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封建社會長達兩千年之久，歷朝歷代賦稅制度多有變革，時而增加名目，時而又將眾多名目合而為一。但其中卻有一條根本的規律，由於最早是由黃宗羲提出，所以稱為「黃宗羲定律」。黃宗羲認為，稅種繁多時雖有官吏從中漁取私利的弊端，但這些稅種包括了能夠「巧立」的一切「名目」，使後來者難以再出新花樣。合而為一之後，名目盡失，就正好為後人新立名目創造了條件。時間推移，人們「忘了」今天的「正稅」已包含了以前的雜派，一旦「雜用」不足，便會重新加派。黃宗羲精闢地將這一道理總結為「積累莫返之害」，後人則因此稱之為「黃宗羲定律」。
比如，唐初的租庸調製度本來分為土地稅（即「租」，徵收穀物）、人頭稅（「庸」，徵收絹）和戶稅（「調」，徵收麻布）。晚唐楊炎改革為兩稅法，全都以佔有土地和財產的多少為標準來徵收，表示沒有了戶稅和人頭稅的名目，實際上卻都已併入土地稅中。相沿至宋朝，一直沒有從中減去戶稅和人頭稅，然而卻在此之外又開徵新的人頭稅目（「丁身錢米」）。後人習以為常，認為「兩稅」只是土地稅，「丁身」才是戶稅和人頭稅，其實那是重複徵收的。如果當初不把庸、調之名目取消，何至於此？所以楊炎的稅制改革一時有小利，卻給後世留下大害。
到明代，在兩稅、丁口稅之外，又征勞役（力差）和代役租（銀差），本來是十年輪一次的。嘉靖末年改革為一條鞭法，把兩稅、丁口、差役和各項雜派全都歸併到一起徵收，原來每十年中輪值一年的差役負擔，如今分攤到十年里徵收了。這實際上是把銀、力二差又歸併到了兩稅中。但不久每到輪值之年，各種雜役又紛紛派了下來，後人習以為常，認為「條鞭」只是兩稅，而雜役則是該著輪流當差，誰知道那也是重複徵收的？如果當初不取消銀差、力差的名目，何至於此？所以一條鞭法也是後患無窮。
到明末，朝廷又先後加派舊餉（遼餉）500萬兩，新餉（剿餉）900萬兩和練餉730萬兩。戶部尚書倪元璐要改革，又把三餉歸併為一，實際上是把這些雜派又併入了正稅（「兩稅」）。清初人們以兩稅之徵為理所當然，豈知其中包含的三餉加派正是導致明朝滅亡的原因之一！設若三餉之名目不改，人們或許還會顧其名思其義，知道這是稅外的加派，以後再加不得了。這樣每改革一次，負擔就加重一層，老百姓還有生路嗎？
就這樣，歷史上每搞一次並稅改制，就會催生出一次雜派高潮。現代有史學家把這「黃宗羲定律」用公式表示，即：
兩稅法=租庸調＋雜派；王安石役錢法=兩稅法＋雜派=租庸調＋雜派＋雜派；一條鞭法=王安石稅法＋雜派=兩稅法＋雜派＋雜派=租庸調＋雜派＋雜派＋雜派；倪元璐稅法=一條鞭法＋雜派=王安石稅法＋雜派＋雜派=兩稅法＋雜派＋雜派＋雜派=租庸調＋雜派＋雜派＋雜派＋雜派；地丁合一=……=租庸調＋雜派＋雜派＋雜派＋雜派＋雜派。
「黃宗羲定律」所反映的實際上正是專制王朝時代的又一個怪圈。
唐朝建立以後，面臨著嚴峻的社會問題。隋末農民大起義極大地破壞了社會生產力，人口大大減少，無主荒地增多，政府收入大不如隋朝鼎盛時期。為穩定統治基礎，增強國力，唐朝前期政府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調製。
均田制始自北魏，歷朝多有變更。唐初為恢複生產，保證稅收，在隋代均田制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唐於武德七年（624年）、開元七年（719年）、開元二十五年（737年）三次頒布均田令，取消了前朝奴婢、婦女及耕牛受田的規定，放寬了土地買賣的限制。
政府頒給成年男子（21-60歲）和18歲以上的未成年男子各授永業田20畝，口分田80畝，其他為戶者和老、寡、病、殘等，授口分田、永業田不等。貴族和五品以上官可依品級請受5頃至100頃永業田，勛官可依勛級請受60畝至30頃勛田。授田有寬鄉、狹鄉之別，遷徙、買田、授田規定不同。永業田可以世代繼承，政府不再收回。擔任政府官員的有職分田，官署有公廨田，收入充俸祿和辦公費用。
在均田制的基礎上，唐政府在賦役制度上實行租庸調製。租庸調製源於北魏到隋朝以來的租、調、力役制度。男丁每年交粟2石，叫做「租」；每年服役20天，或每天以絹3尺（或布3.75尺）代役，叫做「庸」，也稱「輸庸代役」；每年交絹2丈，綿3兩，或者交布2.4丈，麻3斤，叫做「調」。合而為租庸調製。
租庸調製的特點是以丁為徵收單位，不願服徭役的可以交絹來代替。這個制度為唐王朝聚斂了巨額的財富。據史書記載，到公元749年，全國的糧倉存糧9606萬石，以當年應負擔賦稅的男丁計算，每丁平均12.5石，相當於他們六年多的租額。
均田制和租庸調製的實施，對唐初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促使勞動力與土地結合，保證政府賦役來源，協調統治階級內部矛盾，起到了積極作用。均田制實施範圍和實施程度學界看法不一，但授田不足確為普遍現象。唐均田令中對口分田買賣限制的放寬，體現了土地私有制因素的增長，普遍以庸代役，則體現了國家對農民人身依附關係的鬆弛。
唐高宗以後，土地兼并加劇，農民逐漸破產流亡，均田制逐漸遭到破壞。按人丁為徵收賦役的基本對象的租庸調製，與土地佔有狀況已不相適應，唐朝政府開始逐漸調整徵收原則和內容。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正式實行兩稅法，均田制和租庸調製遂名實俱廢。
隨著土地買賣和兼并的盛行，唐初以來實行的均田制逐漸遭到破壞，農民受田普遍不足。政府又不斷加重賦稅，致使許多農民破產逃亡，政府控制的納稅人數越來越少，財政收入減少。這樣，租庸調製行不通了，公元780年，唐政府根據宰相楊炎的建議，頒行兩稅法。
兩稅法規定每年分別在夏秋兩季徵稅，「兩稅法」的名稱即由此而來，它的特點是按土地和財產徵收賦稅，取消了人頭稅。政府根據每年的開支確定賦稅總額，然後攤派徵收。以公元779年的墾田數作為攤派稅額的標準，租庸調和其他雜稅全部取消，按土地和財產的多少徵收地稅和戶稅，商人在所在的州縣納稅，稅率為資產的三十分之一。
兩稅法的特點是從按丁徵稅轉為按財產徵稅。它從法律上取消官僚地主的免稅特權，擴大了徵稅面。同時，它將各種捐稅加以合併，體現了賦稅的發展規律，是中國稅制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但是，勞動人民的負擔依然很重。
809年，詩人白居易在詩中寫道：「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從詩中可見無論稅制如何改革，勞動人民的負擔並不可能減輕太多。兩稅法一直實施到明朝中期，頒行「一條鞭法」後才廢止。
在以農業立國的封建社會裡，土地是最基本的生產資料，依附於土地的人口及其所承擔的稅收則是國家的根本。凡一國承平日久，則土地集中的趨勢愈來愈明顯。少數地主佔有大量的土地，大批農民則無田可種，或者租種他人田地，或者流亡他鄉淪為流民乃至餓死。土地集中、人口因流亡減少所造成的後果是極為嚴重的。不但國家的賦稅因之減少，地方勢力的擴大、飢餓流民的暴動甚至會影響地方安危和國家根本。因此，各朝在立國之初，多半會採取措施重新確認土地的所有權，使更多的人獲得土地。並使大量佃戶、奴僕從地主豪強的蔭庇剝削之下解放出來，為中央政權直接控制，藉此縮小貧富差距，穩定社會治安，增強國家財力。
中國的封建社會到了明朝，便發展到了封建專制的頂峰，在人口戶籍的土地登記和管理上也達到了極為嚴密的地步，黃冊和魚鱗圖冊就是這種手段控制的產物。所謂黃冊，乃是戶籍記錄，因以黃紙為封面而得名，政府科派差役也以此為據。所謂魚鱗圖冊則是將土地的形狀、大小繪製成圖，並於其側登記土地情況和所有者姓名，因土地彼此連綴、其形似魚鱗而得此名。
明朝推行保甲制度，十戶一甲，十甲一里，每里編為一冊。里甲的民戶要互相了解丁口職業，互相作保。通過黃冊，政府把全國的人口都編入記錄之中，再通過里甲等基層單位來徵收賦役。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命國子監生武淳等分別巡行州縣，全面清丈土地，查實田畝。在此基礎上編製了魚鱗圖冊，確認了元末農民起義後經過劇烈動蕩的土地所有權，使一部分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得到了土地。洪武二十六年，核實天下土田，總計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是明代見於記載的耕地數額最多的一次，這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洪武二十年的土地丈量。
黃冊和魚鱗圖冊的推行，使大量隱瞞的土地、人口重新歸於政府的控制管理之下，增加了政府的財力和人力，穩固了國家的統治基礎，也打擊了大地主，增強了封建國家的實力。賦稅收入僅米麥一項，就由洪武十四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