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春秋後期到戰國中期的200多年間，社會上出現了思想解放，學術自由，「百家爭鳴」的局面，標誌著我國古代文化的高度繁榮，它所達到的成就是古代任何一個發展階段都難以企及的。兩千年的封建文化，都可以在先秦文化中追尋到它的根源，即便是現代中國的許多思想也都淵源於此。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對於中國的意義甚至可以和古希臘文明與歐洲文化相媲美。
春秋戰國數百年間，各國互相攻擊，爭戰不休。為了在對抗中取得優勢，各國統治者均十分重視人才，從而形成了禮賢下士的養士風氣。在養士之風下，文人學者不必為生計發愁，轉而將精力專註于思想的整理和推進上。當時前人的文化成果已經得到較好的整理。儒家先後編篡出《周易》、《尚書》、《詩經》、《三禮》、《春秋》等重要典籍。各家各派的論辯，多半以歷史文獻為立論的前提。
在這一階段紛紜繁雜的流派中，對社會影響最大的有儒、墨、道、法幾家。各派都試圖對人類歷史作廣泛深刻的探討，以從中摸索出社會發展變革的道路。他們之間互相批評，相互鬥爭，幾乎貫穿春秋末至戰國後期的數百年時間。
儒家由孔子創立於春秋末年。孔子思想中最突出的一點是崇尚西周的制度，提倡仁愛，主張禮治，把宗法封建制加以理想化。孔子還開創了私人講學的風氣，有弟子三千人，在當時贏得了崇高的威望和聲譽。孔子之後，又出現了孟子，他進一步推動了儒家學說的發展。
墨家學派創立於戰國初年，與儒家並稱兩大顯學。墨家主張「兼愛」、「非攻」，代表了下層人民的利益。兩大顯學在戰國初期展開了學術爭鳴。
道家則以道為最高範疇展開自己的思想理論，它對中國古代文化的貢獻主要在哲學和美學方面。一部《道德經》蘊藏著無窮無盡的智慧，被後世道教視為無上聖典。
以韓非、李斯為代表的法家則代表了春秋戰國以來逐漸興起的地主階級的利益，符合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的需要。它雖然被各家學派指現為「刻薄寡恩」，卻適應時代的需要，在戰國後期達到鼎盛，成為秦始皇統一天下的利器。
各家學派在眾多的領域中既相互對立，形如水火；又相互影響，相互吸收，相互促進。它們共同促成了文化學術的繁榮，使春秋戰國成為我國歷史上最富於創造力的時代。我們可以借用恩格斯對古希臘文明的讚譽：沒有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就沒有現代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