，良知是他的本心的表現，通過良知他直接知道是為是，非為非。就本性而言，人人都是聖人。為什麼王守仁的門徒慣於說「滿街都是聖人」，就是這個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