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說……有在集中營倖存的人看到我的家人和另外一些人被德國人裝車帶走了，這些人每一個活著回來的，所以他們可能已經……」
黛娜縮在床角哽咽，這是林恩第一次看到她如此脆弱，心中頓時無限酸楚。
轉過頭望向窗外，海灘上，那些投降的德軍士兵仍在努力排雷，不遠處的海堤上，三三兩兩的平民或坐或站地觀望著。這些丹麥人究竟是以怎樣的心態看待這些昔日耀武揚威、如今可憐兮兮的德國人，林恩並不特別想知道答案。在他的印象里，丹麥是一個歷史很獨特的國家。最初日德蘭半島上居住的不過是些土著，日耳曼人迅速席捲了這一地區，維京人則在這裡紮下了根。在公元十世紀前後，維京人建立的王國空前強大（但是結構也很脆弱），丹麥王克努特一世甚至成為了英格蘭、挪威和丹麥的共主，但是這種輝煌來的快去的也快，在他死後，很快國家就發生了分裂，不過丹麥一直保持著一個強國的地位，不僅曾在一段時間內控制著現瑞典地區，更在長時間內佔領著挪威。對於歐洲的不少戰爭，丹麥軍隊也參加過，包括決定了俄國能否走向海洋的北方大戰。
到了拿破崙戰爭時期，丹麥與法國結盟，遭到了反法聯盟尤其是英國的攻擊，拿破崙帝國失敗後，丹麥失去了挪威，但對北德意志的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還保持著一定的影響力。普丹戰爭的失敗使這兩個地區併入了後來的德意志帝國，而一戰之後，丹麥又收回了丹麥人居多的北石勒蘇益格地區，從而形成了現在丹麥國家的大致國土。
到1940年德國入侵之前，這個小國還是一個寧靜祥和的桃花源一般的地方，國王克里斯蒂安十世威望頗高，面對著歐洲越來越濃重的戰雲，不少丹麥人希望他們還能像一戰的時候一樣躲過這場浩劫，但現實總與人們美好的願望背道而馳，1940年4月9日，德國軍隊入侵丹麥，而這個國家的小小軍隊根本對此毫無準備，德國軍隊只付出了極小的代價（說法從12人到56人不等）就佔領了它，德國公使遞交了一份備忘錄給丹麥政府，宣稱：「……德國現在和將來都無意干涉丹麥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丹麥過往和首相鑒於德國人保證不加干涉，也在4月9日發表了一項聲明，在抗議之下承認佔領這一事實，命令人民不要進行任何反抗，並呼籲他們遵守秩序和保持克制。這種態度無疑是頗為奇特的，但是鑒於國王的威望，大多數丹麥人接受了這一現實。
與德國佔領的其他國家比起來，丹麥人至少在理論上和德國人享有平等的主權，國王和內閣則更多地採取一種消極對抗的態度與德國人周旋，但是隨著德國戰爭機器的勝利，丹麥也不得不作出了一些讓步。1940年7月，親德的斯卡韋尼烏斯擔任外交大臣，他發表了贊成丹麥和德國「合作」的宣言。1941年11月，在他的極力推動下，丹麥加入了反共公約。然而，圍繞這一問題的爭奪強烈的刺激了丹麥人，大大增加了他們的恥辱感，丹麥駐外的許多外交官員也先後宣布脫離丹麥政府，僅僅作為「自由丹麥運動」（一個主要由僑民組成的抗戰組織）的代表，而在此前，丹麥駐美代表主動同美國締結了一項條約，使美國能夠使用丹屬格陵蘭島上的基地。丹麥政府覺得不得不把他撤職，不承認那個協定（雖然他們後來默認了它）。另外，還有大約80萬噸的丹麥船舶在為盟國服務，再加上一些從丹麥國內逃出的政治人物，在國外的抵抗運動不斷得到加強，儘管由於國王和合法的政府仍在丹麥，尤其是國王的存在使抵抗運動呼籲國內民眾進行反抗的聲明無法得到最佳的效果，但這種力量的增加很快就會讓德國人感到壓力。
在佔領的初期，丹麥的抵抗活動是零星和微弱的，以至於德國人可以把它視為一個「模範保護國」，但是從1942年夏天開始，隨著德國戰爭勝利希望減小和外國指揮能力的增強，丹麥的抵抗活動也在不斷增加，儘管丹麥首相，工會領袖甚至國王都作了停止「破壞活動」的呼籲，但是情況並無好轉。德國人採取了兩手措施，一方面他們任命維爾納·貝斯特博士為德國全權代表，以便加強對這個國家的控制，另一方面他們迫使國王於1942年11月任命親德的斯卡韋尼烏斯為首相。
不過，丹麥的納粹黨基本上算是一個「扶不起來的阿斗」，在1943年3月舉行的議會選舉中（這種選舉可說是德國人對佔領區「空前」的讓步了），丹麥納粹黨僅僅獲得了2%左右的選票，加上其領袖弗里茨·克盧森的無能，德國人不久就放棄了對這個黨的支持，而轉而支持一些軍事性的組織，比如馬廷森的「丹麥自由軍」（在東線作戰的丹麥人部隊）和「沙爾堡軍團」（保安部隊）
同時，隨著德國人對丹麥勞動力和資源的剝削越來越嚴重，以及丹麥人逐漸了解到德國戰爭機器的疲態，盟國對大陸轟炸加強等等加在一起，促成了抵抗和破壞活動的進一步增加。1943年8月初日德國人遞給丹麥政府一份最後通牒，要求實行戒嚴令，對進行破壞活動和攜帶武器者處以死刑，甚至要求在德國法庭根據德國法律審判破壞分子，但是丹麥政府拒絕了這一要求。於是德國人親自動手了，他們宣布戒嚴，解散了政府和議會，國王實際上成為一名戰俘，陸海軍軍官都被拘留起來。丹麥的常任官員辦理日常的行政工作，德國人則在他們上面承擔起了對丹麥的直接控制。不過這也使原來分裂的抵抗運動團結起來，成立了「自由委員會」，主張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在破壞為德國利益服務的重要工業和交通運輸事業方面。
1943年10月，德國人開始了逮捕丹麥猶太人的行動，但是由於消息早就走露了出去，加上丹麥的反猶主義思想遠沒有那麼強烈，絕大多數的猶太人都得到了保護，逃往瑞典，被押送處境的不到500人。在這個行動之後，1943年10月，貝斯特宣布緊急狀態已告結束，但是隨著抵抗活動越來越發展，德國人對於這一情況逐漸變得忍無可忍。1944年6月，貝斯特宣布實行宵禁，這無疑極大地激怒了丹麥人，畢竟這是這個北歐國家白晝最長的時候，這種命令顯然是一種公開的侮辱，6月30日爆發了大罷工，提出了撤走沙爾堡軍團，解除宵禁，恢複各項供應和交通，以及保證對罷工者不採取報復的要求。7月4日，在其軍事同僚和經濟顧問的反對，以及多多少少考慮到德國當時不利的戰爭形勢，貝斯特接受了罷工者的要求，但這種情況並沒有持續太久。
隨後，蓋世太保這個原來在丹麥只扮演次要角色的組織趁機控制了權力，8月初它們在丹麥從德國軍事法庭方面接管了司法權，京特·潘克成為了實際的統治者，但是抵抗運動並沒有被壓制。在丹麥警察被在實際上消滅後，丹麥的情況越來越失去控制，儘管德國人不斷進行鎮壓，但是抵抗活動已經無法撲滅。在戰爭的最後時刻，丹麥的狀況也變的相當惡劣，尤其是食品和燃煤缺乏，再加上德國難民和傷員到達丹麥造成的混亂，以及戰爭末期德國人自己的精神和心理狀態，使得丹麥人在戰爭中或許第一次感覺到了痛苦的滋味。儘管如此，丹麥人還是沒有像有些國家那樣，爆發一次「大起義」，但在1945年的5個月中，丹麥游擊隊的破壞活動達到1301次，對於這麼一個小國來說，這樣規模的破壞行動足以說明丹麥人的憤怒和決心。
在沉默中度過了整個小時，黛娜終於淚眼婆娑地抬起頭來看著與自己同出丹麥卻屬於日耳曼種族的丈夫，區區四個月的新婚生活給她帶來了很多快樂和憧憬，然而有朝一日回到故土，卻發現自己不得不面對這些殘酷的現實，也許更讓她覺得難以接受的一點是，自己的丈夫不僅獲得了阿道夫·希特勒頒發的帝國榮譽騎士頭銜，還在禪精竭慮地為這個在政治上已經死亡的帝國工作，甚至成為它走向復興的一支強有力推動。
「這樣的日子……我們還要過下去？」
帶著像是被小刀劃著的心痛，林恩仰起頭，久久才答道：「是的。」
「為什麼？」黛娜滿臉淚痕，也正是這樣的氣氛，讓林恩開始後悔為何不找個理由搪塞，從而避開丹麥這個棘手的地域。
「箭已離弓，再無回頭的可能。」林恩沉沉地回答。
又是許久沉默。
「你的家人怎麼樣了？」黛娜聲音很輕很輕地問說。
林恩側轉過頭：「不知道，戰爭結束後就沒有他們的消息了……我想作為一個為德國軍隊貢獻了兩個男丁的日耳曼家庭，他們在丹麥的日子會非常艱難，也許會和德國難民一起被遣送回德國。」
「那你不想知道，也不想以你的力量幫助他們？」黛娜似乎是在以側面迂迴的方式說動固執的丈夫。
林恩低下了頭：「想，但……現在也許還不是時候。戰爭雖然結束了，但這個世界上仍有許多人處於苦難當中，我的家人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份子。我希望通過我的努力拯救他們全部，這樣的路既艱辛又遙遠，沿途充滿了危險，甚至與我最初的設想背道而馳，但我終究站在了這裡，站在泥潭中抬頭仰望星空。